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入人大

在校期间，我和我的她与校文工团杨老师（前排坐者）的合影

我是1967年上的小学。这个年代大家都知道，那个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一切有关文化的秩序、概念都已混乱。不像现在的孩子，从一上学就被灌输要上名牌大学，有的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起跑线”的“抢跑”。

而我在那个时候，只知道中学毕业就要面临上山下乡，运气好的，比如已经有哥哥、姐姐上山下乡了，或者是家里的“独苗”，就可以留城里上班。

还有个好的去处就是当兵，这在当时是最热门的了，但不是人人都有这机会、这路子的。还有个别有艺术才能的，可以往文艺团体努力。

我当时参加了上海市黄浦区工人业余合唱团，虽然当时我还是个没毕业的中学生。记得当时有不少部队的文艺团体来我们合唱团招人，那些已经当了“工人”的团员也都积极地报名。

此时我正面临毕业，他们问我，去文工团和上大学，我如何选择，我竟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当时我还真不清楚上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记得在我高考完等待发榜的时刻，听我父亲单位的一个技术员（他上过大学）跟我说，在大学他可以一次从图书馆借八本书，可以这么随心所欲地借书、读书，成为我当时向往上大学的一个理由。

我是1978年从上海市浦光中学毕业，要不是赶上了恢复高考，我自己心里都已经认可了上山下乡的这条出路，以为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但面临毕业，大学开始招生了，我们浦光中学开始了备考的一系列措施：开始从全年级14个毕业班里通过考试分出两个提高班，集中优秀教师教课；再后来又分出文科班、理科班，向大学“突击”。

因为我当时还算是个爱学习的学生，也就亦步亦趋地跟着学校的安排，顺势进入了高考的节奏。由于学校动手及时，措施得力，浦光中学在78级高考中成绩突出，上大学人数在上海黄浦区名列第一。

多少年以后的一次聚会，我当时的文科班班主任张正康告诉说，我的某科（不知是地理还是政治，记不得是哪科了，脑子已经呈现退化的征兆）单科成绩在全区也是名列前茅。后来我想，要不是赶上了好时候，如果当时我已经下乡了或是就业了，我也许就没有这种上大学的念头了，肯定就会错过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了。

说实在的（别笑我孤陋寡闻），在我填写大学志愿之前，我都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一所学校叫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填志愿时，名录上还没有人大的名字，可能当时中央还没有决定恢复人大。

填补充志愿时，作为文科生的我，上海及上海周边的文科学校名额都已经搜刮殆尽了，我的很多同学的志愿栏里都空着，这时发现了一个名叫中国人民大学招收文科生，我顺手就填写了进去。

嘿嘿，就这无可奈何的一笔，让我跟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结了缘，我被她看上了，录取了，从上海来到了北京。记得当时学校去北京站接我们的车走长安街，路过天安门广场时，我透过车窗兴奋地、久久地盯着那座在歌里曾唱过无数遍的城门楼子。

懵懵懂懂撞进的这所大学，校园不那么美丽，既没有湖，也没有塔。校舍不那么宽绰，我们住的红一楼，一间屋子刚好能塞进四张上下铺，八个大小伙子的人气把个小屋充盈得满满当当。设施不那么完备，学生食堂远在校园西门，而我们宿舍及教室靠近东门，走一趟单程需要15分钟……

这一切都没啥，因为人大有我优秀的教师和同学，他们成为我人生的良师益友。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遇到了与我相爱、相伴至今的妻子，您说这不是人大给我的最完美的礼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