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秦、抗秦、迎秦──答罗世宏教授

作者：张灿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及前系主任、中大通识教育前主任。现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学人

迎秦者与避秦者的关键差别，不在肉身位置，在于论述的朝向。图片取自镜周刊

罗世宏教授就我〈为什么我不能“谦卑”：回应龙应台的“白骨和平论”〉一文[1]，先后发表了两篇长文反驳，分别是2026年5月19日的“之一”与5月20日的“之二”[2]。对于他两篇文章中关于德国护照、发言位置、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等较为技术性的指控，我不打算逐点回应；读者若愿意对读两篇原文，自可作出判断。

这篇文章要处理的，是罗世宏论述真正的关键概念，也是他自己使用、但未深思的概念：“秦国”。

罗世宏指控我“避秦者却要别人抗秦”，这个指控建立在一个对“秦”的特定理解上。但当我们仔细追问“什么是秦”、“谁在避、谁在抗、谁在迎”，整个论述场域就会清楚起来。本文围绕避秦、抗秦、迎秦这三个动词展开。

一、避秦：一九七○年代的德国

让我从一个个人经验开始。上世纪1970年代我赴德国弗莱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攻读现象学博士。那是台湾戒严体制最严密的年代，《惩治叛乱条例》与《刑法》第一百条仍在运作；国民党政府对海外异议学生实施“黑名单”制度，禁止特定人士返台。欧洲、特别是德国，是当时海外台独运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在弗莱堡，我认识了几位台湾留学生。他们不是国民党派来，而是政治难民意义上的避秦者；他们避的是国民党威权之秦[3]。他们大多是台独运动者，有些参与了台湾独立建国联盟（WUFI）的欧洲支部[4]，从事政治宣传、组织串连、出版工作。他们留学德国的同时，把生命投入到推翻国民党威权体制这件事上。

这群朋友里，有一位特别令我难忘。他研究做得很好，论文题目选定了，资料也读完了，可就是迟迟不肯动笔。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完成论文？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论文写完，学位拿到了，我就必须离开德国。但是，我没有家可以回。

这句话我记了四十多年。

无家可归。这是避秦者最根本的存在处境。他的肉身可以离开秦的领土，但他的家就在秦的领土上。离开了秦，就无家可回。回去等着他的，是黑名单、警总、《惩治叛乱条例》下的审讯与监禁。

这位朋友后来如何？我不知道，后来也没有联络。台湾黑名单要等到1987年戒严解除、1992年《刑法》第一百条修正之后才陆续解除[5]。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他选择了拖延毕业，这是他能够合法留在德国、不被遣返的少数方式之一。学术生涯被政治处境扭曲，这本身就是“秦”的具体后果。

在这群避秦的台湾朋友身上，我看见了流亡知识人最古典的处境：他们离开了现场，但他们从未停止抗秦。读书是抗秦，研究是抗秦，写作是抗秦，组织活动是抗秦。欧洲的台湾留学生在西德、瑞士、瑞典各地创办刊物、举办论坛、串连欧洲议会的人权组织、写信给欧洲报纸、与东德边境另一边的异议网络接触。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台湾戒严体制的真相带到那个体制的封锁无法触及的地方。

这就是抗秦。这个传统在华人世界已有一段历史。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廖文毅、王育德、史明等人就已在香港、东京建立流亡组织，史明在日本流亡了41年[6]。他们的肉身都离开了秦的领土，但他们的书写、组织、见证从未停止。没有人会说他们“避了秦却要别人抗秦”。

二、抗秦：书写即抗秦

罗世宏的核心指控是：“他是一个已经离开‘秦国’的人，却要求别人抵抗‘秦国’。他自己避的是香港之秦，而他要求挺身抗秦的，则是台湾的2300万人。”他把这个对比称为“伦理矛盾”，与我对龙应台的指控“在结构上几乎是完全等同的”。[7]

