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isa Lim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书中，用不同的六四故事主角叙述了动荡夏天的创伤与真相。

在额头上拔罐的张铭成为作者选中的描写对象之一。他曾经是来自清华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之一，因所谓“反革命暴乱”被捕，出狱后从商试图走出六四的伤痛，并希望借由经济来改变中国，而非政治，不料再次被捕入狱。他最大的特征是在自己的脑袋上拔罐，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减轻坐牢时被殴打导致的慢性疼痛。他用拔罐拔去身体的疼痛，但他的人生轨迹更像是不断从自己的身体抽出六四的痕迹，出狱从商再入狱，从广场绝食到狱中。

张铭放弃了政治，放弃了生意，最后甚至再次用绝食抗议。中共向来提防有人自立山头，势力壮大掌握社会的话语权，通过经济来影响政治。那些被治理、收编的民企翘楚，以敢言著称最后锒铛入狱的改良者、文化人，都无一幸免，甚至家产都要变相充公。而张铭同时拥有的商业实力和“六四”资产，自然让中共讳莫如深。

而另一个被作者提及的，是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一事。 4月22日，当中国的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时，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入广场，带着愤怒和悲伤要求李鹏出来对话。由于等待总理的时间过长，张智勇、郭海峰、周勇军三位学生突然穿过武警的封锁线跪在人民大会堂前，把写着七条请愿的卷轴高高聚在头前，这种透着悲情的类似古代忠臣谏君的场面让很多学生流下泪来。然而四十多分钟过去，没有人来接见他们。

作者借吾尔开希这样形容这一场“下跪”：这是一种很封建的姿态，也正是他所憎恨的温顺与软弱。

绝食是六四学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标志，意图用生命的危险来获得执政者的关注和实现诉求。下跪诚然只是一个突来的插曲。然而，绝食与下跪并没有改变八九六四的轨迹。这种带着旧式色彩的“为民请愿”在政权眼中最后只是学生的“一厢情愿”，这场轰轰烈烈的自我牺牲式民主甚至在五月绝食结束后丝毫没有影响“四二六”对学生运动的定性。绝食带来的力量，让千万市民走向街头，成为六四主体的一部分，让中共总书记屈身恳求学生结束绝食、回到校园。绝食甚至让李鹏制作了一场对话学生的假戏码。但是绝食没能改变共产党，改变这个靠暴力起家，最后用暴力结束学运的独裁制度。绝食甚至有一些对“明主”的浪漫期待。

绝食与下跪的背后，是六四学生对共产党过分的小心翼翼。它不是一个需要民意的组织，所以它即使血染红了1989的北京，也可以不用带着任何悔意的走向它眼里接下来的“一百年”。它是一个靠着谎言维系的“纸老虎”，用金钱拉拢学者，用宣传粉饰历史，用虚假承诺欺骗国际，用法制人恐吓人心。只有违背自我的人才会有饭吃，所以人们不再讨论“六四”。学生领袖至今仍在说，我们当年温和的不曾提出任何打到共产党的口号。而他们犯下的最大的错恐怕就是没有真正的打倒共产党。

靠暴力建立的政权，不能以民意、民主为依归，最终只会被暴力推翻。这是历史的定律，也是必然。六四给到后世的警醒，就是不要寄希望于共产党，不要幻想其中有改良者，他有万千善意化身，最后都会被体制吞噬，共产党只有一个，就是最应该被推翻的那一个。相反，我们应该呼唤的是公民意识，是自主自决，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它决定自己发展的权力，是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政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