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9，02，14）
*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被译成越来越多种文字*
近来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警觉和关注。一本两年以前在德国柏林获得“尤利西斯”优秀报导文学奖的周勍先生所著《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透视》，正被译成日文、意大利文等越来越多种文字在各国陆续出版。
*“透支年代”示警，周勍：如果吃喝都成为高风险的事，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民以何食为天》是作家周勍先生“透支年代”实录系列之一，该书早在“毒饺子”、“毒奶粉”等一系列食品问题爆发前一、两年，就以大量调查结果为依据，向世人发出警号。
周勍先生在该书简短的“前言：系于口舌之间的民族命运”中写道：“钟南山院士坦言：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常此以往，50年后大多数人将丧失生育能力！”
周勍先生在他的书中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维系生命所必需的吃喝问题如果都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情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
*作家周勍：食品不安全，谁为将来发现的疾病“买（埋）单”？*
周勍先生因为出版这本书，在国内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现在他应邀在德国访问，接受我的采访，先谈了站出来讲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动因。
他说：“我之所以能出来讲，就是我对中国食品现状的绝望。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是一个父亲，也是社会中的普通人。在我们国家，几万分之一的人才能吃‘特供’，普通老百姓随时都面临着食品不安全的威胁。而且食品不是毒品，毒品一吃毒死人，马上警察会抓你。食品里面的化学添加剂是在天长日久之后才在人身体里发酵、病变、不断裂变。这样，对这个国家民众身体非常可怕，谁来为将来发现的疾病买（埋）单呢？”
*周勍：写书为使读者了解现状，规避风险，改变现状*
周勍先生简要介绍他的《民以何食为天》说：“我觉得这是让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食品现状的书，也是提供自我保护的书。我不是为把丑闻剥开，我在中间也大量附录了很多如何防止不安全食品的一些方法，是四年多我从各种食品专家、医学专家手里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对执政者来说，真有执政理念、理想的人，你一看这本书，知道中国食品怎样改，是非常简单，不是很复杂的事。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使你了解中国食品现状。
我一直在讲，地球是一个村庄，现在东头感冒，西头就打喷嚏。中国的毒食品对全世界人也会构成危险。你看了这本书就会知道，怎么来规避危险。我也提供了你作为一个西方政府或个人，怎么协助中共政府改变食品不安全现状的一些方法。”
*仲维光“序”：一系列透支如釜底抽薪，民族、国家、山河失去了基础*
在德国的学者仲维光先生为《民以何食为天》一书作序，序言中说：“为写这本书，周勍花了两年多时间，为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了解真实的情况，他城市乡村、天涯海角，亲自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和访问。结果令人震惊，我们这样一个以‘美食文化’著称，几千年来推崇忠孝礼仪廉耻的民族，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商业社会的。为了求生和金钱，美食也罢，礼仪廉耻也罢，在这个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中都遭到彻底的蹂躏。食品污染、毒化已经几乎无处不在。你吃的猪肉是用有毒的瘦肉精催发的，面粉有添加剂，水果有催熟剂，甚至驰名中外的咸鱼和泡菜的泡制，为了制作更便利居然使用了剧毒的‘敌敌畏’”。
序言中还说：“《民以何食为天》只是周勍一发不可收拾的计划要写的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立足于神州大地的周勍的目光，早已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透支的年代。眼下这种食品不安全的现状，是多年来疯狂透支的必然结果。透支社会、透支环境、透支亲情、透支信任。。。正是这一系列的透支，犹如釜底抽薪，使民族、国家和山河失去了基础。。。”