这段话似乎写得有力，但内藏一个根本的范畴错误。

这个错误的关键在于：罗世宏把“抗秦”狭隘理解为单一的定义，即肉身留在秦的领土上、承担军事或镇压的直接风险。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离开现场的人都自动成为“避秦者”，他们对局势的任何发言都带有“要求别人代为承担”的伦理瑕疵。

这个定义错了。

“避秦”与“抗秦”不是互斥的两件事。一个被迫离开现场的人，如果继续书写、出版、见证、揭露，他的朝向仍然是面对秦、揭露秦、抵抗秦的话语权垄断。书写即抗秦。这是流亡知识人最古典的位置。

汤玛斯．曼1938年离开德国经瑞士流亡至美国，先居普林斯顿，1942年迁洛杉矶 Pacific Palisades；自1940年10月起至1945年5月，透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听众！》（Deutsche Hörer!）系列广播，每月对德国本土播送反纳粹演说，前后55次[8]。索尔仁尼琴1974年被驱逐至西德，后迁苏黎世，1976年定居美国佛蒙特州 Cavendish达18年；《古拉格群岛》于1973至1975年在巴黎出版，向全世界揭露苏联劳改营体系[9]。米沃什1951年于巴黎请求政治庇护，在巴黎流亡期间用波兰文写成《被禁锢的心灵》，1953年出版，剖析极权如何收编知识人的灵魂[10]。郑义从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于漫长逃亡途中完成《红色纪念碑》，揭露文革广西大屠杀与人吃人事件，1993年于台湾首版[11]。廖亦武2011年自中国偷渡至德国，在柏林继续写六四回忆录与中国底层见证[12]。没有人会说他们“避了极权却要别人抗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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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书写本身就是抗秦的一种形式。被驱逐的人不能回到现场，他能做的事，就是用笔把现场的真相带到那个现场的封锁无法触及的地方。这个动作的政治效力，正在于它打破了极权对“叙事权”的垄断。

我在2020年7月18日离开香港，到2023年从英国辗转来到台湾，至今每天用繁体中文与英文写作。我写《我城存殁》、《山城沧桑》、《香港已死？》等书；写香港的中文大学如何变成不能说真话的中文大学、尖锐批评中文大学现任校长卢煜明的公开信。每一篇都是公开署名文章，都会被中共与港府的监控机器读到。

这个动作是什么？这就是抗秦。

罗世宏把“离开香港”与“不抗秦”划上等号，是把抗秦的形式单一化为“肉身留在原地”。在这个逻辑下，1970年代我在德国认识的台湾朋友、廖文毅、史明、汤玛斯．曼、索尔仁尼琴、米沃什、郑义、廖亦武，全都成了“避秦者却要别人抗秦”。这个结论显然荒谬。

再进一步。罗世宏把“我离开香港”与“龙应台在台湾安全位置发言”放在同一个伦理天秤上，要说明两者都是“风险外部化”。这个并置本身就有问题。

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的言论空间迅速崩塌，作者在那一年7月18日离开香港。图片取自香港警察脸书

我离开香港不是论述选择，是政治被迫。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的言论空间迅速崩塌。我在那一年7月18日离开，是因为留下继续写这些文章，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勾结外国势力罪”起诉。我的离开是流亡，不是退路。流亡与退路的差别，是流亡者没有回去的选项，退路是随时可以再回到安全位置的备案。

龙应台不是流亡者。她在台湾有家、读者、版税、讲演邀请、出版社、《纽约时报》专栏管道。她的位置不是被迫的离开，是主动的存在。被迫流亡与主动论述，这两种位置不能在同一个伦理天秤上对比。罗世宏的并置抹去了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三、什么是“秦”？罗世宏的承认

“避秦”这个典故，出自陶渊明〈桃花源记〉。秦在中国思想史里，指的是并吞六国、焚书坑儒、实施极权统治的秦帝国。“避秦”的意思是逃离极权的统治；“抗秦”则是抵抗它；至于“迎秦”，这个词是我用来指那种主动向秦递橄榄枝、把秦预设为可对话对象的论述位置。

