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现中产阶级革命的关键

2026年刚开始，全世界支持民主反对威权的人们就充满欣喜地看到了委内瑞拉独裁者的倒台，以及伊朗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反抗。值得注意的是，与前几年全球政治反抗中Z世代发挥了主要的推动作用不同，这一波反威权浪潮的引领著，不管是在委内瑞拉，还是在伊朗，都是作为威权政权以前的坚定支持者，以商人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而引爆抗争的，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下滑带来的社会不安。显然，经济因素已成为引发大规模抗议浪潮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内部经济压力是否会演变为一场“中产阶级革命”？

经济危机往往是威权政权崩溃的催化剂，这一观点可追溯到政治学理论中的“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该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于1970年提出，强调人们的不满并非源于绝对贫穷，而是预期与现实的落差。当经济繁荣期结束，中产阶级发现其生活水准下滑、机会减少时，这种“相对剥夺”感会转化为政治动员。

以委内瑞拉为例，自2013年马杜洛上台以来，该国经济因石油价格暴跌、美国制裁和内部腐败而崩溃。经济危机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率达数百万百分比，粮食短缺和医疗崩溃，中产阶级——如医生、教师和企业主——从原本的体制支持者转为反对派。他们不仅参与街头示威，还透过社交媒体组织资源，放大抗议声浪。到2025年，尽管马杜洛政权透过镇压维持权力，但抗议浪潮持续，导致数百人死亡和数百万人外流。这一模式显示，经济崩溃不仅侵蚀政权合法性，还迫使中产阶级寻求变革。伊朗的案例更为鲜明。2025年底，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崩溃，通货膨胀超过40%，制裁加剧了国内不平等。传统市场（bazaar）商人，曾是伊斯兰革命的支柱，却发起罢工，迅速演变为全国抗议。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员瓦拉德拜吉在半岛电视台文章中指出，这是经济边缘化导致的转变。

我认为，经济危机成为威胁威权政府的首要因素，迫使忠诚阶层反戈，这一逻辑在中国同样成立。2025-2026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房地产危机导致约70%家庭财富蒸发，青年失业率超过20%，通货紧缩抑制消费。与此同时，中国异议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数据显示，2025上半年抗议达2500起，增长73%，劳工抗议增加67%。农村抗议更激增70%，达661起，涉及土地征收和经济不公。中国的中产阶级曾受益于改革开放，视稳定为优先。但如今，他们面临薪资延迟、裁员和机会固化的沉重压力。相对剥夺理论在此是适用的，即：中产预期的高生活水准与现实脱节，导致失望和不满。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权合法性的危机。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进行积极抵抗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级目前倾向于消极抵抗。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由约翰·麦卡锡和梅耶·扎尔德于1977年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强调抗议需组织资源和机会窗口。而中国的中产阶级，纵使心中积累多少不满，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两项关键条件，“躺平”和“润出”国外成为他们目前的首先选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同样处于专制政权的压制之下，同样面临经济下行的挑战，同样具有庞大的心中充满失落与不满的中产阶级的中国来说，要走到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这一步，还欠缺关键的一步，那就是中产阶级与Z世代的结合。塞缪尔·杭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论强调中产与青年的联盟在转型中的角色：青年提供能量，中产提供资源，形成跨阶层运动。前些年多国的案例也印证了此点。在中国，白纸运动已见端倪：那就是以一场以中产阶级广泛的不满为基础，由青年世代带头引爆的大规模社会抗议。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并在某种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则革命火种或可能点燃。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和青年世代不能结合在一起，而是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那么拥有庞大资源的中共，将很容易将社会的反抗力量分解消化。

示意图（REUTERS/Tingshu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