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每每让我想到余秋雨，作为那个时代的文棍之一，新时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并公然宣称替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他们这种毫无文人操守、气节可言的无耻小人，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1928年郭沫若通过《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攻击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说鲁迅“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还在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说蒋的“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众朗诵：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他写《水调歌头》批邓，四人帮被逮捕，马上又写《水调歌头》，把四人帮骂得狗血淋头。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他的这篇奇文----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黨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黨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不知道一些用心险恶、丧心病狂的台独分子看了他的大作会作何感想。
1949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