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与 论“矛盾”

（上）

    

魏 紫 丹

   编者按﹕魏紫丹教授这篇论文，处处闪耀着思辨的智慧，处处表现着逻辑的严密，文字也愈显精彩、动人。该文，将一个根本不懂哲学，只懂得专制、独裁、残忍和狡猾的毛泽东，活生生地跃然于纸上。作者还是一位真正地“理论联系实际”者，因为他将毛泽东满嘴巴“胡言乱语”的所谓哲学，和毛泽东所干的一桩桩“恶行丑事”，实则都是“滔天大罪”，真正地联系起来，“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地抖落开来了。读之，会让国人对自己的长期受骗哭笑不得，对毛共时代一切公然的血腥罪行义愤沉郁，更让我们理应对那个似乎已经过去，却依然没有过去，尤其是眼下胡锦涛黑暗政权正一心要复辟的“万恶时代”，充满着痛苦和警觉……

   请认真阅读这篇文章。

   《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合称“三论”，被捧到哲学经典极品的高度。其实，正如作者的思想被捧为“顶峰”、人被捧为神，落到实处却是，被党内外正直人士，包括跟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友，还他是一个“政治流氓”本相一样，“三论”落到实处也只能说是三篇政治杂文，在认识的层次上远远达不到被捧的高度，在认识的内容上战术性远胜于学术性，火药味远胜于哲学味。往好处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嵌入几个理论名词的狭隘经验论，即，都是没有超出感性和知性认识水准的经验总结，主要而具体地说，是战争和政争经验的总结。所以，与其如捧者所说﹕“毛主席把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不如如实地说﹕“毛把哲学庸俗化到了经验总结的低度。”以致，大庆可以“两论起家”出石油，大寨可以战天斗地夺丰收，球赛可以战无不胜，农村姑娘可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参见拙文《论“杀猪”的实践观》，载《新世纪》网）。

   如果硬要如他自己所标榜的，是“斗争哲学”，或如别人所说是“痞子哲学”，那倒是既抓住了要害，又与哲学扯上了秧，不过，由于其中的斗争味猖獗、痞子味跋扈，致使整个文章成了一架发霉的鸡肋，众人食之，群体中毒，症状如患狂犬病的犬群一样；你呲牙、我咧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前此，我已从立意的恶毒、立论的荒谬、论据的虚伪、概念的混乱不堪、论证的颠三倒四等几方面，论证了《实践论》为什么是反科学的和有害的；现在，再从这几方面来论证《矛盾论》－－为什么也是反科学的和有害的。

一、返回本意论“矛盾”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物件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凡引自、或转引自《矛盾论》 的，皆不再注明出处）。韩非子《自相矛盾》寓言的本来意义，和列宁的“就本来的意义讲”，一古一洋，不谋而合。现在人们对“矛盾”一词的运用，大都篡改了它“本来的意义”。让我们拨乱反正，返回本意论“矛盾”。

   《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之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勿能应也。”这样，就是说，只有“自我”（列宁说“自身”）、“内部”（列宁说“自身中”）才有矛盾；相对于“别人”、“外部”﹕以“吾矛”陷人盾，是能够说﹕“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而以人矛陷“吾盾”呢，则又能够说﹕“吾盾之坚，莫之能陷也。”两者相行不悖。也就是说，只要不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楚人就不会出现“勿能应也”，就不矛盾了。也就是说，只有“自相”才有“矛盾”。守此含义，就只能有一类矛盾，即“内部矛盾”、“自相矛盾”，而不可能有两类矛盾，即，没有毛泽东所谓的与“内部矛盾”相对的“外部矛盾”、“敌我矛盾”；因为无论以我之矛陷敌之盾，或以敌之矛陷我之盾，都不会构成“矛盾”。问题的奇妙就在这里﹕从咬文嚼字、字面讲，要想化解“自相矛盾”，只用“对外”就行了。就实践说呢，这也正好是与事理相通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诗经·小雅·常棣》）“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子·告子下》）习惯的说法叫做﹕“团结内部，一致对外”。只要共同对外，内部就“统一”了。当然这个所谓的“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而是“对立的统一”，即﹕“只有在对立面面前，它才是统一的”。例如，“东部”只能是相对于“西部”而言，如果失去西部这个对立面，则东部的内部就又有你东、我西之分了。因此，不管从字面还是从事实上来讲，“矛盾”的定义域，就只能限于“内部”；一旦“对外”，就自当别论了。或有问难﹕既然矛盾界定在内部，界定在“自相”，那么，我的内部会有自相矛盾，并且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矛盾百出；你、他在我外部，我和你、他有没有矛盾呢？有是有，但是，那也仅是你、我、他组合成“我们”时，在“我们内部”才能自相矛盾。如果你是距地球亿兆光年之外的外星人，从现实意义上说，你、我十八竿子都打不着，当然也就构不成矛盾，从逻辑上说，只有在能够纳入“内部”的前提下才能构成矛盾。内部－－我们，和外部－－他们，有没有矛盾呢？同理，需组合成具有更大外延的概念，例如我们党、阶级、同胞、人类……只有这样，让内部的范围逐渐扩大，矛盾才有存身之地。又有人曰﹕“内部无限地扩大下去，包括了全世界，不就成了没有外部世界了吗？”问题是从概念上讲，“内部”无论怎样扩大，也必然还有“外部”。留下的外部可以小到趋近于Ｏ，但决不等于Ｏ，否则，它也就不叫“内部”了。无“外”，何“内”之有？至大无外的宇宙是个浑然的时空的无限存在，所以对它来说，就无所谓“内、外”了。说“宇宙与其外部的矛盾”，就成为痴人说梦般地不知所云。又因为，宇宙间每个具体存在，无一是至小无内的事物，所以，“内部矛盾”总是存在的。回过头来，说得有边沿点儿，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月球上的岩石与地球上的人，有没有矛盾？这个例子，由于人类成功登月，使它有了现实性，这就是，人与它已建立了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矛盾。当然，一旦建立起主客体关系（认识或改造的关系），进入关系网这个统一体之内，自然而然就会矛盾丛生、层出不穷。 《矛盾论》开宗明义所引用的列宁的话，其中的含义有二﹕一曰﹕“内部性”，一曰﹕“本质性”。矛盾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内含的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是处于动态下的关系概念。认识事物的本质就是认识事物内部动态的矛盾关系，从而也就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这就又涉及到一事物“中”和两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了。 “中”即“内部” ，“之间”是两者内部的交集。 “中”中有“之间”；“之间”建立在“中”上。总而言之还是内部。我们在这里看到，矛盾、本质、规律，在认识层次上是同等程度的概念。这就规定了我们就像只能说内部本质、内部规律那样，只能说﹕“内部矛盾”，断然不能说外部矛盾、外部本质、外部规律。毛泽东正式提出两类矛盾，是在那篇使他显出小人嘴脸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里﹕“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4页）

