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对贸易的规定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Tucker撰文／赵孜济编译）

美国最高法院已就唐纳德‧川普（特朗普）总统广泛使用贸易权力的行为听取辩论。两党阵营立场鲜明：共和党认为川普总统是正确的，而民主党则希望限制他的权力。这些显然是党派性的论点，并未触及历史沿革或法律本质。宪法之所以将贸易权力赋予国会，自有其充分理由，因此，最高法院亦有正当理由恢复此种权力之平衡。

《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定，国会拥有“征收和收取税款、关税、进出口税和消费税”的权力，以及“规管与外国贸易”的权力。此处并无任何保留条款或例外规定。显然，开国先贤意在将国际贸易权力归属立法机构。国会曾在不同时期将此项权力移交给行政部门，而此权力至今仍由行政部门行使。

让我们回溯这段悠久的历史。美国独立革命的爆发受到多种因素的激励，而贸易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东印度公司——英国最强大的工业垄断企业，把美洲殖民地作为重商主义工具，对新大陆的资源进行征税和剥削，其手段与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行径如出一辙。这使得美国人无法独立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回想一下波士顿倾茶事件。美国人乔装成印第安人，把茶叶倒进海港的这个巧妙举动，实则以是一种粗暴方式来传递信息：打倒你们的工业垄断。此事正彰显出此议题对开国先贤何等重要。

独立革命后诞生的第一套政府结构是《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它没有建立真正的中央政府，更遑论建立贸易权力。新成立的各州自行负责谈判自己的贸易协议，其中部分协议甚至是州与州之间的：纽约试图对新泽西征收关税，而康涅狄格则保护自己的产业免受罗得岛的竞争。你可以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读到相关细节——该文集为给即将出台的宪法争取支持，或许刻意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宪法之根本目的之一，即在美国境内建立自由贸易区：不设内部关税，以避免阻碍“国家贸易利益”的发展，并借此在对外贸易关系中取得更大之谈判优势。

然而，到了1780年代，每个人都已非常清楚，各州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并不会消失。北方各州正在工业化，可能希望某种形式的保护来抵御外国竞争；南方各州则以农业为基础，不仅想要维护奴隶制，还希望保持外国出口市场的开放。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大讽刺之一：南方尽管拥有奴隶制度，却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正在工业化的北方，则支持采取某种程度的贸易权力和保护主义措施。

那该如何处理？将贸易权授予总统，会引发争议，因为他可能会推行让其当选的政党的政策，偏袒某一地区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群体。这种情况必然会发生。开国先贤们知道这一点，并预见到，仅此一项可能就足以把年轻的国家撕裂。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创新的安排。它摒弃了旧大陆的重商主义制度，其中商人游说宫廷来获取特权。相反，他们把权力授予两院制的国会。众议院通过直接选举代表人民，而参议院则由各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这意味着参议院始终能以完美的平衡代表各州利益。将贸易权力赋予国会，必然会防止某个地区利益压倒其它地区利益。

你看到这里的天才构思了吗？这确实是正确的制度设计。虽然不足以阻止贸易争端在奴隶制大争论的背景下激化。南北战争爆发，几乎摧毁了整个美利坚国家的构想。随后在战争的余波中，在1870年代至1890年代，国会仍维持了这项职能，并通过有限且具针对性之关税政策加以行使。

然而，1913年的第十七修正案引入了一个问题。它改变了参议院的性质，使其成为众议院的另一版本——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破坏了开国先贤的原始构想，并最终影响了贸易政策。1917年的《与敌贸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实际上就是将贸易权力收归国家掌控，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以逆转。

1930年，股市崩盘，国会的第一反应是通过高额关税来保护国内工业，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经济衰退随之加剧，而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s），便在新政政策失效的背景下被当成了替罪羊。由此揭开了把贸易权力移交行政部门的重大布局序幕。权力移交历经渐进过程，最终在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中达到顶点。

权力集中化的全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争议，及世界贸易组织之批准过程中，彻底显现。

这段战后历史的背后，始终存在着的假设是：行政部门比国会更能维护自由贸易的理念；1930年的灾难便是此理念的证明。这一理念维持了几十年，直至2016年，川普当选。我私下推测，建制派对川普干预这一稳定体系的恐惧，正是他们疯狂反对他的一个驱动因素。然而，我无法证明这一点。

无论如何，2025年再度掌权后，川普总统立即开始推行关税政策，将其作为首选外交手段。将关税作为他首选的外交手段。结果并未如外界预测的那般灾难性，在贸易谈判层面甚至带来了一些好处。然而，这套贸易机制对许多依赖进口的行业造成了严重扰动。

举个例子，进口意大利干面条的关税高达惊人的170%，这对追求正宗风味的小型意大利餐厅而言简直是天价，迫使他们不得不全面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原因何在？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正陷入困境、需要产业保护的本土面食产业。这些关税本质上是对美国企业征收的税负。

宪法背后的一项核心原则，就是通过多元且相互竞争的机构来制衡权力。这种制度结构源自痛苦的历史经验和对共和理念的深刻理解。直觉地讲：难道不觉得开国元勋不太可能想像贸易政策会像过去10个月般运作吗？确实如此。

最高法院必须厘清这段复杂的历史，并提出一个可行的原则来解决核心问题：谁掌管美国的贸易政策？宪法规定是国会，但国会传统上将此权力转交给了行政部门。难道国会可以仅仅因为不愿承担责任就轻易抛弃权力？

这正是核心问题所在。目前看来，对于经济健康和宪法完整性而言，最佳解方是国会收回其权力。诚然，此举未必能创造一个完美世界，但总比沿用一个开国先贤没有设计过的制度更为妥适。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What the Constitution Says About Trade”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