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可惜了台湾卸任总统的有限舞台

尽管近年国际秩序变化异常，但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仍具备基本意义，尤其在国与国之间持续频繁联动下，诸多国际组织依旧扮演着为不同利害者协调合作的平台。就这角度，便让很多国际组织都带有这样的特色——由各国卸任元首主持。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珀迪曾如此形容卸任总统——“当一位总统最后一次离开白宫，将权力移交给继任者时，他的身份将发生一个非常根本性的转变——突然间又变回了普通公民。”话是没错，不过他们实际上并不会就是个“普通公民”，毕竟他们都是参与过国家重大决策的人，甚至还藏有不为人知的机密，距离“普通公民”还有一段过渡期，直到真正远离公众视线，以其身负的政治资产，他们其实仍有机会在台面上活跃一阵子。

卸任总统不能做的事情，各国都有法律规定，如不得泄密，以及为了国安考量，美国总统曾被规定卸任后一定期间内不能购买高科技产品、不能网购，也不能自驾。问题在他们能做什么？对美国这般动见观瞻的大国来说，即使卸任总统也带有影响力余温，柯林顿尤其透过全球巡回演讲为自己赚了好几百万美金。至于很多中小型国家卸任元首，为数不少正是“转职”国际组织。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就是第一位政府领导人出身的联合国秘书长；北约前后任秘书长分别为挪威前总理史托藤伯格、荷兰前总理吕特；前纽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卸任后，随即就任联合开发计划署署长；前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前爱尔兰总统罗宾森卸任后，都曾担任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前芬兰总统哈洛宁卸任后转职联合国永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共同主席；更早之前，挪威前总理布伦特兰卸任后，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

凡此种种，皆各国卸任元首藉其领导国家时所展现政治力的延续。而当然，这些卸任元首可以在下台后利用国际舞台拓展触角，很重要因素便在于他们无不来自“主权国家”，据此知悉如何在不同国家利害间调和鼎鼐。所以，回看台湾，台湾卸任元首可不可以参与国际组织？可以，但直到今天，无论蔡英文、马英九，至多只能以非官方国家代表身份，参加非政府组织、智库或学术机构的活动，如蔡英文曾前往参加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柏林自由会议和公元两千论坛等活动，却无法在任何正式国际组织担任任何职务。

原因当然只有一个，中国施压。历来中国不只将台湾（中华民国）排除在各个国际（政府）组织之外，即使卸任，其国际活动也一样被框限在“非政府组织范畴”。道理也很简单，若照国际体系（国际法），在所谓国家四标准（经典论点为《蒙特维多公约》）领土、人民、政府，以及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台湾毋庸置疑完整具备了前三项，第四项就是中国不断压缩台湾外交空间（阻碍中华民国与他国建交或促成断交）的核心原因。而第四项实则也带有“隐藏版的第五项”，亦即“国际组织暨相关机构”对一政治实体（如台湾）是否为一国家所作出的某种声明（如，同意由其卸任元首任职）。

就“隐藏版的第五项”，说明了即便“卸任元首”身份已不若在任时敏感，中国也要全力挡下，否则就会形同为第五项认可开路，一旦开例，就会直接冲击第四项标准，然后台湾国家地位就会更完备。

这也就是蔡英文就算在国际上颇受推崇，目前现实上的国际行动空间依旧颇受限（中国压力）的根源。至于马英九，在他任内因明确定调“台湾与大陆”（非台湾与中国）表述，由此等同将“第五项标准”的立场拉回到了更为模糊的领域，意谓卸任后，他自然无意借由卸任总统身份，间接带着台湾走向世界，马英九确实是更积极地在经营和中国的关系。结果，近期环绕在他和前幕僚间的种种纠葛，却又都是发生在他卸任后所主持，彼此为两岸事务“踌躇满志”的马英九基金会。

一路看下来，我们深知台湾总统卸任后，发挥空间现实上确实远不及上述诸多同等级的中小型国家卸任元首，而马英九唯一能（或者只想）使力之处，正是让台湾卸任元首动能大为受限的中国，台湾卸任元首能做的事情已经比别人少太多了，偏偏，就在他卸任勤走两岸之际，今天竟是爆出“卸任元首控前幕僚污台商钱”这般乌烟瘴气的鸟事，这不令人唏嘘，什么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