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共超限战(6)：如何应对中共超限战(上)(图）

2026年3月22日，电影超限战下午在台北举行试映会，揭露了中国在中共病毒初期隐瞒关键讯息的真相。（宋碧龙／大纪元）

目录：

前言中国打败中共

一、“美国打败美国”与“中国打败中共”

1.共产主义的内部瓦解谋略：“美国打败美国”

2.中国≠中共：文明、合法性与西方的战略误判

二、新冷战及自由世界的战略困境

1.新冷战与冷战的对比及战略选择

2.美国丧失了冷战期间的两大战略优势

3.自由世界的战略困境

三、“传统中国”的复兴与中共的战略困境

1.美国的“文化内战”与中国的“文化复兴”

2.“中共的崩溃”与“中国的崛起”

（1）共产意识形态的破产

（2）中共组织体系的崩溃

（3）中共社会控制体系的瓦解

（4）中国的崛起

（5）区分“中国”和“中共”制定正确战略

3.中共的战略困境

四、“中国打败中共”：新冷战的关键转折点

1.新冷战的对抗特征：信仰与价值观的终极对决

2.“传统中国”的复兴对当代世界的意义

3.“中国打败中共”：自由世界的最佳战略选项

（1）支持“传统中国”的复兴

（2）推动自由信息的更广泛传播

（3）协助“自由中国”的建立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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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打败中共

中共的超限战并非单纯的战术或战略创新，而是一种根植于其核心意识形态的全面战争思维。

正如本系列第5篇《针对信仰的神魔大战》所揭示，中共奉行的共产主义以摧毁神性标准、传统信仰与伦理秩序等人类文明的根基为终极目标，其行为逻辑可视为一种“撒旦主义式”的毁灭工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与正常社会及自由世界无法真正妥协共存。

从作战模式来看，中共超限战超越了热战、冷战等传统战争形态，融合军事对抗、产业摧毁、经济控制、统战渗透、文化颠覆、间谍破坏…….等多维手段，是一种混淆战场与非战场、军工与民用、军人与平民等既有“界限”的，不受任何已有规则束缚的无底线作战模式。

正如中共军人在《超限战》一书中所言：“超越所有被称之为或是可以理解为界限的东西。不论它属物质的、精神的或是技术的；也不论它被叫做‘限’、‘限定’、‘限制’、‘边界’、‘规则’、‘定律’、‘极限’甚至是‘禁忌’”。

从作战对象来看，中共超限战并非仅针对某一国家或阵营，而是指向整个人类社会，其战略路径清晰可循：先牢牢控制中国大陆，继而对美国这一自由世界核心发起全面挑战，最终谋求全球控制。

当代国际关系中，新冷战格局已然成形，但其主要形态已与冷战大相径庭。这是一场由中共主导、超越传统对抗的超限战：对美国既展开军事角力，又进行文化颠覆，同时突破一切界限，目标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摧毁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大本营。

从战略目标来看，摧毁美国、控制全球也只是中共超限战的中间途径，而非终点。其终极目标是通过“暴力加洗脑”的体制化压迫（如其在中国大陆已实施的那样），瓦解一切传统社会结构，以共产意识形态重塑全人类的信仰与价值体系，从而彻底摧毁人类的道德、伦理与神性根基。

前文已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传统信仰，皆为“神传文化”在人间的重要载体与枢纽。（详见第5篇《针对信仰的神魔大战》）在历史上，也只有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代表这个国家，因此，“中共”绝不等同于中国。

事实上，中国人民与中国社会恰恰是中共超限战最直接、也最深重的受害者。在中共长期侵略与全面控制下，中国大陆的人口、资源、产业与社会结构，已被系统性地转化为中共超限战机器的组成部分，整个社会长期处于被动员、被消耗、被牺牲的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中共的各种反抗也从未中断，且在当代已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复兴大潮正在使中共陷入结构性瓦解困境。

基于上述认识，国际社会应对中共超限战的根本战略，不应是简单“围堵中国”，而应是支持并协助中国社会摆脱中共控制，最终促成“中国打败中共”。

这将成为自由世界与中国人民在共同的根本利益、道德立场和信仰价值基础上，共同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一场协同防卫战。

一、“美国打败美国”与“中国打败中共”

1.共产主义的内部瓦解谋略：“美国打败美国”