   毛泽东是在1957年正式提出“两类矛盾”概念的；而斯大林则更是推前20多年，把当时的矛盾归结为内部和外部两类，他指出，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外部矛盾”、“敌我矛盾”的说法，人们听惯了，鹦鹉学舌、说惯了，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相反的，如果有谁说“只能自我矛盾、不能敌我矛盾” ，恐怕就会引起大惊小怪、甚或会被嗤之以鼻﹕“敌我矛盾就是对抗性矛盾嘛！连中学生在政治考卷中也不会答错的嘛！”面对这个“嗤之以鼻”，如果有人拍案而起，决断地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他用“断然”来划清界限，排除“对抗”与“矛盾”的任何概念混淆。这可就否定了“敌我矛盾”的基本内涵！彻底抽掉了它的釜底之薪，使它再也站不住脚。这句话倘若是别人说的，可算他姑妄言之而不予理睬，但是，这话就是毛在《矛盾论》中引用的列宁的原话。毛自作权威地解释道﹕“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毛大错而特错了！第一，他把“矛盾斗争”这个错误概念，偷换了“矛盾”这一概念。这一点，我将会在下面另作专门的论述。第二，如果“对抗”是“矛盾”的一种形式，那两者还能是“断然不同”吗？ “人和狗断然不同”，难道能说“这就是说，人只是狗的一种形式”吗？ “人只是狗的一种形式”的说法有多荒谬，“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的说法就有多荒谬，因而，以“对抗”作为基本内涵的“敌我矛盾”的说法也就有多荒谬！在“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试探性地立此假说﹕“两种情况下绝对构不成矛盾﹕一是二者没有关系；二是二者是互为外部的敌对关系。”有人认为，我这样说仍是建立在列宁语录基础之上的三段论式；难道列宁说的这个大前提就一定是正确的吗？我则认为，起码列宁在对“矛盾”概念的理解这一点上，比斯大林、毛泽东有其正确和深刻之处，所以我就因势利导，以列宁之矛来攻其徒子徒孙之盾；此情此景，不也正好是本论题的本地风光吗？

二、“内部＼外部”论矛盾

   其实毛自己就说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难道一方在内部、一方在外部，“双方”还算是“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吗？不处于统一体中，把引起爆炸中的一个因素放在炸弹之外，一个因素留在炸弹之内，炸弹还能爆炸吗？又如，一男一女不结婚（不组成一个生活共同体），或婚后又离婚（共同体解体了），他们还会存在夫妻矛盾吗？拴不到一个槽上的两头叫驴还能互相撕摩、踢腾吗？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不看这样一个浅显到如秃子头上的虱子似的那样明摆着的事实认识，而硬要节外生枝出一个“敌我矛盾”呢？更何况一则他说的“敌我矛盾”就是为了转移目标而制造的欺人之谈。二则，“敌我矛盾”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恐怖之剑，类如斩首示众。三则，借“敌我矛盾”解决“内部矛盾”，一石投二鸟﹕一是团结内部，一是消灭内部异己（如，让日本多占地，假日灭蒋和借蒋灭张国焘、项英）。四则，就说他为转移目标而创造的“敌我矛盾”，这个概念也是、也只能是“内部”矛盾呢？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这个“内部”，从概念与实际相结合地说，官与民是相对的概念；而事实也正是，骑在人民脖子上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为人民所切齿痛恨的不是地主、富农，不是资本家，不是知识份子，甚至也不是帝国主义，而正是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和行政领导干部，以及爪牙、喽啰、痞子等所谓“积极分子”者流横行乡里。有绝对充分的血淋淋的事实来支持这样一个挺拔的立论﹕“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农民）最凶恶的敌人”。就此，我会写专文进行实证的。毛泽东所以“抬举”工农、打压知识份子，就是为他实施愚民政策扫清道路，就是要消除为民请命的人。泼妇骂街式地批判梁漱溟和背信弃义地发动反右，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子弟为毛打天下当了炮灰，毛哄骗他们说是他们坐了天下；这些坐天下的人又数以千万计地被饿死，却一息尚存不忘“呼尔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毛说他们饿死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搞报复。于是大搞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重把地、富拿来问斩；彭德怀为民鼓与呼，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刘少奇搞了三自一包的救急政策，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泱泱大国，堂堂元首，惨遭迫害而死。食髓知味，这就是“敌我矛盾”的真精神。 “两类矛盾”说，从动机上说，不打自招是“阳谋”；从作用上说，是要坚持极权专制的“人治”、彻底堵死中国走法治道路的可能性。因为，划分两类矛盾的权力（如划胡风为反革命，不仅高层中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即便连胡风的死对头周扬也感到太过分了－－这是刘宾雁告诉我的，还说，周总理很了解胡风）是毛大权独揽、一意孤行的；再说，所谓“正确处理”，划右派有９９％以上都划错了，２０年后，邓小平还说是“正确”的，问题只是“扩大化”了。右派无人犯法，对他们的处理也是乌龟王八蛋－－什么“整风反右领导小组”说了算，全属非法。究其实，法律上的“矛盾”，也只有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等的区分。你怎样区分是“敌我矛盾强奸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强奸犯”呢？更何况，在毛心目中哪里有什么法律？立几条法律也仅仅是个摆设！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建议加强法制，毛泽东对他说﹕“你要知道，法制是捆住我们手脚的。”（李世涛﹕《知识份子立场﹕激进与保守的激荡》页231）而“两类矛盾”却可以任由他变戏法，只要判定某人为敌我矛盾，他就在劫难逃；在人人喊打，国人皆曰可杀的起横声中，什么法律、宪法，统统变成了厕所里最粗糙的手纸。共产党人死后、盖棺论定的悼辞上都写有﹕“XX的一生”，如“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等。毛泽东的悼辞上本该写，但没有写﹕“和尚打伞的一生”。毛虽作恶多端、罪大恶极，但这并非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列宁界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和尚打伞”的意思。这就是“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集》二卷，第293页）的原因。