*学者仲维光：周勍语言干净，把握问题准确，不惧危险*
序言作者仲维光先生谈对《民以何食为天》一书最突出的印象：“周勍是这几年里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年轻人。他1965年生，比我小将近二十岁。看到这本书我很奇怪，书里几乎没有共产党社会文化和知识界那种假大空特点――微言大义，知道一点儿，马上就发挥，说大话、用些形容词虚张声势。
周勍《民以何食为天》里的语言非常干净，谈的都是些具体事实。周勍并不精通外语，到底为什么他的语言和思想能这么干净？到今天也还是个谜。有的人离开大陆那个封闭社会到西方以后，生活多年都达不到这程度。
所以，看了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写书序，我当时就答应了。
第二我很奇怪的是周勍把握问题的能力。。。从现象到造成它的社会、政治历史原因，周勍把握得都非常准确。而且这些常常涉及比较敏感的问题，甚至是带有政治性的危险问题，周勍并不回避，而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把这些问题说出来。
周勍对政治活动并不很感兴趣，但是涉及到政治的时候，他毫不畏缩。例如，在《民以何食为天》这本书中，周勍看到食品污染问题，将会涉及到中国大陆社会的安定、以后的动乱、甚至涉及到共产党政府统治问题。周勍毫不畏惧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他要求一般民众注意到食品污染关乎健康、环境因素、整个民族未来发展；他也向共产党政权提出，如果你们不注意食品污染，这个问题大了的话，会危及到你们的统治。他也向其他人提出，食品污染最根本在于这个制度、这个社会栽下了很多造成不可避免的食品污染的原因。
我觉得周勍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客观真实所应该承担责任的毫不畏惧。”
*周勍：从“六四”坐牢，办报纸，到作“口述历史”访谈*
当我请周勍先生谈谈最初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他从1989年“六四”后坐牢说起：“我1989年被关监狱时，觉得好多事很荒唐，很大一个事件过后，几乎没留下任何声音。从监狱出来，我作第一份报纸《历史故事报》，发现非常可怕。我们所知道的大大小小历史事件的说法可能都充满了荒唐和谎言。”
主持人：“对您1989年之前，能不能作个简要介绍？”
周勍：“1989年前我一直写小说，1984、1985年出过第一本书《终南山的传说》。那阵文学比较热，觉得自己也是所谓年轻有为。1989年我逃亡几个月，后来被关到监狱，判了两年，然后我越狱，又加了八个月刑。出来以后，1995年开始办《历史故事报》，发行多的时候，有十多万份。我创办这报纸，是承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报，中国没有自由办报的可能。因我承包，最后国安当面跟我讲‘一份发行十多万份的报纸在你手里掌握着，我们领导睡不着，领导的领导都睡不着。如果你给你的报纸全印上共产党万岁，我们领导都觉得你寒碜共产党’。这个报纸我就作不了了。
后来到深圳，大概1997年又作《经贸报》，一年左右，发行两万份，最后也是有关部门在找，我自己就离开了。
后来去了俄罗斯、去美国待一段时间。我当时在美国，跟一个口述历史学家聊天，他一句话打动了我――‘口述历史就是让普通人进入历史’，让我非常感动。我们所有的历史，比如1976年以前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以外，基本上那个时代几亿人就白活过了。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在历史上，普通人基本不留下任何痕迹。所以，我回到国内就开始作‘口述历史’，到现在大概音像资料有一千多个小时。”
主持人：“访问的都是些什么人？”
周勍：“可能也比较偏，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反右’时一些边缘人物、上访的民工、上访的农民、也作一些学医学当了院士的科学家，都算比较特殊的人群吧。”
*周勍：被谎言掩盖的历史与现实*
我发现常识性的东西经常会被谎言掩盖。比如，我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每省找五个农民，电话或见面访谈，是抽查，根本没有任何意向。所有农民一张口就说‘三年自然灾害’。我紧接着问‘当年你记忆中下大雨了没有？发洪水了没有？出蝗虫了没有？’回答‘都没有’。我说，那为什么会叫‘三年自然灾害？’他们说‘大家都习惯这样说’。我们的历史已经让习惯的假话整个从名词上就篡改了。”
主持人：“您觉得自己能做什么？”
