陶杰：提问有罪

中国人无法走上民主之路，除了黑格尔观察所得：国民个性守旧，视一切新的事物为威胁；黑格尔没有去过中国，不知其中因由细节。

中国文化缺乏逻辑学。但中文的“学问”、“思辩”，却指学而加“问”、思而复“辩”的双向道。

凡求学必有疑问，有思考必有争辩、而“问”和“辩”，必有相对的两方。既有两方，亦必有被问的那位老师答不出来的问题，也有答辩的那方哑口无言的时候。

学问和思辩，必先在师生之间发生。但中国的儒家讲“尊师重道”，其强调单方面的灌输，压抑另方面的反问与抗辩，所以此一文化传统教出来的知识份子，极易变为奴才。

希腊欧几里德发明了几何学，而中国人也很久之前懂得“天圆地方”。

到底何谓“圆”，在中国数字中并无踪影，仅求得正确之圆周率一项。

但希腊的几何学，除了圆形，还有直线与三角等与圆交集的复合发现，其中演绎出“定义”、“证明”、“公理”。

西方的几何学，完成了一套成熟的逻辑思辩机制。

中国人认为，于前辈学人提出任何异见，视为大不敬，不知道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

偶有邓小平在向华国锋夺权之际，当北京西单出现质疑一党专政的大字报，当此“一党”在邓小平的眼中即华国锋，邓小平方短暂鼓励西单民主墙的辩论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但是邓小平并非尊重思辩、更绝非容许言论自由的人。一旦由华国锋手上夺得权力，即刻将“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此一语收回，魏京生即以言入罪囚十五年。

今日的中国人仍将邓小平奉为“伟大的改革工程师”，包括许多在西方受过教育回来的“精英”，对于“伟人”之要求门槛极低，显示了此一民族思维能力的限度，以后来者之倒退相比，寄以怀念，令人发笑。

古希腊柏拉图与阿里士多德师生之间，时时辩论。柏拉图有亲信的学生三名，与阿里士多德争辩。有时是三对一，柏拉图不说话，阿里士多德面红耳赤。有一次柏拉图三个门生均无到场，阿里士多德复仇，率领一批徒众赴会，此时柏拉图年老，记忆力衰退，阿里士多德一连串迅速的诡辩，令柏拉图哑口无言。

柏拉图失败之后，笑一笑说：“他像一匹小马踢母马一样，把我踢倒了。”

西方遂有了理性辩论的传统，于此而有了宽容和自由，并无中国人“对人不对事”的情绪仇恨，直到今日的白左面对川普。

有人会指出，先秦时代，墨子和公孙龙都开过辩论风气，但几千年前昙花一现，没有用，短暂的光辉不成细水长流的传统，永久中断了，即是不存在。

今日无论就“一国两制”、瘟疫、美中冷战，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若中国人主动开口谈论政治，你大可先沉默十分钟，观此人夸夸而谈，从中即知其有无基本理性能力。十之八九，在十分钟内，你笑而不语即可知晓，可与之转换饮食玩乐等口腔话题，然后看手表，寻思何时可节省生命光阴，称有事提早离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