这套词语在2026年的台海语境里，当然有特定的所指。

“秦”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罗世宏自己已经给出。他在指控我“避秦者却要别人抗秦”的时候，他用“秦”这个词描述的对象是什么？是国民党吗？显然不是。我离开香港不是因为国民党；台湾面对的“抗秦代价”也不是国民党。

“秦”在罗世宏这段论述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当今的中共独裁政权。这是他自己使用这个词时隐含的对象。他没有明说，但必须这样使用，指控才能成立。

这个隐含的承认非常重要。

因为一旦承认“秦”就是中共，那就意味着罗世宏自己接受了下列事实：中共政权是一个极权体制；它对台湾构成压迫性威胁；台湾面对它有“抗”或“不抗”的选择；流亡者离开的“秦国”与台湾面对的“秦国”是同一个对象。

这个承认从根本上瓦解了他自己对龙应台的辩护。如果“秦”是中共，那么问题就不再是“我是否避秦”、“台湾人是否该抗秦”这种伦理层次的指责，而变成更尖锐的问题：当对话的另一方是一个真正的“秦”、是一个焚书坑儒的极权体制时，“谦卑”、“和解”、“以时间软化”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正是我〈为什么我不能“谦卑”〉一文的核心问题。罗世宏用“秦”这个词反驳我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站在我的论述位置上，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四、迎秦：肉身与论述的朝向

区分清楚“避秦”与“抗秦”的关系，理清“秦”的所指之后，现在可以追问：什么是“迎秦”？

迎秦者与避秦者的关键差别，不在肉身位置，在于论述的朝向。

避秦者背对着秦的方向，继续写、说、揭露秦的暴力。他的肉身可以离开秦的领土，但书写朝向是面向秦的暴力本身，要求把秦的真相让世界看见。

迎秦者面向着秦的方向，要求自己这一边的人“谦卑”、“和解”、“以某种方式与大陆对话”。他的肉身可以留在台湾、留在自由社会，但论述朝向是要求自己这一边调整、放软、收敛，希望这个调整能让秦产生善意的回应。

龙应台的位置就是后者。

看她这几年做了什么。2025年4月在《纽约时报》发表〈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了〉[13]，告诉国际社会台湾应该调整其对抗中共的姿态。2025年9月在《天下杂志》发表〈除了“兵推”更要“和平推”〉[14]，把“和平推”提升为与“兵推”对等的战略选项，预设两岸是两个对等的、都需要降温的冲突方。2026年4月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发表“当战争不结束”演讲[15]，用“白骨视角”抹平国共内战的政治责任。她在2025台北国际和平论坛开幕说“没有国防就没有生存机会”[16]，但她整套论述的重心从来不在防卫，而在“谦卑”、“和解”、“对话机制”、“以时间软化僵硬的意识形态”。

这些动作的共同朝向是什么？是要求台湾这一边调整、放软、收敛、降温，希望这个调整能让中共产生善意回应。这就是迎秦。

迎秦者不必避秦，她甚至可以肉身就在台湾，继续写她的凤梨田与太平洋岸。她的位置在物理上完全没有“离开”。但她论述的朝向，是面向中共那个方向、要求台湾社会调整自己的方向。

“谦卑”二字不是我塞进龙应台口中的稻草人，是龙应台自己用过的关键词。夏珍2025年9月19日于《风传媒》发表的〈兵推打不赢，和平推不动：龙应台的浪漫与焦虑〉一文中[17]，明白写道：“她的‘谦卑’不是冲着台湾，而是冲着强者：中国大陆。”夏珍是同情龙应台、为她辩护的评论者，她的转述没有理由扭曲。

