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强：思科案真会带来“外交政策担忧”吗？

2025年8月24日，网络公司思科位于圣荷西的总部（周容／大纪元）

2026年4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就思科案（Cisco Systems, Inc. v. Doe I）举行口头辩论。表面上，案件焦点是十余名法轮功学员能否依据《外国人侵权法》（ATS）与《酷刑受害者保护法》（TVPA），就思科被指协助中共“金盾工程”迫害法轮功而继续追责；但在法庭攻防中，一个被思科及其支持方反复强调的关键词格外醒目：外交政策担忧（foreign policy concerns）。

思科案真的会引起“外交政策担忧”吗？

思科一方试图向最高法院传递这样一种逻辑：若美国法院允许此类案件持续推进，将可能干扰美国外交政策，甚至影响美中关系与美国企业海外布局。这一说法听上去似乎严肃，因为美国法院历来在涉及外交事务时相对谨慎。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外交担忧”究竟是真实国家利益，还是企业为自身责任设下的一道防火墙？

从口头辩论现场来看，至少部分大法官对此并不完全买账。

有大法官直接追问思科律师：中国（中共）政府真的在乎思科在美国被起诉吗？这个问题之所以尖锐，正在于它直指“外交政策担忧”的现实基础。若一个外国政府本身并不在意此案是否进行，那么企业所谓“外交政策担忧”究竟是在替谁担忧？企业口中的“外交政策”，究竟是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企业自身对海外市场利益的政策？

在美国宪政结构中，外交政策的制定权主要属于行政部门，而非法院，更不是企业。企业可以表达风险，但无权将自身的商业顾虑等同于国家外交战略。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近年，特别是在川普政府主导下的对华政策，与思科所暗示的“外交政策担忧——避免刺激中共”逻辑并不完全一致。相反，川普政府及其延续政策在多个层面上呈现出更鲜明的战略围堵特征。

首先，在科技领域，美国持续强化芯片出口管制，限制高端半导体、AI算力与关键设备流向中国；其次，在能源与地缘政治层面，美国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与中共有深度合作政权的打击与制裁，意图削弱其战略支点；再次，在军事与印太战略上，美国不断加强与盟友合作，以平衡中共在亚太区域的扩张。

这些政策传递的核心讯号是：当前美国对中共的主要外交基调，不是“避免刺激”，而是“战略竞争、技术限制与安全防范”。

若置于此背景下再看思科所谓“外交政策担忧”，就显得更值得辨析与深挖。因为如果美国政府整体战略已转向更强硬的竞争与围堵，那么一家企业以“可能影响对华外交”作为削弱司法追责的理由，其说服力自然下降，其背后的算计也不言而喻。

中共政权本身的治理模式，也使引起“外交政策担忧”的顾虑成为多余

中共长期被批评依赖低人权成本、低环保标准、国家资本主义补贴、技术转移乃至知识产权争议，在全球市场中扩张竞争力。从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到跨境监控镇压与宗教迫害指控，中共在许多重大国际争议上，并未呈现出将“西方声誉评价”作为核心政策约束的特征，相反，中共的生存逻辑一贯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换言之，若一个政权在更重大的人权争议中都未必以国际形象为首要考量，那么它是否会因一家美国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民事追责而产生根本外交震动，本身就值得怀疑。

这也正是部分大法官提问背后的现实主义意味：中国（中共）政府真正在乎的，也许不是思科是否被告，而是其自身政权安全与技术能力；而思科真正担心的，可能更多是企业责任被放大后，未来全球商业模式受到司法约束。

美国法律本身早已存在处理外交敏感性的制度工具

美国司法体系并非完全无视外交风险，而是已有机制在个案中平衡。例如“政治问题原则”（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国家行为原则”（act of state doctrine）等。

这意味着，并不需要因为抽象的“外交政策担忧”，就直接否定整类案件的可诉性。

换句话说，思科案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外交政策担忧”这一空泛问题，而是：

第一，美国法律是否允许受害者在有充分指控时追责企业协助人权侵害？

第二，美国法院是否应因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担忧，而自我收缩人权保护功能？

第三，美国所宣称的自由、人权、反迫害原则，在面对大型企业与国际市场利益时，是否仍然成立？

若法院过度接受“外交政策担忧”论，一个潜在后果是：未来任何企业只要涉及威权政权，都可能以“可能影响双边关系”作为抗辩，从而使商业利益在实践中凌驾于受害者救济之上。