周勍：“我觉得一个人能做的非常少。开始就访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人，我想让证人走回历史的现场。比如给西安那个老人林牧。。。可能唯一是我给他作过一生整个过程的访谈。还包括像胡风集团的一些人，更大部分是普通人，不是事件核心，他们也可能离历史真实更近。”
主持人：“其中有多少已经成书成篇了？”
周勍：“现在成篇成书的还没有，这在大陆无法出版。我会寻求在海外作些出版，但想法不大，因为这些东西主要还是要让中国人看得到。”
主持人：“您怎么从关注历史转向现实，从以人为线索到关注食品？”
周勍：“作口述史，现代历史我也关注。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到现在，我把它定义为‘透支年代’。所有的。。。对资源的透支、对人情、亲情事故，所有的透支非常可怕。我当时就想找个‘切入口’作个小麻雀，解剖这个社会。”
*周勍：从关注“精神消费”到关注食品危机*
周勍说：“原来想作‘中国人的精神消费’――我们从小学的什么课本，一般家庭订的什么报纸，看的什么书。。。这是非常可怕的。我小学学的课文《周恩来窗前的灯光》，到我儿子上小学，几十年过去，还学这课文。我当时相信周恩来可能工作一夜，我儿子比我聪明些，说‘周恩来工作一晚上，什么时候睡觉？’我突然。。。我说‘跟不跟爸爸一样，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就跟一些朋友谈，说想作个‘中国人的精神消费’这样题目的的东西。他们说‘哎呀，还精神？咱们吃的都是垃圾’。就这样，才导致我对吃的东西开始关注。
原来没有想到‘吃’这么危险，充满这么多危机，也没有想到要通过揭黑幕。。。主要是觉得吃和每一个人都有关联，而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和社会的管理阶层、和资本、市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这样的介入。”
*周勍：越陷越深，感谢帮助我的人，也经历打压与威胁，危险感比“六四”被关监狱都强烈*
主持人：“能不能从总体上描述一下，您为了写这本书，通过哪些步骤，访问范围，让我们对过程和规模有个了解？”
周勍：“开始想把它作为社会学范本来作，有些必要的调查。我在2002年以前对食品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基本一片空白。首先熟悉这行业人员，大学食品专业和相关科研人员、检疫、检测部门的人。。。我那本书上也说，感谢这批人给我提供了帮助。
在这过程中，越陷就越深。到现在，单是和食品有关的书籍资料总能看过一、两千万汉字了。
至于访问过程中，最大困难来源于我身份不明。因为在中国你必须是个记者，采访如果出了什么事还能有个保障，起码你拿个介绍信，有人接待你。
我自己处于政府打压过程，内心恐惧；另外是来源于黑食品制造商，或者是要去的那个出现问题的地方、政府的威胁。
主持人：“什么样的威胁？”
周勍：“我觉得最大威胁方式就是中国目前权力和资本的勾结。最近的一次是2004年《报告文学》把我这书摘了八万字发了以后，当时江西省的工商局就请去我去作个《民以何食为天》的演讲，说他们出机票，给当地食品制造商和管理工作人员讲讲。我觉得挺不错，当我决定去，明天准备要去，机票都给我了，接到一个电话说‘周先生你不要来了，机票我们还给你报销’。
事后知道，举办这个研讨会的赞助商，就是我书中介绍的一个食品加工企业。他们为什么要出钱让当地工商局出面举办这个活动呢？因为出了丑闻。不是为了研讨食品安全，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给自己洗白。他们当时就对主办方说，我要去，他不能保证我的安全。而且本来这个会上还买了几百本（摘发我书稿的《报告文学》）这杂志，我要发给与会者，他们就拒绝给这个会议赞助。
这种所谓的危险，如果发生了，都不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你一直感觉可能要出事，而没有到来，这是最大的危险。我从2002年下半年以后到现在做这件事，这种危险感一直比过去‘六四’关监狱以后那个危险感都强烈。”
*周勍：2004年预警“下次食品灾难将在儿童食品，工业添加剂过量”，体制锈死成灾使人绝望*
周勍先生说：“这书出来，在外面获奖，我不断在媒体讲，一些部门会觉得在败坏所谓国家利益，败坏国家的面子。我一直强调，一个成年人，别人给你脸上抹不上黑，抹上黑你随手也可以擦掉。真正脸上有黑的，是自己给自己抹的黑。
如果警察来抓我，我都会笑着跟他说‘你真的很傻，总有人得讲，抓了我，你和你家人的安全可能也失去了一份保障。”
主持人：“在这种工作量和压力都比较大的情况下，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周勍：“强烈的就是对中国现在政府和当局的绝望。2004年我的书已经说‘下一次食品灾难将会在儿童食品，包括奶粉。。。工业添加剂过量导致更大的灾难’。现在文本在那儿放着，而且这本杂志当时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买去，放在给中央最高当局看的一份文件里，据说当局所有头儿都批过字。结果呢，没有过两年，发生了这‘三鹿’更大的灾难。”