问题在于：龙应台的“谦卑”如果冲着北京，物理上能不能抵达北京？答案是抵达不了。她的书在大陆禁书十七年，她的文章在大陆不能刊登，她的讲座在大陆不可能举行。实际吸收这个“谦卑”讯息、有可能因此调整自己政策方向的读者群，只能是台湾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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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世宏指控我“避秦却要别人抗秦”，这个指控的真正反面，是龙应台“留在台湾却在向施行暴政的北京政权递橄榄枝”。她没有避，但她在迎。她的肉身位置不是“避秦”的证据，她的论述朝向才是“迎秦”的证据。

这就是为什么罗世宏的“tu quoque”指控不成立。我与龙应台不是同一种位置，我们的差异不在“谁留下谁离开”，而在“朝哪个方向说话”。我朝向香港、揭露和平罪犯的真实面貌；她朝向北京、要求台湾考虑和解。这两个朝向的政治后果完全不同。

五、迎秦三人行：论述、辩护、行动

到这里，我必须处理一个罗世宏不愿正视的事实。

这场关于龙应台“白骨和平论”的争论，不能停留在文本层次。它必须被放回2026年台湾政治的真实场域。当这个场域被打开，“迎秦”这个词的指涉就会清楚到无从回避。

2026年4月7日至12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先后到南京、上海、北京。四月十日，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史称“郑习会”，是继2016年“洪习会”之后，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十年再度会晤。郑丽文在会面中提出“三个方向、五点主张”，强调“两岸和平架构”。4月12日，中共中央台办宣布十项“惠台政策”[18]。

这是肉身的迎秦。郑丽文不是隐喻、修辞、和抽象地朝向北京，她是真实的、肉身地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并排站立。

这个动作的政治含义是什么？郑丽文在2025年国民党主席选举中公开高呼：“我要让全台湾每一个人，每一位台湾人，都可以自豪而且自信地大声说‘我是中国人’”[19]，当选[20]后立即推动与习近平会面。她在2025年12月31日中常会上呼吁“民进党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公开反对台独”[21]。她在2026年3月对在台外籍记者说“和平、双赢、共好，才是可行的道路”[22]。这条时间线清楚显示她的论述朝向：要求台湾这一边接受九二共识、放弃台独选项、走向“两岸和平架构”。

这就是肉身的迎秦。

郑丽文不是隐喻、修辞、和抽象地朝向北京，她是真实的、肉身地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并排站立。（图片）

现在把三条线并排观察。

龙应台用“白骨视角”、“和平推”、“谦卑”软化台湾社会的抵抗意志，提供论述基础。

罗世宏2025年9月18日在《独立评论》发表〈从龙应台谈和平：两岸安全不能外包〉[23]，以传播学者身份为龙应台论述背书，把这套论述包装为“韧实力”、“主动设计和平路径”。他自己的标题就明白写着“两岸安全不能外包”，要求台湾社会不要把和平的责任推给中国，而是主动“设计”和平。

郑丽文以国民党主席身份完成肉身的迎秦动作：飞北京、会习近平、提五点主张、接受十项“惠台政策”。

这三条线的客观政治效应在同一个方向上。

龙应台提供“谦卑”、“和解”、“和平推”的话语资源；罗世宏以传播学者的学术权威为这套话语做合理化辩护；郑丽文以政党主席的政治资源把这套话语转化为具体的政党外交动作。三条线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述、辩护、行动链条。

我不是说这三个人有组织串连，说他们在主观上同谋。我说的是：他们三人的论述与行动，无论主观意图如何，客观后果同向。这个同向的方向是把台湾推进中共“和平统一”的话语框架。

这就是“迎秦三人行”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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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香港的教训与出卖的客观含义

“出卖台湾”是一个重的词。我使用这个词，必须说清楚它的客观含义。

出卖台湾，不必是主观的、有意识的、签下卖身契式的行动。出卖台湾可以是：在民主社会的话语场域中，系统性地把和平的责任转移给弱者一方；在公共论述中，反复要求弱者调整自己的警惕、放软自己的抵抗意志、相信和平罪犯会“以时间软化”；在政治行动中，以政党资源把这套话语转化为与和平罪犯的具体外交合作；最终把民主社会的政治主动权，一步一步交到和平罪犯设定的话语框架中。