   如同毛的“两类矛盾”说那样，他对“规律”这个概念，也曾把它分为两类﹕ “他在自己的规律论中，区分了'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陆剑杰《毛泽东——中国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客观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指导规律”是人制定的，他的实际意思是指主观的正确性，准确地说这是“原则”。毛在《论持久战》中说﹕“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66页）战略战术不是规律，是和原则属于同类项的。原则就是为了达到主观目的而制定出的必须遵守的行动准则。规律－－反映的是“必然如何如何”，是个实然性认识，不直接指导行动；原则则是规定“必须如何如何”，是应然性认识，或说是决策认识，它管指导行动。正确的原则是根据“必然”来规定“必须”的－－认识客观规律的功利性价值就在于人能据以制定出正确的原则，指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实践。这里表明，毛的概念错误是混淆了两个界限﹕一是主观和客观；一是必须和必然。这本是他搞错了，然而御用学者还把“战争的指导规律”这一概念说成是毛主席在世界军事哲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创造，这使我想起毛泽东在诗中把“粱”字误写成“梁”字，本来是他写错了，郭沫若解诗时却说是毛主席顺手把“粱”字简化了。马屁拍到这个程度，就可见知识份子自贱到何种程度。

   在论述规律中，充分地表现出毛的主观随意性、臆造性。如他在反右后胡诌﹕“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客观规律”（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３５５页）。说他“胡诌”，决非不敬之词，而是科学的表述。其理由有三﹕第一，一些土包子们在飞扬跋扈地领导着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专业性很强的事业，具有讽刺性的例子是，绝大多数红专大学的校长都是文盲，这是有目共睹的不合理现象。他为肯定这类现象，把它说成是“规律”，但他忘了，“规律”具有本质性，这和有目共睹的外部现象，是“断然不同”的；规律是能够睁眼就看得见的吗？此其胡诌者一也。第二，叫外行领导内行还是内行领导外行，事实上全都是凭他主观的“长官意志”，哪里有什么客观的必然性？主观意志能叫规律吗？此其胡诌者二也。第三，表述规律的规范语式应该是﹕“如果这、那么那，如果不这、那么不那”－－“如果外行领导内行，那么，就会产生许多失误；如果不让外行领导内行，那么，就会避免许多失误。”但毛泽东简略地表述为﹕“外行领导内行的客观规律”，这也行，但他的本意却是﹕“外行领导内行是天经地义的；不如此则违反客观规律”。这不是彻头彻尾的“胡诌”是什么？这类例子，顺拾皆是。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这话的意思不错，但概念错了。第一，规律是不可能违反的；第二，规律不会奖励人或惩罚人。如果能像我前面所述，对规律做规范性表述，象几何学上对“轨迹”做正反两方面限定，例如几何上“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就是到线段两端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意即﹕“１，到线段两端等距离的点都在垂直平分线上；２，到线段两端不等距离的点都不在垂直平分线上。”这样，两方面卡死了，就会杜绝毛泽东那样的误会了。再浅白点说，规律也是矛盾的﹕善有善报是规律的一面，恶有恶报是规律的另一面，合起来是一条规律。如果规律说出“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假如算规律）这两方面，那么，第一，他无论怎么做和得到什么结果，都不违反规律，都不偏离规律；甚至，平常说的“合或不合规律”，也是一种错误的表述。 “规律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规律也。”原则、规则、法律等，是可以偏离、可以不合、可以违反的。规律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偏离和违反，更不能破坏和消灭的。平常说的“不合逻辑”倒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它的意思是不合逻辑规则。第二，他得到“善报”，如种瓜得到瓜，种豆得到豆，体现的并不是奖励，而是规律具有的铁面无情的必然性；如果得到的是“恶报”－－种下蒺藜扎你的脚，那同样是必然性，也不是惩罚。这些是枝节性的个例，下面的认识却具有根本的性质﹕他自称的“一元论辩证法”，只承认“对立统一”一条规律；“质变量变”和“否定之否定”，这两条都不算规律。 “对立统一”反映了事物内部的组成和发展变化的源泉，但事物究竟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这是质变量变和否定之否定，这两条规律所揭示的内容。它们三者组成了一体二翼的体系。毛泽东否定了“二翼”，异想天开地认为，只有“一体”就可以不翼而飞。在量变质变中，他又提出“部分质变”的错误概念。本来，量变中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这是明确无误的。你再来个画蛇添足，搞个“部分质变”的名堂，岂非庸人自扰？ “部分”是指10%，还是指90%？以水为例，这个液体的温度达到摄氏100度而变为气体；是否每增加1度则质变1%呢？古人倒是毫不含糊地否定“部分质变”的；如说，“行百里者九十半”。直到90%还和50%一样，是量变而不是“部分质变”。 “部分质变”的概念容易引起混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前所述，易把量变误认为是“部分质变”；另一方面是，也易把质变误解为“部分质变”，如易把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私有制内部的“部分质变”，只有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公有制到私有制、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质变。这就搅乱了《社会发展史》上讲的那一套了。至于把“否定之否定”改为“肯定否定”，这样一来，把第三步取消了，成了两脚倒换、原地踏脚踏了；从图像上说，就构不成螺旋形、波浪式，而是一正一反的折线式了。

