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我却不敢回国送终

本文作者张孔松在纽约时代广场参加活动，抗议中共。（林丹/大纪元）

2025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也是最清醒的一年。12月15日，我的母亲去世了。在她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我们彼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每一天都在煎熬中度过，而我却被迫滞留海外，不敢回国陪伴，无法送终，只能靠视频电话问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内心的惆怅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个人苦难，我很清楚，它并非个案，而是中国现实的政治所长期制造的人道灾难之一。

母亲临终前两天，当她听到那头是我的声音时，已经说不出话，却仍然拼命做手势想要抢电话，我心如刀割。那一刻我明白，她想问的是：“我快不行了，你为什么还不回来见我最后一面？为什么一出国，就再也不敢回来了？”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不是不想回国，而是不敢回国。

个人的不幸，往往并非偶然，而是发生在中共的制度性灾难的直接后果。这种灾难的破坏力远比天灾人祸更可怕，天灾只发生在局部，而暴政却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每一个普通人。

我成长于计划生育的年代，本身就是受害者之一，所幸侥幸逃脱。我的姐姐12岁时被拐卖，明明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却无法将其绳之以法，因为对方背后有共产党的官员保护，这正是法治缺失的真实写照。我的堂哥离奇失踪十几年，至今生死不明，而这也绝非孤例。每年中国失踪人口高达几十万，中共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监控系统，却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找不到，因为这套系统从来不是用来服务人民的，而是用来监控、压制和控制人民的。

在中国时，我无意间接触到外网信息，再结合自身经历，整个人突然清醒过来。我开始发表反对中共的言论，随之而来的，是警察的威胁与殴打、社交账号被封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遭全面排斥。许多朋友将我拉黑，留下来的也不敢与我有任何公开互动，甚至不敢在朋友圈点一个赞。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微信被封、无法发声的那段时间，仍有人私信关心，仍有人认同我的观点。哪怕只能启发一个人清醒，我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这些经历并非“个案”，而是中共的极权体制对普通人进行系统性碾压的结果。

2025年，中国发生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件：香港鸿福苑大火后，当局拒绝追责、压制舆论，对死者家属的维权进行控制与威胁；四川江油“千人反霸”事件中，基层权力与黑恶势力长期勾连，普通民众被逼到极限，最终爆发大规模抗争；陕西蒲城学生坠亡事件疑点重重，当局试图强行定性为“自杀”，却引发上万民众上街抗议，并遭到强力镇压；河南许昌第六中学，上千名学生与家长集体抗议压迫性教育制度，现场冲突激烈；云贵高原农民反对强制火葬运动，地方政府以“文明殡葬”为名，强行剥夺少数民族与农村地区的基本人伦权利；云南昆明街头摊贩与城管的持续冲突，底层生计被系统性摧毁，执法暴力常态化；甘肃天水幼儿园投毒案中，家长依法维权，却被视为“维稳对象”，信息遭到封锁。

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中国人民并不是违法者，而是被逼到绝境的受害者。而中共政权的回应，永远只有两种方式——封锁和镇压。所有的结论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问题不在具体事件，而在政权本身。

正是这些发生在中国的血淋淋的现实，让我彻底放弃幻想。我不再相信所谓的“体制内改良”，不再相信“渐进改革”，也不再相信“忍一忍就会好”。

我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只要中共政权不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不会结束。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的反抗实践已经清楚证明，当人民不再恐惧，专制政权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强大。所谓“高科技维稳”“天网系统”“绝对控制”，在真实的社会崩塌面前，都是纸糊的“神话”。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共产党。生命不熄，抗议不止。因此，我无法回国，这不是假设，而是必然。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下，参与海外民主组织活动的人，一旦回国，等待的只会是坐牢、被失踪，甚至肉体上的毁灭。

我选择抗争，而不是沉默。母亲的去世让我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我更加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为了不再有中国人像我一样流浪海外、无法回家，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安定的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最大的幸福，就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那时的中国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