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时的陶孟和（后排右二）与傅斯年（后排右三）
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国民政府决定把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到台湾。第一批最重要的古物、标本、仪器、历史档案、外交文书等772箱，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
中共方面听说了这个消息，为阻止搬迁，特地找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请他出面劝说李济不要担任押运官。李济问陶孟和：“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
陶孟和既拿不出科学证据，也担负不起这份责任，只好作罢。
但陶孟和领导的社会研究所全套人马却完整地留了下来，无一人去台湾，全部转入了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他的这份功劳被有关方面认可，待新政权建立后，改换门庭，成立中国科学院，陶孟和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社会研究所所长。
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寻求改良社会的方法，是陶孟和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宏愿。最初，因为在学校教书，不能分出更多的精力从事社会调查，直到1926年，事情才出现转机。
此前的1924年5月，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多收的部分及其利息总共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为确保这笔资金不被挪用，美方要求成立一个董事会，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来管理这笔资金。董事会的名称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中基会的最高决策权归属于董事会。
根据协议，美国退还的这笔钱只有中基会才有权力支配，将其用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这个概念比较宽泛，所以，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
1926年2月，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联系中基会，愿意捐赠专款三年，委托中基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中基会经讨论后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聘请陶孟和负责管理调查研究事务。陶孟和到任后，提出了三项研究课题：一是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二是对北平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是对北平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
因为此前中基会的研究范围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所以社会调查部的位置就显得有点尴尬。陶孟和认为，要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社会调查部就必须独立。
于是陶孟和给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写信，希望获得胡适的支持。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和陶孟和曾经都是北大教授。最终，在胡适的帮助下，陶孟和的社会调查部顺利升级为独立的研究机构——社会调查所，并得到了四万元经费的预算。
陶孟和对此很是感激。
社会调查所成立后，陶孟和带领他的团队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贸易、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等多方面展开了广泛调查，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1931年底，吴晗给胡适写信，请老师帮助自己的北大同学千家驹找份工作。胡适约见千家驹后，认为千是可造之材，于是给陶孟和写信请他帮助安排工作。
陶孟和想也没想就同意了。可等他回头一打听，才知道千家驹是北大学生会会长，是有名的捣乱分子，怀疑他和地下党有关系，不免担心不好管理。
胡适听说后回复说：“捣乱分子和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经胡适如此一说，陶孟和只好同意了。
其实，还在1926年，17岁的千家驹刚考入北大，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组织学潮、驱赶教授等地下活动。对此，胡适心知肚明。只是出于包容的心态，胡适能尊重年轻人的选择。
1934年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改称社会研究所），由陶孟和担任所长。1935年，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顺利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也就在这一年，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指示中研院准备南迁，尚未成行，又要求迁往台湾。对此，陶孟和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表示反对。
中央研究院当时在南京有地质所、气象所、数学所、物理所、天文所、历史语言所、社会研究所等。在这些所长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以傅斯年为首，主张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一派以陶孟和为首，反对搬迁，主张留守南京。那段时间，陶孟和一直住在研究所办公室主持工作，他对大家说：“院长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陶孟和的这番话，对中央研究院其他各所也产生了影响。到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进入南京时，中央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所都留在了南京或上海。社会所更是个个坚守岗位，没有一个人去台湾，所中财产，包括图书资料都全部保留了下来。
陶孟和的表现受到了新生政权的肯定，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陶孟和就被任命为副院长兼联络局长，分管社会、历史、考古、语言4个研究所，并兼任社会研究所所长。职务不可谓不高，责任不可谓不重。但随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所有大学的社会学系都被撤销，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法学等人文学科不再被重视，社会研究所也因此被更名为经济研究所，而陶孟和则不再担任所长一职。
社会学是陶孟和的专业，他为此奋斗了一生。但年近古稀，他所从事的社会学不仅消亡了，还被当作伪科学受到批判，这使陶孟和目瞪口呆，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950年代中期，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的运动，陶孟和年长胡适四岁，两人同在北大任教，是共事多年的朋友，又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深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并无道理。面对汹涌澎湃的批判浪潮，他闭口不言，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当57年又一轮运动降临，陶孟和到底还是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发言说：“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了许多混乱。”他在批判费孝通等人的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
这样的发言已经让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很不高兴了。但陶孟和仍然不管不顾，在这一年9月中科院召开的批判大会上，大家都一起愤怒声讨右派时，陶孟和又站出来大声疾呼说：“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气急败坏，当即决定给陶孟和戴上一顶右派帽子，按敌我矛盾处理。
原本，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但因为有两个大人物出面担保，使陶孟和逃脱一劫。
陶孟和出生于1887年，父亲陶仲明是严氏私塾的老师。陶孟和从小就跟随父亲在严氏私塾读书。1901年，陶仲明去世，张伯苓接任塾师。1907年，严氏私塾改为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做了该校的老师。后来南开学校发展成为南开大学，陶孟和也算是南开大学的元老之一。那些从南开毕业的学子梅贻琦、周恩来，都是陶孟和的晚辈。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不久，就去了日本和英国留学，在1913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陶孟和回国后，出任北大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教务长等职务，成为北大的早期教授之一。
1919年1月，陶孟和邀请杨昌济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当时，毛泽东正在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谈恋爱，杨昌济不但替毛泽东找到了一份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还介绍他与陶孟和有过交往。
1920年，杨昌济病故，杨家陷于困窘。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和马寅初、胡适、陶孟和四人出面，向北大师生征集善款，才替杨昌济料理了后事。丧事办完后，还有一些积余，就留在了杨夫人手里，以备生活之需。当时，毛泽东想回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因为手里没钱，无法成行，是杨开慧说服母亲给了毛泽东一笔钱，作为创办文化书社的资金。
毛泽东后来一直记得四位教授的情谊。所以在陶孟和直言反右斗争是浩劫的时候，也能手下留情，放陶孟和一马；仅只通过郭沫若传话，要陶孟和不要再妄议国事，否则彼此不好见面。陶孟和从此闭嘴，不再随便开口说话。
1960年4月中旬，陶孟和前往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陶孟和突发心梗离世，享年73岁。
2024-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