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一个参与者主观上认同自己在“出卖”。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追求和平”、在“守护人性”、在“履行最深刻的政治监察”。但客观后果是同一个：把台湾推向一个与和平罪犯妥协的位置。

香港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个过程的终点是什么。1984年到2020年，香港主流知识人也曾经真诚地相信“一国两制”、“以时间软化”、“对话带来改变”。我自己作为中文大学的教授，曾经是这个信念群体的一员。我们不是中共的同路人，但真诚地相信和平与对话。

结果是什么？是2020年的国安法。是苹果日报被取缔禁刊、立场新闻被控煽动及两位总编辑被判刑、四十七人案、黎智英判20年、中文大学变成不能说真话的大学、我自己被迫离港。

这个结果不是因为香港人“不够谦卑”。香港人谦卑了三十多年。这个结果是因为“谦卑论”本身就是和平罪犯最欢迎的论述武器：它让被压迫的一方主动松懈、放弃警惕、误判压迫一方的本质。

如果龙应台真的相信她的“和解”是冲着强者的，她应该在中共能听见的场域要求中共谦卑：先解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4]、刘晓波[25]的骨灰可以建一座供人悼念的坟冢、六四清晨在长安街上被杀的学生和民众[26]可以被公开纪念、先撤销对许志永的十四年判决[27]、废除香港国安法。她有没有做这些事？没有。她要求调整对抗姿态的、重新思考两岸路径的，是台湾这一边，不是北京那一边。

罗世宏指控我“要求别人承担抵抗代价”，预设了一个前提：如果台湾不听龙应台的“谦卑论”，就会走向战争；如果听了，就有可能避免。这个前提需要论证。香港人在2020年之前，整整三十多年都在实践“谦卑”与“对话”。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到1997年回归，再到2019年抗争爆发前的22年，香港的主流知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服务的中文大学在内）绝大多数选择了“在一国两制下保持冷静、推动对话、相信中共会逐步软化”的路径。这条路径的结果不是和平，是2020年的国安法。

如果“谦卑”真的能换取和平，香港今天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香港人付出的“抵抗代价”，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谦卑，是因为他们对“谦卑能换取和平”的误判持续了太久。

我写文章不是要求台湾人承担什么代价，是要把香港的经验教训告诉台湾的读者：“以时间软化僵硬意识形态”这个设想，在和平罪犯面前是一个误判。这是知识的传递，不是代价的转嫁。

罗世宏把这种知识传递污染为“要求别人抗秦”，是在用空间距离（你不在台湾现场）抵销时间距离（你经历过台湾即将面对的事情）。但时间距离正是流亡知识人最珍贵的位置：我们先一步看到了那个结果。

2926年的台湾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龙应台、罗世宏、郑丽文这三条线提供的论述、辩护、行动，正在邀请台湾走上香港走过的那条路。我作为一个从香港经验中走出来的流亡哲学人，必须把这个邀请的真实后果说清楚。

这不是“立场先行的道德定罪”，是把时间距离转化为知识传递。

七、最后

罗世宏“之二”的结尾，把我对龙应台的指控形容为“近乎诋毁”、“污名”、“不待辩论就应该立即被公众识破”。这个结尾的语气已经接近人身攻击，不是公共论证。我不会以同样的语气回应。

我愿意承认，我对龙应台的批评语气很重。“险恶”、“欺骗”、“为焚毁野火的政权说话”这些词，都是严重的指控。但我使用这些词时，是基于对她论述客观后果的判断，不是对她人格的攻击。如果这些词让龙应台或她的支持者感到受伤，我愿意为语气致歉。但语气可以致歉，论述的核心判断我不会收回。