   涉及内部、外部，还有个内因和外因的概念。 “内因”是内部矛盾，这很明显；但说“外因”也是内部矛盾，就需再加一说明﹕是外部自己的内部矛盾，不是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因为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部本质和源泉，弄清这一点，就抓住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诀窍，对外因和内因在引起事物变化中的作用，自有一种不证自明的逻辑推论，只当它是题中的应有之意就行了。毛之所以另起炉灶来专门地进行大事论证，说明他没有“弄清这一点”，所以他大费周折也没把问题讲清楚。毛好战，即以战喻﹕“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云云，以下诸例，皆属同义反复，故作为举隅，便只就此一例进行分析，而旁通其余。这里首先要问﹕谁是内因？谁是外因？ 《矛盾论》无法解答。因为事实上，胜者一方的内因就是败者一方的外因，败者一方的内因就是胜者一方的外因。 《孙子兵法*军形篇》上也说到了这个意思﹕“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意即﹕往昔善于作战的，先做好防御，不为敌人所战胜，然后拭目以待，乘敌人有懈可击时战而胜之。自己只要坚持不犯错误就不会被敌人打败；同理，敌人不犯错误你也战胜不了敌人。所以说，你虽然知道要想战胜敌人、只能指望敌人指挥失误，但失误不失误在于敌人自己，敌人要是无懈可击，你也只能干着急不出汗。孙子在这里把“皆决于内因”说得很明。而毛所举的实例中，有许多是把内、外因作用的原理说很很糊涂，甚或，是直接相违反的。例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驳斥“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说﹕“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62页）这里，他说得很死，不留丝毫余地，不是说﹕“困难的”，而是说了两个﹕“不可能的”。如果把国际援助（主要是指苏联）这个外因的作用说得这样绝，那么，何以与上面说的“皆（！）决于内因”共存呢？然而毛泽东这一次又不是撒谎，而是有事实存在。有道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怎样来解释它的合理性呢？一个事物只有把它置于时空的纵横联系中，才是可理解的。中共的诞生，是苏共这只老母鸡孵化出的一只小鸡，小鸡是在老鸡的卵翼下成长的。所以，中共的认贼作父、吃里扒外是与生俱来、与日俱增、与时俱进的。有目共睹，世事如铁，只许看一看中共簒政以来，国土沦丧几何，就行了。也因而，在别人看来是外部的“贼”，对于中共便是内部的“父”。我再举一史实﹕为后来中共内部尚存民族良心的人所汗颜的，中共对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卖国立场，可作为一个典型事例。苏俄出动八万大军侵犯中国，中共不是拥护政府保卫中东路主权，而是声明﹕“武装保卫苏联！”好一副赤裸裸、一丝不挂的卖国嘴脸！所以按它的内外观，把国际援助视为“内因”，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这对于只止于事物辩证法层次的《矛盾论》的论述本身来说，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难题，只有求救于概念辩证法，从“共产革命”的概念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国际”是个空间概念，空间的内外是直观的；“共产革命”是抽象的概念，共产革命的“内、外”才是本质的。老子党对儿子党的援助，是家庭内部的事务，哲学名词就是“内因”。只有达到这样的“科学抽象”的程度，才能说通“皆决于内因”的道理。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剖析《矛盾论》所持的原则，是“立字当头”，即便对他进行“破”，也始终秉持着救偏补缺的“立”的态度，唯一的目的是追求和阐明真理。

   毛还举了一个最自鸣得意的实例﹕“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所谓“鸡蛋”，就是母鸡生的“卵”，仅此，则“鸡蛋”和“石头”一样，都不具备变为鸡子的“根据”。 “根据”是什么呢？是内因，即它特有的“内部矛盾”。若准确地说，就应该是，只有公鸡的精与母鸡的卵这一对矛盾处于一个统一体－－“受精卵”中，再加适当温度才可能变出鸡子。所以，即便是没学过《矛盾论》，不知道内因、外因名词儿的农夫、农妇要孵小鸡的时候也知道，首先一个必经的步骤是把没受过精的鸡蛋挑出来，弃而不用。他们知道，单纯的鸡蛋不管怎样加温，就算最后会变为熟鸡蛋也绝不会变为鸡子。这说明，毛的头脑太“感性”，把鸡蛋和石头都当成是囫囵吞枣的概念，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矛盾体。如果顺延而下，再进一步追究，就会发现，他说石头变不成鸡子，和说鸡蛋能变成鸡子一样，都是说得太笼统了，是只见异而不见同，或只见同而不见异。石头的成分是钙，或钙的化合物，这是鸡子体质中绝对必要的组织成份。当石头为鸡子所吸收时，石头就去当鸡子了。这和青草可以变为兔子是触类旁通、和古哲所说的“蛋中有毛”则是异曲同工。生物科学中的同化和异化的例子，是哲学中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的感性表达。例如， 对于共产党这个机体来说，“吐故”就是异化，“纳新”就是同化。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可以变为不是共产党；剿灭共产党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倒可以变成共产党。这就说明，鸡蛋不受精变不出鸡子，如果被毛泽东吸收的话倒可以变成毛泽东，就像傅作义被党吸收就可以变成共产党一样；同理，毛泽东的排泄物，即便验明正身，确系出自毛泽东这个肌体，那也就只能变成不是毛泽东了，就像共产党创始人不是共产党一样。这些例证证明什么呢？证明他进行思维的的概念是不科学、不准确的，以下我还要进一步指出，他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是缺乏论证的。他并没有讲明﹕是怎样“通过”的？我是搞教育的，三句话不离本行。教师提供的教育内容（外因），如果学生不感兴趣，或者太难，学生接受不了，而你又要“牛不喝水强摁头”，“揠苗助长”，那么，这就只能是失败的教育。成功的教育是首先引起学生的兴趣，教会学生热爱，因为兴趣、热爱是学生内在的动力和兴奋剂，是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的关键。其次要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最好的教学不是仅仅教会知识，而应是教会自学，最好的教育不是“灌输”（列宁用词），而应是引导自我教育；第三，内容要难易适度。什么是难易适度呢？就是新旧知识能够组成一个不闪茬的序列，就是尊重孔子指出的那条教育、教学的规律﹕“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例如，教学“异分母加法”。教师根本不用教，只用领导学生温故﹕“你会同分母加法吗？你会通分吗？”这样就会自然而然、也就是必然地会知新﹕我们的新知识是“异分母加法”，我们已经掌握把异分母变为同分母（即通分）的方法，一旦变成同分母加法，那就一切都万事大吉了。教师何教哉？全是引导学生自学。这样的教育就是成功的教育。成功的教育是引起学生发展的教育。教育的内容，经过学生吸收（是吸收而不是灌输），就内化为学生的知、情、意、行，就引起学生德、智、体、美的发展。这条规律可以叫做“教育、教学的内化规律”。哲学的概括就是﹕外因内化为内因，便引起事物的发展变化。所谓“通过”者，乃“内化”（或“外化”）之谓也。如植物在光合作用下吸碳呼氧，既促进自身（内因）生长又改善周围环境（外因）。不能内化的外因，便不能引起事物的发展变化；不能外化的内因，就不能引起环境的变化。例如，每人都需要钙质，但吃一小块石头，并无助于身体的发育，概因无法内化之故也。