要深刻理解“中国打败中共”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可以从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内部瓦解谋略——“美国打败美国”——说起。1990年代，一部对中共超限战战略影响甚广的著作，真实记录了这一谋略的实际战略效果。

1991年，作为美国曾经的访问学者，中共高官王沪宁在回国后出版了一部对美国社会的近距离观察著作——《美国反对美国》。

该书观察到，在美国制度与文化内部，正在孕育着一股不可遏止的结构性自我瓦解力量，形成“危机暗流”，可能导致美国的自我削弱乃至衰落。

事实上，《美国反对美国》所描述的这些内部瓦解现象，正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深度渗透美国所导致的恶果。诸如书中大篇幅描写的嬉皮文化、反战运动、种族冲突、福利依赖、性解放、家庭瓦解、价值碎片化、政治极化…..等乱象，看似表面分散，实则指向一个共同目标：美国传统社会用以维系秩序、责任与超验信仰的制度与伦理，正在被系统性的“去合法化”。

奉行“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变异文化”从内部解构以犹太-基督教信仰为根基的西方文明，正是共产主义毁灭人类的B计划（详见本系列第5篇《针对信仰的神魔大战》）。而美国则是这套B计划的首要颠覆目标，如果用一个句概括这套B计划的核心宗旨，那就是“美国打败美国”。

1991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底苏联解体，冷战以自由民主阵营的胜利宣告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势力以军事道路颠覆西方的A计划彻底失败（详见本系列第5篇）。

次年（1992年）夏天，为因应苏联解体的新局势，美国共产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会议，决议全面转向B计划，通过文化颠覆摧毁美国。

根据柯蒂斯·鲍尔斯（Curtis Bowers）的纪录片《蚕食美国》（Agenda）及相关证词披露（鲍尔斯本人曾亲自潜入该会议），共产党人在那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其颠覆纲领：包括摧毁家庭、自由企业、信仰与道德等美国社会的基石。

例如，为瓦解家庭，他们将鼓吹同居取代婚姻，支持离婚与堕胎，让儿童尽早脱离家庭由政府公共教育取代、推动女权运动使女性厌弃相夫教子；为了削弱私营企业，他们倡导极端环保运动、制定过度监管条例、通过高税收摧毁中产阶层；为摧毁信仰，他们渗透教会、让共产党人担任牧师、宣传同性恋等观念以瓦解传统道德与基督教信仰。同时，他们还计划渗透媒体、学校，通过对儿童洗脑毁掉下一代。自那以后“美国打败美国”的战略加速推进。

2008年，鲍尔斯回顾时指出，美国共产党描述的多项行动，在随后十余年中高度吻合美国社会现实。他还注意到，早在1958年克里昂·斯葛森（Cleon Skousen）出版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The Naked Communist）一书中，已列出共产党通过内部渗透颠覆美国的45个行动目标。鲍尔斯认为，过去半世纪以来，共产党隐藏幕后，几乎实现了他们的所有目标。

“美国打败美国”并非美国传统文明的自然崩解，而是共产主义在军事对抗失败后，转向文化与意识形态渗透的一种植入性瓦解战略。本质上，它依然是“共产主义打败美国”的一种变体，只不过这股共产力量不再来自外部苏联阵营，而是以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被深度嵌入并寄生于美国社会内部。

正因如此，当大量美国民众自愿接受被美化为“进步、多元、平等、包容”等“政治正确”话语体系的、这套文化马克思主义“去传统化”观念之后，这套植入性瓦解机制就得以顺利运转，并造成触目惊心的破坏，呈现出“美国打败美国”的社会乱象。

今日美国，传统价值观已被“文化马克思主义”肢解的支离破碎，社会撕裂加剧，极左派与保守派在大多数议程上尖锐对立，导致美国近年来的多届政府，不得不将大量政治与制度资源消耗于内部的治理失能。

最后再来说说《美国反对美国》。1990年代，正值“美国打败美国”的B计划加速推进之际，而中共也在这时开始构建其美国的红色代理人网络。

《美国反对美国》这部书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正合中共“时宜”。它将美国因“文化马克思主义”渗透而产生的深刻内部危机，实时传递给中共高层，为中共制定长期的对美认知战、统战等超限战策略提供了一份最详实的战略分析文本。

该书让中共认识到，美国并非坚不可摧，对抗美国也许并不需要正面军事冲突，只需放大其既有危机、加强其社会内耗，即可反噬美国的社会整合力，促使其从内部崩溃。这正是中共对美超限战的早期思想雏形。