这就让我对这样一个官僚机制彻底锈死那种绝望。你要说他们不知道也好，他们都知道。”
*周勍：不同制度面对问题方式的比较*
周勍先生举例说：“比如，一个好的制度，美国1905年时，食品安全状况比中国现在更差，当时一本书《屠场》就改变了美国的食品现状。美国当时《食品安全洁净法》出现，都跟那本书有关。
而我自己这本书带来的是。。。2006年我要去意大利，相关当局找我谈话，拿着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转了我的一万多字的文件，寄给我，要挟我说‘我们不管你怎么拿到这个东西，上面有秘密，就是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我们就可以判你三年刑’。
这就更激怒我应该讲出来，因为靠这个机制和政府是无法解决这问题的，下一个灾难可能随时会出现。”
*周勍：我真不是有勇气的人，‘前面真的是个坑，你得绕着走’*
当别人称赞周勍勇气的时候，他说：“我真不是有勇气的人。这就像我看见前面一个坑，掉下人，一个把腿摔断了，一个把命要了，我眼睛闭不下说我没看见，我也没有能力填掉这个坑。那么就得跟后面人说‘真的是个坑，你得绕着走’”。
主持人：“您从着手调查采访，一直到出第一个版本，用了多长时间？”
周勍：“从2002年到2006年获‘尤利西斯’报导文学奖，中国的工人出版社就把它出了，删去了三分之一 。”
主持人：“您有没有粗略统计走访了多少单位，采访了多少人，跨了多少领域？”
周勍：“一是确实多得我无法统计，另外到现在一部分人我还是不能讲出来。领域像政府部门、工商、农业部、食品安全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一些基层管理部门、食品生产者、大型超市、街头小贩、养鱼的、农民。。。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一些报道过食品的媒体人。。。我能作到现在，也是有非常多人的支持。”
周勍先生谈到：“我通过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介绍比较大的南方一个城市工商局局长，一把手，说他们有一年春节前查出大量‘民工粮’，就是中国国库把粮食放到一定时间，发霉了，新粮食换进去后，出来的非法便宜卖给农民工。卖的过程中，霉菌对人就有伤害。为了好看，卖以前把大米用工业石蜡抛光，看着很漂亮鲜亮，实际工业石蜡是严重致癌物质。
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认为‘民工粮’跟自己没关系，实际上这些粮食真正进了大机关、厂矿和学校。这位工商局长跟我说，他们查出一大批用工业石蜡炮制过的‘民工粮’大米，市委书记给他打电话说‘这是最高政治，你再敢把这事披露出去，麻烦和危险你自己想象不到’。
你看共产党官员里也有很多人。。。切实伤害到自己，他也会疼，他说‘我孩子也在大学上学呀’。
我最反感XXX打叉叉这样的写法，但这是个非常矛盾的过程，有些写出来，将可能给提供素材的人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不直接写出来，真实性就非常差。
所以，我觉得中国食品的环境跟其它所有问题一模一样，你不敢往深里踩，一踩进去，那种真相都会让你瞠目结舌，无法面对。”
*廖建龙博士：日译本在日本反响很大，到去年发行了五万册*
主持人：“2006年工人出版社删去三分之一出版后又出过什么版本？”
周勍：“2007年三、四月份在香港出中文版。2007年9月底，日本‘草思社’出了日文版。10月1日我去了日本，主要媒体我都见了。”
我采访了日文本译者、住在日本的翻译家廖建龙博士，请他谈谈是怎么想到翻译这本书的。
廖建龙先生说：“2007年春天我在香港的杂志发现周勍在德国受奖了，中国食品的事情。。。我在网上找到，就联系，跟他通电话说‘你给我翻译嘛！’2007年世界上食品方面还平静，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国外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把他的书拿到看了很有趣，10月就把它翻译成了，在日本‘草思社’出版。”
主持人：“日译本书名是什么？”
廖建龙：“《中国的危险食品》，影响很大，因为他这本是2006年的，2007年发生的宠物（从中国进口饲料添加剂有毒）的事，他没有写，我就要求他加上这些问题。我跑到北京采访他，把采访记事加在这个译本中――周勍这样勇敢，整天给人监视，但他还是一直不客气、他的身世等，都加在书里面。
这本书出来，反响很大，到去年在日本发行五万本哪！”
*周勍：正在陆续翻译、出版的各种文字版本，网上可看中文版*