   又如，《矛盾论》曾提到的，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党内的思想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这，谁是内因呢？当然是主体、主观、党内；谁是外因呢？是客体、客观、社会。不过，这里又难为了《矛盾论》－－它说内因是根本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这里，谁是根本的，谁是第二位的？谁决定谁？每逢涉及内部、外部，内因、外因，在毛那里就会引起混乱，不是前言不照后语，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一个明如观火的事实，就是他亲自领导的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竟成为他要打到刘的原因。我在拙文《非我也，岁也》中已有详细说明，这里只用指出那个荒唐的、后来舆论一律的宣传口径－－完全归因于“自然灾害”，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四个字前面还加了四个定语﹕“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把外因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别说按气象资料证实此前三年、此后三年都比这三年自然灾害严重；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清楚地知道，那三年相对来说是风调雨顺，就算中国之大，自然灾害难免，那怎么没有救灾措施的报告呢？总而言之是彻头彻尾的“外因论”。这与他对“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 的批判，相映成趣﹕“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接下去又用俄国、日本、中国的例子来说明地理、气候的因素是微不足道的。唯一例外的是，大跃进中经济损失几千亿、人口饿死几千万，地理、气候的外因却是由“条件”变成“根据”，而人祸这个内因却由“根据”变成不值一提、却让人望而生畏的“禁区”；无论谁，不慎说了真话，就会祸从口出， 遭遇到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实实在在的大祸临头。

   综上所述，可以见得，毛泽东矛盾观之混乱表现在“两类矛盾”说、“两类规律”说和“两类归因”说上，尤其是集中地表现于“敌我矛盾”说上。当我在上面否定“敌我矛盾”的说法时，恐怕会有许多读者会不以为然的。现在再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举例说明的，这将有助于克服人们先入为主所形成的积重难返。毛说﹕“像托洛斯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97）原来，矛盾“在本来的意义上来说”是有两重性的，但敌我矛盾“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 毛泽东怎么竟能如此前言不照后语呢？他关于两重性的论述﹕“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其普及性达到了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的地步。他对此做过重重累累、不厌其烦的叙述。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1957年他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在1966年6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按照对立统一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转引自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下册，第346页）还说，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401) 还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分为二就是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用我们祖先的话说就是事物的阴阳两面。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面，都是由阴阳构成的。同时万事万物又都可以分为阴阳。”现在又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他们”或者不是“人”，连“事物”也不是；或者因为是敌人，毛自己承认了敌我关系仅是“对抗” 而不是“矛盾”﹕二者必居其一。 “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它是什么呢？天地间有没有这种怪物？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板上钉钉似地确信无疑﹕它无论如何不是“矛盾”。因为他有一个“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的一重性思维，所以就会有更荒唐到不可理喻的一重性论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意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我们家乡农民这方面的气候谚语是﹕“东风淹、西风旱，南风北风吃饱饭”，总之是对各种风要具体分析，各有特性，互有消长。还有，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0 页）合情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凡是敌人拥护对了的我们也要拥护，只有敌人拥护错了的我们才反对；凡是敌人反对对了的我们也要反对，只有敌人反对错了的我们才要拥护。”极而言之，乌龟王八蛋拥护对了我们也要拥护，天王老子地王爷拥护错了我们也要反对。难道事实上不应该如此吗？精确地界定概念是任何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何况毛泽东把“矛盾”作为辩证法的核心范畴、根本范畴，而“矛盾”的基本内涵又是“两重性”呢？下面，我们将就着“两重性＼一重性”展开我们的论述。

三、“两重性＼一重性”论矛盾

   事物的阴阳两重性构成矛盾，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吕氏春秋》）、“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等。反过来说，只有一重性就绝对构不成矛盾。连毛称为老祖宗的洋人马克思也说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 (《马恩选集》1卷144页)其实就是两重性，毛泽东自己对两重性的论述比谁都多。他批评斯大林的话，也是非常之正确的；他说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347）

