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忆“劳改”

1967年9月26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上海的批斗大会

季羡林l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他不仅精通多国语言和文字，更在学术界被尊称为“国宝”。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不久，他就因被视为“四旧”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抄家。他的藏书和一些珍贵文献被付之一炬.很快，革命小将们在他家中发现了所谓的“罪证”：一本书里夹着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合影。在当时，这被视为极其严重的罪行，甚至可能招致死刑。随后，季羡林被揪到大街上，接受公开的革命批斗。1967年11月30日，这一天成为他日复一日的噩梦，从此，他每天都要面对类似的折磨。

除了每日批斗，季羡林还经常挨打。只要站姿稍有不正，或哈腰姿势不标准，他便会遭到拳脚相加的惩罚。每次批斗，小将们都禁止他抬头看周围的人，为了尽量少受惩罚，季羡林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要求，尽力减少自己的痛苦。

他最害怕的是游街示众。在这种批斗中，犯人被押上卡车，沿街展示，群众围观并辱骂。每次季羡林被游街，都会遭到夹道怒骂，甚至有人用各种杂物向车上投掷，致使他满脸是血。批斗结束后，仍有怀恨在心的群众对他拳打脚踢。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折磨，年过六十的他几乎丧命。面对这种绝境，季羡林一度想过自杀。

两年的磨难过后，季羡林被下放到劳教单位，他原以为可以逃避批斗，但在劳教地，他被归类为“特殊人员”，受到严格监控。官方专门派了一个工人监督他劳改，多脏多累的活，只要这个工人的嘴一动，季羡林就必须去干。

他在《牛棚杂忆》中回忆说，“我并不怕劳动。但是这样的劳动，除了让我失掉锻炼双腿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外，仍然要随时准备着，被揪去批斗，东语系或北大的某一个部门的头领们，一旦心血来潮，就会派人到我劳动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总能把我手到擒来。有时候，在批斗完了以后，仍然要回原地劳动。坐过一阵喷气式以后，劳动反而给我带来了乐趣，看来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

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季羡林决不敢，也不愿意走阳关大道。为什么不敢？因为在大道上最不安全。戴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三五成群，或者几十成群，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概。像季羡林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他们满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况且此时他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他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

“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吐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我们眼里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够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跑。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们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只脚’，那可真是如堕入十九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敢走阳关大道，季羡林只好专拣偏僻的小路走。他说，十年浩劫期间，北大这样的小路很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薰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却成了他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有点难闻，但是非常安静。野猫野狗是经常能够碰到的。猫狗的“政治觉悟”很低，完全不懂“阶级斗争”，它们不知道他是“黑帮”，只知道他是人，对人它们还是怕的。“到了这个环境里，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也还敢抬头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异常地快乐。对这里的臭气，我不但不想掩鼻而过，还想尽量多留一会儿。这里真是我这类人的天堂。”季羡林说。

但是，人生总是祸不单行的，天堂也决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季羡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他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他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即血流如注。此时，他们那个牢头禁子，不但对此毫不关心，而且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所谓“无用的废物”，指的就是教授。季羡林正准备着挨上几个耳光，他却出其意料大发慈悲，说了声：“滚蛋吧！”季羡林乘机就滚了蛋。

脚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怎么办？季羡林只能用一只脚正式走路，另一只是被拖着走的。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来。他不敢进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见了他都会怒目而视，他哪里还敢自投罗网呢？看到他这一副狼狈相，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也是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上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上边怪罪下来，不但我吃不消，连那位工人也会受到牵连。我现在不期望有什么人对我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