周勍先生继续谈不同文字版本：“2008年5月出了意大利文本，第一次印了三、四千，现在已经开始加印。欧盟现任主席看了，写了封短信，让办公室给这个意大利文出版社写了四页英文信，非常肯定这本书，而且觉得对欧盟的食品安全方面问题改变有很大好处。还有意大利农业部长，也对这书发表了很长的评论。2008年9月，出了韩文版，四千册，几个月以后加印。
另外台湾2007年11月也出了，书名《中国大陆食品污染》，已经加印过三次。
中国的危机食品，最大的危机是中国，而不是西方，日本这本书都能卖五万册，中国大陆为什么印一万册就没有了？这也能看到问题。”
主持人：“除了以上这几个版本外，网络上中文可以全文看到这本书是吧？”
周勍：“对。一出来我就免费放到网上，希望大家都来看。
目前正在翻译中可能8月份能出来的是德文版，而且是德国比较大的2001出版社。法文版和瑞典文版正在谈，英文版。。。可能三、四月份我要去一趟。”
*周勍：感谢老友马建和他的太太伏罗拉（FLORA）*
主持人：“实际上英文版已经译好了。。。”
周勍：“对，对。”
周勍先生在《民以何食为天》“后记”中写道：“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友马建和他的太太伏罗拉。马建给了我朋友间的友爱——在人人自危的季节里他曾经说过‘有我一年吃的就有你半年的粮食’这样重量的话，可他说这话时却平静的有点不经意。而他的太太则应‘尤利西斯’国际报导文学奖评委会之邀，把我的这部书稿出色的翻译成了英文，使我有了进入另一种话语体系的机会。”
*作家马建：推荐这本书，我让太太帮忙译成英文*
我采访了住在英国伦敦的作家马建先生，他是获得2008年纽约图书推荐榜排名第一的小说《北京昏迷》（《Beijing Coma》）的作者。
马建先生谈他与周勍的相识：“我认识周勍起码有十八年了，当时他刚从监狱放出来，到了北京，没有人敢理他，我就给他找了个旅馆，以后他就把我当成他的好朋友。我一直比较关注他，‘六四’的这些大学生里，他是比较优秀的一个，以前也是作家班的。他的《民以何食为天》是我太太帮忙给翻译，这本书最后在德国获奖。
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一是对他的写作比较有信心；第二我也想到，他的书谈的是个焦点，是个大问题，所以我就让我太太帮忙翻译出来。我太太是英国人，叫伏罗拉（FLORA）。
翻译过程我给它（这书）作了大量删节，更像一个文学的文本，这样西方人比较容易接受。他们不喜欢太多的形容词、太多个人观点，希望得到一些事实。”
*马建：敲警钟――食品污染、道德污染…没有监督的体制，污染一直会存在*
主持人：“如果要谈到这本书的价值、从报导文学角度评价写作特点，您愿意从哪些方面谈谈？”
马建：“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当时切入点是人们不断对中国食品的质疑，从‘有毒食品污染’也可以往整个中国人的‘道德污染’方向去发展。因为目前在中国这种体制下，政府在撒谎、你也不能怪老百姓撒谎，大家都要生存。从医院到教授，我也很难碰到一个。。。或很难接触到一些很真诚的事情或很真诚的人，你不能指望农民的产品就是可靠的了，他们也需要生存。所以在食品污染的背后，你发现官员、政府的体制。。。就像一块大饼，大家都在围着它吃，农民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毒奶粉’事件出来以后，人们更加关注食品污染问题，但是早在这之前好几年，这本书就已经出版了嘛！而且这本书当时也已经一不小心传到那些中央委员一级的干部手里，他们也都看过。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能对这个社会起到敲敲警钟的作用吧！因为不止是谈论食品污染，也谈到背后的官员，背后这种没有人去监督的体制。这种污染会一直存在，就像没有民主，或没有人权，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政治体制的腐败问题一样。”
*马建：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无论大城市如何漂亮，也不是中国的漂亮*
主持人：“从这本书的分量、成书的难度方面您怎么看？”
马建：“这个我想跟周勍的经历有点儿关系吧，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多年关注点一直放在农民、下层社会，这些受迫害不被注意到的阶层。特别是周勍从共产党的劳改营出来后，他接触的朋友，他所相信的一切，可以说都集中到这个点上，就是为下层社会鸣不平。
我想，周勍还是个有道德理想的作家，关注点永远是一个讨论的价值问题，人生价值，包括信仰，很多东西在背后，都是可以讨论。他在选择这个题材以前，出过书，我也给他写过序，主要也是讨论比如户籍制度等，很多问题基本还是倾向于农民问题，在中国叫‘三农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共产党那些所谓‘二十四个大城市’变得无论如何漂亮，那也不是中国漂亮。”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