罗世宏作为传播学教授、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董事长，他的批评我会认真读和回应。但他不能要求我放弃对龙应台论述客观后果的判断。判断可以被反驳，但反驳必须处理判断所依据的事实与逻辑。他没有处理我那篇近两万字长文的核心问题：当对话的另一方是和平罪犯时，“对话”、“和解”、“以时间软化僵硬的意识形态”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香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词最后意味着国安法、四十七人案、黎智英判二十年、苹果日报被取缔禁刊、中文大学变成不能说真话的大学。

我把这篇回应的核心判断整理为以下五点作为收束。

第一，“秦”是中共政权，这个对象罗世宏自己已经接受。

第二，避秦、抗秦、迎秦的差别不在肉身位置，而在论述朝向。书写即抗秦，这是流亡知识人最古典的位置。1970年代我在德国认识的那群台湾朋友、廖文毅、史明、汤玛斯．曼、索尔仁尼琴、米沃什、郑义、廖亦武，他们的肉身都离开了现场，但他们的书写从未停止抗秦。

第三，龙应台不是避秦者，是迎秦者。她肉身留在台湾，但论述朝向是面向北京，要求台湾这边调整自己的对抗姿态。

第四，2026年台湾的论述场域中，龙应台、罗世宏、郑丽文三人构成完整的论述、辩护、行动链条。三条线的客观政治效应同向：把台湾推进中共“和平统一”的话语框架。

第五，“出卖”不必是主观意图，可以是客观后果。香港历史教训已经完整呈现了这条路径的终点。

最后我把球丢回给台湾读者：把目光从“张灿辉错了多少”、“罗世宏指出了什么”这些枝节中抬起来，看向那个更根本的问题。你们真的相信，与一个禁绝《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十七年、把一本人道散文定性为“政治性有害书籍”的政权，可以靠“谦卑”换取和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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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是流亡哲学人的问题，是台湾的问题。

后记

上星期，我又到新店景美的“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28]，再一次复习台湾人民在那38年戒严岁月里如何牺牲和反抗。第一法庭的长椅、仁爱楼的押房还在，受难者一个一个的名字刻在人权纪念碑上。走过这些场景，我们很容易以为这只是上世纪的历史，过去了，不会再发生。

国家人权博物馆陈列的受难者姓名。图片取自国家人权博物馆脸书

遗憾的是，香港正在白色恐怖之中。自由、法治、言论空间，正被强秦一寸一寸摧毁。我亲身经历了那个过程。这不是“上世纪的历史”，而是当下进行中的现实。

如果台湾人民迎秦成功，放弃过去几十年争取民主自由所奋斗得来的成果，那么白色恐怖必然重临这座岛屿。我不希望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2026年5月25日于新北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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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灿辉，〈为什么我不能“谦卑”：回应龙应台的“白骨和平论”〉，《追光者》(Pulse HK)，二○二六年五月。

[2]罗世宏，〈驳张灿辉的〈为什么我不能“谦卑”〉一文(I)〉，Substack，二○二六年五月十九日；〈驳张灿辉的〈为什么我不能“谦卑”〉一文(II)〉，Substack，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3]台湾戒严体制下的“黑名单”制度，系指国民党政府禁止特定异议分子返台的名单。一九七○年代海外台独运动主要分布于美国、日本与欧洲；欧洲方面以西德、瑞士、瑞典等地之留学生为主。黑名单须至一九八七年解严、一九九二年《刑法》第一百条修正后始陆续解除。见〈黑名单（台湾）〉，《维基百科》；雅豊斯，〈最后的黑名单〉，《法律白话文运动》，二○一九年。

[4]一九七○年代以后，海外台独四大组织（全美台湾独立联盟、日本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加拿大台湾人权委员会、欧洲台湾独立联盟）合并成立“台湾独立建国联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总部设于美国，于欧洲、日本、北美各地设有支盟，从事政治宣传、出版、组织活动。见〈台湾独立运动〉，《维基百科》。