从美国立国精神看，《独立宣言》与《权利法案》所强调的核心，不是政府或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是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权力滥用的警惕。若企业仅因其行为发生于海外、涉及外国政府，即可借“外交政策”之名降低责任，那么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道德位置也可能被削弱。因此，思科案是否真的带来“外交政策担忧”，答案恐怕比企业描述得更复杂。复杂之处在于：谁有资格定义外交利益？是美国国家整体战略，还是企业自身商业便利？

从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现实来看，美国政府的总体方向更接近竞争、防范与限制，而非单纯维护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益。这意味着，思科所提出的“外交政策担忧”，未必等同于真正的美国外交政策；更可能是一种企业防范风险的说辞。

美议员：川普政府应支持法轮功诉思科案

据大纪元2025年11月4日报导，分别领导“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与“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议员与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议员，在2025年10月29日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诉讼律师D‧约翰‧绍尔（D. John Sauer）函中表示，思科关于此诉讼损害美国外交政策的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写道：“国会议员们一直明确指出，美国公司不得成为助长中共人权侵害的同谋。”

13位原告不只是代表自己，代表的是成千上万受害者

在诉讼文件中，原告指控思科不仅提供普通网络设备，更是在设计、技术支持、系统升级、培训等方面深度参与。

诉讼文件中尤其敏感的部分在于：思科被指控有意将针对法轮功群体的识别需求纳入系统能力建设，使中共公安系统可更有效识别、定位、跟踪并打压法轮功学员。

思科被指协助中共“金盾工程”迫害法轮功。图为云南公安宣传思科技术。（网络截图）

美联社（AP）曾报导，“美联社查阅的一份思科公司2008年的演示文稿显示，其产品能够识别网络上超过90%的法轮功资料信息。美联社查阅的其它演示文稿表明，思科公司将法轮功资料信息描述为‘威胁’，并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信息系统来追踪法轮功学员。”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案件性质就不再是一般出口贸易，而是为特定群体迫害提供定向技术支持。

法轮功作为一种精神修炼，其核心原则是“真、善、忍”，在1990年代就吸引了七千万到一亿人修炼。而今天法轮功早已传播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法轮功修炼者遍布世界每一个地方，他们的和平、理性，以及给社区带来的安定与祥和，已被世人所认可。那无数的政府机关、名人政要的褒奖与赞誉，就是佐证！事实证明，法轮功修炼者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15年前，13位法轮功原告面对坐拥14亿人口庞大市场的极权中共，面对以思科为代表的西方跨国利益集团，依然走上法庭，以微弱之躯捍卫沉重的人权自由。此案需要注意的是，自始至终，这13位原告就不只是代表自己，他们代表的是上亿的法轮功修炼者及其他们的家属，他们代表的是那些曾经因为“金盾工程”被跟踪、被绑架、被关押、被劳教、被判刑、被虐杀、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代表的是世界上那些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的善良的人！

思科案已远超法律范畴，上升为一个道德审判

从某种意义上讲，思科案已经远超法律范畴，它已经上升为一个道德审判。思科申请调卷令，把这个案件推到最高法院，不经意间，引起全世界的商界与法律界、人权机构和组织，以及全世界更多人的关注。人们在关注美国最高法院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人们在关注美国在这个案件中站在哪边？

至此，与其说最高法院审理思科案，不如说，所有参与者，包括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律师、所有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的任何机构与个人、听到和看到这个案件的人，都无可选择地加入到“自我审判”的境地。面对“人权迫害”与“商业利益”，你选择什么？面对“中共的嗜血和杀戮”与所谓的“外交政策担忧”，你选择什么？

今天，思科公司企图以案件会引起“外交政策担忧”为借口绑架美国为它的恶行背书；未来，当面对“纽伦堡”式的大审判的时候，思科还能拿什么做自己的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