至此，共产主义的B计划和C计划（C计划即中共超限战，详见第5篇）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美国不得不面对来自共产主义内外夹击的战略压力。

2.中国≠中共：文明、合法性与西方的战略误判

了解了“美国打败美国”的历史来源、现实表现，及其在当今美国造成的后果，我们才能更深刻把握“中国打败中共”的现实意义和终极价值。

“中国”和“中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过往许多对“共产中国”的分析预测与对抗战略之所以失准，很大程度上都在于这些情报分析或战略制定者们没有对“中国”和“中共”做出严格区分。诸如“中国崩溃论”正确表述应该是“中共崩溃论”。

这里需强调一个关键社会观察：非法专制政权的强大，不在于其统治下的国力是否强盛，而在于其社会控制力与国力之间是否“正相关”。如果社会控制力越强，国力越弱，那么政权强大和国力之间就成反比关系。当代史早已证明，中共政权与其控制下中国社会的产业发展和国力崛起之间正好构成反比关系。因此，“中国的崛起”与“中共的崩溃”是当今世界两个并行却相反的社会进程。

如果混淆“中国”和“中共”，极易产生两个各执一端的误判：要么因看到中国社会产业和经济崛起而误以为“中共政权强大”；要么因观察到中共社会控制机制逐步失效，便得出“中国即将崩溃”的结论。

那么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共呢？

我们这里可以把中国描述为是“继承了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实质、具备传统信仰架构、展现传统伦理社会关系的这么一种社会形态的总称”。

简言之，中国就是继承了“儒、释、道”文明体系，具有“儒、释、道”文明的核心内涵和表现形式的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形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我们把夏、商、周、秦、汉、三国、晋、隋、唐、宋、明等这些由汉人（华夏族）建立的政权及其在汉文化（华夏文化）主体架构下形成的国家和社会形态，都称为中国。

即使元和清，这两个由非汉族的外来民族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朝代，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形态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儒、释、道”文明体系依然是元清社会的主体架构，整个社会体系依然属于中华文明体系。

如果仅以统治阶层的民族属性来衡量，元和清在一些论述中也会被看作是外来民族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的军事占领。而如果以文化传承和社会形态的文明体系来界定，元清属于中华文明传承体系的历史节点，依然会被归入“中国”（一个伟大的文明系统）的朝代。

可见，“中国”不是特定朝代名号，而是华夏民族（汉族）在历史承传和发展中所构建的国家和社会系统的总称，这个概念既可用于标记华夏民族的“整体国号”，也可用来标记华夏民族的特有“文化属性”和“文明体系”。

近代以来，随着国际交流和国际法发展，一个古老民族在外交中往往需要一个能超越现政权、能代表其历史和文化的稳定国号。“中国”这一古老概念于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交文件中。清朝在和俄罗斯签署的《尼布楚条约》中，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晚清时期，清廷在与外国交际或签定条约时，愈发普遍地使用“中国”一词，许多官方正式文书上将“大清”与“中国”混合使用。

由于清朝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形态属于“中华文明”，因此，清朝在对外交往中自称“中国”也算是名符其实。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中通称自己为“中国”或“华”。中华民国取代清朝，恢复汉人政权，其文化和社会形态继承了传统中国的文明体系，并融入现代宪政和法治因素，因此中华民国既是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正统中国”，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合法中国”。

1949年中共通过武装叛乱非法窃取中华民国大陆政权，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界简称“中共国”或“共产中国”）后，中共也将其政权称为“中国”。

从文明延续性与宪政合法性角度看，中共并未完成对“中国文明主体”的合法承继。国际社会于是需要思考一个核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等同于“中国”？

从现实外交看，许多国家基于既有秩序与利益，承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这种现实承认，并不等同于“文明主体”与“宪政层面”的正统性承认。

如果仅处理正常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被称为“中国”，或许不会对国际社会带来特别影响。

但是，如果要应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超限战”，那么，严格区分“中共”和“中国”的概念，不仅是进行“敌我识别”的必需前提，对于国际制定正确的反超限战战略也至关重要。

如前所述，历史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政权的朝代，都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体系的核心架构，在“文明传承体系”上，它们都属于“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包括外来民族建立的元和清都是如此。

而中共则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中共是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信仰无神论和唯物论，与中华“儒、释、道”文明体系水火不容。