[5]同前注3。

[6]廖文毅（1910-1986）于二二八事件后通缉亡命，一九四八年于香港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一九五六年于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史明（本名施朝晖，1918-2019）于一九六七年于东京成立“独立台湾会”，撰写《台湾人四百年史》，流亡日本长达四十一年，至一九九三年方以“倒数第二位黑名单”身份偷渡返台。见〈黑名单（台湾）〉，《维基百科》。

[7]罗世宏，〈驳张灿辉的〈为什么我不能“谦卑”〉一文(I)〉，第二节“以发言位置取代论证”段末。

[8]Thomas Mann, Deutsche Hörer! Radiosendungen nach Deutschland aus den Jahren1940–1945(Frankfurt: S. Fischer Verlag,2004).

[9]Aleksandr Solzhenitsyn, Arkhipelag GULAG(Paris: YMCA-Press,1973-1975,3 vols.).

[10]Czesław Miłosz, Zniewolony umysł(Paris: Instytut Literacki,1953).英译本 The Captive Mind，Jane Zielonko译，纽约 Alfred A. Knopf同年出版。

[11]郑义（1947–），原名郑光召。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遭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缉，一九九二年逃亡香港，一九九三年抵美国加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红色纪念碑》由台湾华视文化于一九九三年七月出版。

[12]廖亦武（1958–），中国异议作家，二○一一年偷渡离开中国经越南至德国，现居柏林。著有《中国上访村》、《六四：我的证词》（For a Song and a Hundred Songs）等作。

[13]Lung Ying-tai,"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The New York Times,28 April2025.中译〈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14]龙应台，〈除了“兵推”更要“和平推”为何我们今天要谈和平〉，《天下杂志》，二○二五年九月。

[15]二○二六年四月十八日于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九百号讲堂发表“当战争不结束”演讲。详见杜宗熹，〈《大江大海1949》首出简体版，为何在东京复活？〉，《风传媒》，二○二六年四月十九日。

[16]二○二五台北国际和平论坛于二○二五年九月举行，龙应台为开幕发言者之一。

[17]夏珍，〈夏珍专栏：“兵推”打不赢，“和平”推不动：龙应台的浪漫与焦虑〉，《风传媒》，二○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18]见〈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新华社，二○二六年四月十日；〈郑丽文访问中国大陆〉，《维基百科》。

[19]见〈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从学运明星到“中国人”论述〉，《端传媒》，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20]郑丽文于二○二五年十月十八日以六万五千一百二十二票（得票率百分之五十点一五）当选国民党主席，击败郝龙斌、罗智强等五位候选人。见〈快讯／国民党主席选举结果出炉〉，三立新闻网，二○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21]郑丽文于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言。见〈郑丽文主席：期待2026社会祥和、朝野和解与两岸和平〉，国民党中央，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见〈郑丽文与在台外籍记者对话：两岸和平是唯一出路〉，《联合报》，二○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23]罗世宏，〈从龙应台谈和平：两岸安全不能外包，台湾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谈判筹码〉，《独立评论@天下》，二○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24]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杂志，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于跨境邮件中查验本书并依《海关法》第六条定性为“涉嫌政治性有害书籍”予以查扣。简体字版于二○二六年四月由日本读道社出版，与台湾首版相隔十七年，日文版同期由白水社推出。

[25]刘晓波（1955-2017），二○○八年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被刑事拘留，二○○九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一年；二○一○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于辽宁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因肝癌病逝，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入大海，连坟冢都不获允许。

[26]六四清晨在长安街上的学生：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周边镇压行动中死亡的学生与市民。中共政权至今不允许官方统计或公开纪念。

[27]许志永（1973–），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二○二三年四月由山东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28]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位于新北市新店区复兴路一三一号，原为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包括军法学校、警总军法处等），戒严时期为军事、政治、治安案件之审讯、羁押场所，一九八○年“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即于园区第一法庭举行。二○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改隶国家人权博物馆，更名为“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台湾戒严时期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至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共三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