   他是怎样从“两重性”嬗变为“一重性”的呢？根源就在列宁那里。第一步是在相对性与绝对性上作文章。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统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后来就坚持此一认识﹕ “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3页）实际上任何具体事物都是相对的，只有抽象的概念才是绝对的。比如，1+1=2，这是绝对的。如果具体化，1个人加1条狗，则因不同名数，就不能等于2；１个人加１个人，虽是同名数，但只要具体化，也不能等于２。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需补充一句，也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树叶；不然，何以会矛盾呢？），所以即便是１片树叶加１片树叶也不等于２。世界上只有“１＋１=２”的抽象存在。什么是抽象？就是抽取其同一性（统一性）。所以同一性（统一性）就具有绝对性。当然，绝对之中有相对，相对之中有绝对，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也是相对的，说来说去还是相对的－－列宁说的这个绕口令，是正确的也是更抽象的。在矛盾中，同一性相对于斗争性是具有绝对的意义的。因为不具有同一性（统一性）就绝对斗争不起来，只要一具有同一性就会产生矛盾性，斗争性是包含于矛盾性（但不等于矛盾性）的，在哪一点上斗争就是在那一点上有同一性（统一性）。仔细推断，同一性和斗争性互相之间也是相对的，只有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性才是绝对的。在这里，列宁和平演变的第一步是强调斗争的绝对性，但在这时，由于他还承认同一的相对性，所以还算两点论，承认两重性。

   从《矛盾论》的第二节“矛盾的普遍性”起，毛在论述“矛盾”上就开始偏离二重性。毛说﹕“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个说法，就是单说了“对立性”这个“一重性”的一面之词，说全了，应该是把“互相排斥”和“互相吸引”、“互相对立”和“互相统一”，相提并论才对。当然，“差异与同一”也是二重性的一种表述。既然他把矛盾视为只有一重性，只有“排斥”和“对立”的一面，那么，他当然就会说﹕“差异就是矛盾”，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差异和同一才构成一对矛盾。如说﹕“差异就是矛盾”，是否同理可说“同一就是矛盾”呢？所以造成这样的错说，或是见异不见同或是见同不见异，是错误的殊途同归，都是把矛盾界定为一重性，而不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于是，“斗争＝矛盾”从“钢丝”的这一侧、“同一＝矛盾”从“钢丝”另一侧，同时掉了下去。顺此下坡，他就把“斗争”和“矛盾”混同为一个概念了﹕“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个逻辑错误叫做“偷换概念”。在同一论证过程中，一个概念必须有确定的同一意义。如果把这句话改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统一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和思想统一，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就合乎逻辑规则了。与“矛盾”正确概念配套的原则应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可惜毛泽东口不照心、心不照口，出尔反尔，弄得概念上、理论上混乱；实践上倒行逆施，制造不幸、仇恨与动乱。就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吧！李立三夹紧尾巴做人，像小媳妇侍奉恶婆那样临渊履冰。他在中共八大上现身说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题目发言，无限感念毛的宽大与英明，极尽所能地为毛歌功颂德。但在文革中，李立三仍然在劫难逃，被毛残害得家也破了、人也亡了。这时我冒险偷听苏联电台，得知，王明在苏联写文章说﹕“毛泽东发动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王明深知毛泽东心毒手辣，一旦他想砍你的脑袋，作为妥协条件，你伸出一条腿让他砍掉，保证今后给他当驯服的奴才，那也不行，因为他是不会拿原则作交易的；说砍头只能砍头。不抱幻想的王明， “脱去金钩跑鳌鱼，摇头摆尾不再来。” 亡命苏联，对他个人来说，总算苟全了性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列出的“一重性”思维公式是﹕“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１３６２页）“必”者，无挪移也。翻遍毛泽东的词典，找不见“双赢”这个词。

   毛泽东割裂斗争与统一，把矛盾等同于对抗、对立、斗争、冲突、分裂、磨擦，起码也是不协调。如此这般地，把“矛盾”这个概念，一路偷换下来。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还说﹕“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18和826页）在《论政策》中讲， “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同上，第721页）。他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讲，民族资产阶级“ 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开明绅士“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地方实力派“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同上，第704页）。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中，揭露蒋介石“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 （同上，第737页）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也有一定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5页）。在接下去讲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时又讲“它们都是一个统一体的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本来该说，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里，“矛盾”和“对立”进行了不等量代换。

   谬种流传，“矛盾冲突”、“矛盾斗争”、“矛盾纠纷”等片语变成了口头禅，毛说的“矛盾统一”，就成为与“对立统一” 意思全同的另一种说法。人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有不对头的地方。同样是错误的，如“矛盾协调”、“矛盾团结”、“矛盾一致”倒没有组成片语，这是因为没有人从统一性、同一性、一致性、依赖性、吸引性、团结性、妥协性、和解性、友爱性等这个侧面的一义性上来理解“矛盾”的。

   “斗争”绝对化、神圣化，毛自己其乐无穷，并强迫人民与他同乐，“斗争”和“革命”一样，成为人们的最高价值。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共产党要几亿农民思想革命化，让他们众口一词，把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地干的庄稼活，美其名曰﹕“为革命而种田！”农民有抵触情绪，在私下里说﹕“我们是为'革命儿'种田！”外国人是不知道这句阿Q式的骂人的话的分量的。他们会奇怪，为什么在中国的骂人文化中，说“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是一句骂人很凶的话呢？

   具有两重性的《“矛盾”论》变成了只具一重性的“斗争论”，无怪毛泽东自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这种偷换概念是经过三步走的；第一步是在两点论中插入重点论，或说绝对论﹕第二步，把重点论变为一点论﹕最后，把斗争性登峰造极化而为对抗性；矛盾=斗争=对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跨。” 于是，天下大乱，乱的是敌人，所以他嫌乱的还不够，越乱越好。反右派乱了知识份子，文革乱了牛鬼蛇神死老虎和走资派活老虎，一至全党、全民；反修乱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如果说，坏事也能引出好结果－－从毛的作为中，一则暴露出伟大领袖的小人嘴脸，让他乐极生悲，也让“阶级斗争为纲”寿终正寝；二则，为在地球上基本铲除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的大祸害，埋下远因。那么，还需要弄清﹕在物极必反之前，“三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极端”到何种程度！