中共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以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为代价，其意识形态与制度目标，均以系统性地摧毁中国传统文明为前提。因此，从“信仰体系”与“文明传承”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不是“中国”，还是一种“反中国”的国家体系和社会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是“国际共产势力”对中国的军事占领、文化摧毁和社会实验的产物。它意味着共产势力正在通过暴力革命路线（A计划）对“传统中国”进行系统性摧毁，以期控制这片土地的资源和人口，打造一个可以发动共产主义超限战（C计划）的大本营。

自从“中共国”建立后，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中国人民试图恢复“传统中国”的努力与“共产势力”之间的生死较量就从未停息。到当今时代，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双方力量“此长彼消”，展现的宏观社会现象正是“中国的崛起”与“中共的崩溃”（下文详述）。

显而易见，“传统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只有这种力量复苏了，才是打败中共的真正王道。对国际而言，奉行“中国打败中共”的战略，就是要联合与加强属于“传统中国”的社会力量，共同促成“中共政权”的解体，让中华大地恢复为传统和正常社会状态，以从根本上解除中共超限战对全人类的威胁。

二、新冷战及自由世界的战略困境

1.新冷战与冷战的对比及战略选择

在国际认识新冷战（中共超限战）以及因应新冷战而规划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冷战的基本情况。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里，美国对抗苏联的基本模式是：以信仰为根基构建的文化与制度软实力，加上以科技和工业为根基构筑的经济与军事硬实力，其基本战略是遏制苏联扩张，通过长期体制竞争来战胜对手。

冷战之所以没有演变为热战，是因为苏联拥有庞大核武库，与美国形成核恐怖平衡，双方不敢轻启战端，只能在相互对峙中展开长期战略竞争。

今天的中共同样控制着中国陆海空“三位一体”核力量，美中之间同样存在核恐怖平衡，不会轻易发生直接热战。这意味着新冷战的基本模式依然不会偏离长期战略对峙，在对峙中寻求制胜之道。

此外，冷战时期美苏经济、科技体系一开始就已脱钩、各自独立运行，所以在长期对峙中，美国可以运用外交孤立、科技封锁、经济制裁等综合手段，突出体制优势来拖垮苏联。

而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非常高，各国经济深度交织。而且不同于当年前苏联轻工业落后，今天的中国大陆工业体系齐全，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使得中美及主要国家在科技和关键供应链上都难以彼此脱钩。此外，美中两国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也进行大规模合作，彼此更难以切割。

在当今复杂背景下，西方自由阵营不可能像冷战时期对待苏联那样，通过外交孤立、科技封锁、经济制裁来同样对待今天的中国大陆。

因此，新冷战也难以复制冷战时期那种与对手全面切割的获胜模式。相较于“自由世界与中国切割”，一条更具现实可行性的战略路径恰恰是让“中国和中共切割”，也就是最终促成“中国社会与中共控制体系之间的完全切割”。

可见，新冷战的核心战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前线与地缘边界，而是在中国社会内部——传统文明的归属与中共极权控制之间，是否能被重新区分与剥离？

2.美国丧失了冷战期间的两大战略优势

冷战中，美国曾经拥有两大优势，由信仰、文化与制度体系构筑的软实力优势，以及由军事、科技与经济体系构建的硬实力优势。

而在新冷战背景下，美国的这两大优势均遭受重创，在面对中共超限战威胁时，已经不能再像冷战时期对抗苏联那样保持明显的战略高位。

首先，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渗透下，美国社会内部逐渐形成了一股具有制度影响力的“结构性内部对抗力量”（如前所述）。在其持续冲击之下，美国以犹太－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传统社会结构，正处在崩溃与修复的生死边缘（“美国转折点”运动的出现，意味着美国的传统力量正在试图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美国在冷战期间曾经拥有的信仰和制度优势，如今只能处于自保状态，而无法再对外构筑起具有道德高位的“文化战略优势”。

其次，美国国防产业在冷战后不断进行结构性调整，其体系完整性已遭破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又遭受来自中共经济超限战的重创（见本系列第2篇《红色木马掏空美国》），导致当今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国防关键供应链断裂，国防产能被严重削弱。

仅以对维持海军战力至关重要的造船能力为例，美国造船业（包括军用与商用）目前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困境。