四，“物极必反”论矛盾

   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

   我们能把天地改变。

   ……

   这是５０年代初期音乐课堂上教学生唱的歌曲。那时最英勇豪迈的口号是“战天斗地”。这在观念上使人们得到革新。据我解放前的的视野，过年的时候，普天之下，家家户户，都在“天爷”两旁贴这么副黄色的神联﹕

   敬天地年年富贵

   孝父母日日平安

   当时的人们并不是不知道“人乃万物之灵”，而所以心存敬畏，是体认到人类与草木牛羊一样，都是由大地母亲哺育，靠天降雨露滋润，才得以获得生命和维持生存条件的。现在尝足了苦头后，回过头来反思，认识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傲慢态度，那是上帝要一个人灭亡，先让他发狂。网上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由于毛泽东愚昧无知地破坏大自然的农业政策，因而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像“农业学大塞”运动），移山倒海、填平中国江河湖泊、摧毁自然生态环境。结果如何？据当时官方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官方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这才是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土法炼钢，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　　

   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 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二小时内六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二十余万……

   毛的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使中国人居住的家园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毛倡导的大生产和土法大炼钢运动，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的植被，摧毁无数森林，时至今日无法恢复。在给中国人带来恶劣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使不计其数的动物失去家园，给中国的动物界带来空前的灾难！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将会怎样？》

   4月8日的广州日报在A19版全文刊载对水稻专家袁隆平的专访，袁隆平在采访中举例说﹕“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许多愤青大骂袁隆平给社会主义摸黑，可也有头脑没有失去清醒的，在网上写道﹕“袁隆平，我最敬佩的老人。科学家不是政客，他不会说谎的。”在极权制度下不但盛产愤青，也产愤老。当毛泽东号召消灭麻雀的时候，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等专家先后发言，力陈消灭麻雀破坏生态平衡，将会造成大规模的虫害。但因为毛泽东的定调，专家的意见没有听得进去。到了大跃进时，更发展成为全民运动，特别是发动中小学生一起来消灭麻雀。 《人民日报》曾发表《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导，把消灭麻雀当作“人民战争”来描写，说是“百万大军齐动手」”。生物学专家朱洗，虽然在1962年病逝，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却落得了比马寅初、梁漱溟更悲惨的命运，被冠上反对毛主席的罪名，掘坟鞭尸！可“愤老”郭沫若在1958年，却于《北京晚报》上，发表诗作大大地《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在征服自然方面带来的灾难，连他的后继者也无法不承认了。但由于维持其罪恶统治的必要，自然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破坏，仍在不顾人民死活地恶性发展着，并且愈演愈烈。鲍彤说﹕“环境和资源正在普遍而急剧地恶化。空气和水质被败坏。森林、草原、耕地和矿产资源被糟蹋。如果有人告诉我，这种有领导的破坏，短短十年就超过了以往一千年——我信！”（《邓小平怎样改变了毛泽东？》）我可以这样说一句﹕共产极权可以灭亡于一夜之间，但留给子孙的祸害却是很难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得到清算的。只有清醒而深刻地体认到这是中华民族奋起自救、免于“自作孽不可活”命运首要的艰难的课题，才会取敬天地，与万物共存共荣的态度，把战胜大自然的狂妄变和贪婪变为改善环境的智慧。凡立志要报效我民族的仁人志士，都应加强这一历史使命感。把共产党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掩护下的恶性的“争权夺利”，优化为“争取人权，将本求利。本者，环境也。”

   至于与人斗，那更是毛泽东人生进行曲的主旋律，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止，斗争不息”。就在临死前几个月，他还对尼克森的女儿说﹕“年轻人是软弱的。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需要去斗争。”说到此，毛泽东突然像年轻人一样显得激动起来。他攥起拳头，接着说﹕“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没有什么是必然的。”朱丽亚夫妇看出，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毛泽东哲学的根本原则。他接着说道﹕“至少还要斗200到300年，这是非常可能的。”（周大伟《1976﹕朱丽亚·尼克森的北京》）

   斗争是残酷的，当然，越是残酷他越是“其乐无穷”。让我们信拈一事例﹕广西钦州地区文革被迫害者达22100余人，致死10420人。不仅如此，当局还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致使不少人以杀人邀功。如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立“新功”，为安排工作，便杀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又如合浦县一大队文革组长，怕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亲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了。 “杀人者有功”这绝非一句空言，全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就有1153人，杀人后提干的有458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637人（不含北海市）。杀人凶手们还有不少被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

   1968 年1 月26 日钦州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县"联指"调民兵1000 多人进城武斗，双方共打死8 人，"4 •22 "被俘300 多人，其中有87人被杀，县委书记王剑东，总工会主席马怀忠举白旗当了俘虏，也被打死在食品公司门市部，副县长周中权被打死在总工会西侧，前钦州县副书记，农业局长等被押出打死。

   随着一些地方杀俘虏，杀"坏人"，各地贫革或公社武装部，大队民兵营配合派性杀人，掀起对“4 •22 ”专政的高潮，这股风至8 、9 月份。据统计钦州地区七个县，市失踪10359 人，灵山县打死，逼死，失踪3200 多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 人，占全县人口1.38 ％。全地区杀人后又抄家的8100 多户，没收财产金额1.43 万多元。 （中共钦州地委整党办公室的内部机密档《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1987 年编印，第40 ，41页。）这里赤裸裸地展现了毛泽东《矛盾论》的真谛﹕五、六十年代的口号是“革命加拼命”，文革中是“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一个人怎么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呢？用斗争性来表明革命性；又，怎样表现你的斗争性呢？用杀人不眨眼来表现斗争性。仍是在广西，本来打死人就够惨了，但革命性不以此为足，还要吃人肉！