根据2024-2025年的数据，中国占据了全球商用和军用造船市场的一半份额，而美国仅占0.1%。2024年，中国单一国有船厂（CSSC）建造的船舶总吨位，就超过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所有的造船总和；2025年中国仍然主导全球造船业订单。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25年12月16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海军造船业同时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包括劳动力短缺、基础设施老化和不足、供应链脆弱、生产方式过时以及在采用领先生产实践方面进展缓慢。

美国海军目前在新造军舰和舰船维修方面进度滞后，成本严重超支，船厂积压大量待维护舰船，严重削弱了海军可持续性战力。而改善这种结构性困境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转型过程，而非短期之功。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造船业体系齐全且现代化，拥有大量熟练工人，无论是商船和军舰，都可以快速、规模性建造。当前，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在大型舰船和总吨位上正在对美国奋起直追。

除了海军之外，在国防生产体系的诸多领域，当代美国都存在类似的结构性困境。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即便在军事技术上还能保持一定优势，也难以在高强度、长周期的工业动员和生产能力上与中国大陆形成对等竞争。

综上，无论是文化、制度，还是工业和国防体系，美国都不再具备冷战期间那种可持续压制对手的结构性优势，面对中共的超限战威胁，美国已不可能再复制旧战略，而只能是另寻制胜之道。

3.自由世界的战略困境

与此同时，整个自由世界正处于文明层面的分裂状态。美国面临的危机，在欧洲也同样如此，且欧洲的问题可能比美国更要严重。

从文化与信仰层面来说，欧洲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发源地，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大国深受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反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在信仰领域的转向非常明显。根据2023年～2025年的多项调查显示，在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无神论与去宗教化人群已成为人口中的最大单一群体。

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对这些国家的“公共认同”与“价值趋向”产生深远影响，导致欧洲的移民、能源、国防和安全政策，以及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政治压制，已多次受到川普政府的公开批评。川普政府警告欧洲的价值观正在与美国渐行渐远，或将影响美国与欧洲的同盟关系。

2025年2月14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演讲中警告欧洲，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与核心价值，如果欧洲政府害怕自己的选民，继续打压异见、管控舆论、扼杀言论自由，那么，美国和欧洲在价值观上就会面临分裂，美欧之间未来能否形成新战略合作或将成为悬疑。

在川普政府2025年12月5日公布的新版国安战略中，川普指出欧洲存在着一系列足以解构其传统文明的严重问题，包括跨国机构的活动侵蚀政治自由与主权、移民政策引发的社会冲突、出生率下滑、民族认同与民族自信的流失等等。川普因此警告说，欧洲正面临“文明消亡”的危机。

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联盟都是构建在共同的犹太-基督教信仰基础之上，由此衍生出的对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是西方传统社会的核心架构。一旦这个核心架构松散，不但严重削弱西方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也会动摇整个自由世界战略联盟的稳定性。

面对俄乌战争，欧洲的应对显得苍白无力，难以发挥有效战略威慑。在结束俄乌战争的战略取向上，川普政府与欧洲存在显着分歧，其背后所反映的正是川普政府与当前欧洲主流政治精英之间，在信仰与价值观层面已经形成的结构性裂痕。在川普政府眼里，与秉持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恢复正常关系，将其从中共战略联盟中剥离出来，是川普政府外交天平的一颗重量级砝码。

此外，川普政府意志坚定的要求“购买”格陵兰，其背后的担忧，不仅仅来自中共在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更来自川普政府对“正在自我沦陷的欧洲文明”是否还能独自承担北极防卫责任而产生的深深怀疑。

在美国，虽然有神论人口比例在近二十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是根据2024年～2025年最新调查，美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口依然占比超过60%，这也是“美国转折点运动”能兴起的社会基础。

而在英法德等国，尽管也有保守运动强调传统价值，但由于人口结构和信仰结构的巨大变化，信仰驱动力的严重削弱，这些回归传统的努力难以获得广泛社会支持，陷入边缘化窘境。

综上所述，自由世界曾经以信仰为核心构建的跨大西洋联盟，在冷战后已逐渐松散。在新冷战时代，自由世界已无法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以统一价值基础、构建稳固联盟，来展开长期性的对外战略竞争。

这也标志着新冷战的重心，将不再是构筑外部阵营的对抗，而是人类的传统文明与反传统的共产主义及其变体（包括西方社会以文化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的去信仰、去家庭、去道德的各类意识形态工程）之间，在各自社会内部所展开的一场关乎人类传统文明存续的生死竞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