   在北京，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现实如此，历史又该怎样解释呢？不说那些惨绝人寰的事例了，看毛泽东怎样把它提到“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吧！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76页）

   这就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一到他这样的政治家手中，就沦为奴婢，理论就成为诡辩术，实践就成为阴谋论（他自称是“阳谋”）。这是由于他把作为哲学范畴的“矛盾”，在“一重性”、“两重性”上，各取所需地蜕化变质为政治的术语－－“斗争”。这完全符合他在《实践论》中指出的第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２６１页）只要具有这个显著的特点，两点论也好，一点论也好，都可以变成诡辩论。他最具典型意义地应用“两点论”，是用来为自己的错误作狡辩，即，成绩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并用这个理论当做挡箭牌，保护自己、打击敌手，别说打右派，即便是对他称为“昨日的功臣”的人，也能叫你瞬息变成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毛对“矛盾转化论”，也强词夺理到抓住鼻子不顾腮的地步，例如对满天飞舞的大跃进中扯谎撂炮的万斤、几万斤、十几万斤、几十万斤的高产假卫星，他说﹕“放卫星，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41）他把《矛盾论》当成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基本“指导规律”，成为他阴谋得逞的拿手好戏，最主要的是这一条﹕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其精义在一个“借”字， 就是借力使力。我归结为“三借”﹕一曰﹕ “借刀杀人”；二曰﹕ “借题发挥”；三曰﹕ “借头过关”。

五、借刀杀人

   在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加以叙述的时候，为了保持其原汁原味，就要用他的话语，即便是错误的，－－如﹕上面已分析批判过的所谓“矛盾斗争”、“指导规律”等，也只能将错就错；这便于人们了解他言行的本意、本相。

   现在网上，有骆宾父的文章提出，《是谁害死了杨开慧？ 》，他经过查阅党史资料，据情推理地论证毛和杨开慧两人的共同同学萧瑜在《和毛泽东一起行乞》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是润之杀了开慧。” 作者认为是毛借何健的刀杀害了杨开慧。借刀借到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份上，夫复何言！

   在一般情形下，“借刀杀人”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要杀的人岂肯引颈就宰？另一个是他要借的刀、被借的人岂肯拔刀相助？毛的绝招是，对前者“引蛇出洞”，对后者威胁利诱。具体步骤如下﹕

(一）先发制人

   毛说自己是“老子不为天下先”， “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 “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91页)

   事实正好相反，毛一生的重大行动都是为天下先的，战略上都是主动出击、打对方于措手不及的，即如“诱敌深入”，表面现象是敌人“先”打过来了，其实是他的“诱”在先。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而且马列主义也是如此说﹕ “革命总是进攻的。”毛总是先抛出圈套、先设陷阱、先发制人于猝不及防，事后声称﹕ “不为天下先”，制造假像，欺世盗名。对于毛来说， “欺骗”就是其阴谋的形成性要素，其目的是把阴谋掩盖起来，把主动出击、蓄谋害人，颠倒成是由于被害、被侵犯才起而自卫，好像他是一只被人欺凌的善良无辜的兔子，只有无可奈何时，兔子急了才咬人哩！

   反右之前，他将紧握的拳头缩回袖筒去，先装兔子，甚至于还要掬出笑脸装孙子，给对方一点甜头儿，一点儿让步；其实是为了布置好火力网﹕他允诺知识份子独立思考(这对知识份子比物质利益更具诱惑性)，让其鸣放的内容，即整党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敏感的知识份子把它叫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三害”，所以，也正好挠到了知识份子的痒处。)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了让你有100%的安全感，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说﹕ “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重申毛的话﹕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看！还有比这更保险、更宽松的条件吗？但由于历次运动，特别是刚经过反胡风、肃反运动，杀鸡过多、惊猴过什，以至千呼万唤不出来。对此，毛的办法是猴不上竿只敲锣。于是有几只猴子出出探探……逐渐成群结队……跟着下不害怕……大家一起，跳河猛挤眼。结局是任何人的想像力也达不到的如下情景﹕ 说的是“言者无罪”，做出来的是言者家破人亡！

   要知朝纲事，乡下问农民。农民说﹕ “知识份子让毛主席当猴子给耍了！”我向一位老农要问个究竟，他回答道﹕ “你们是把书读通了的，怎么会那样说？共产党就是要斗出你们的真话。这样说吧﹕如果美国人来问你粮食够不够吃，你也说'不够吃'？”

   就大多数右派来说，是这样的，但也不尽然。我知道一位老师鸣放中守口如瓶，却以“内心歹毒”划了右派。无独有偶，《人民日报》有一位根本没有言论，而以“骨子里”反党，划了右派。张紫葛是位当过宋美龄秘书的著名教授，他怎么划的右派呢？在事前，他和吴宓商讨对策，尽量不发言，被逼无奈时，好话多说，坏话不提。结果，见报的发言，把他的原话“我认为党群之间没有鸿沟”，改为“大有鸿沟”，等等，通篇无不做了如此反向的篡改。又，毛泽东给周扬一个划右派名单，周问﹕他们根本没有鸣放怎么办？毛答﹕查历史。凡此种种，足以揭破毛说的“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云云，是何等地虚伪，以及他的“让步”意味着什么？

   装出“让步”是他毒辣的一手，杀人不见血，冤死你，还要你落个“国人皆曰可杀！”这是他的拿手戏，也是“老套子”。 1956年，在我的感受中，这一年是没有政治迫害，能静下心来钻研业务、向科学进军的一年，对知识份子说，是少有的黄金岁月。谁都没想到毛泽东会在1957年说﹕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 '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五卷， 第475页)刘宾雁是看透了这一点的﹕ “1956年的宽松，显然又是毛泽东在那里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见《毛泽东一手定乾坤》)

   庐山会议前的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的神仙会，毛允许批“左”，批评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带来的特困局面。这便是他“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之前的所谓“让步”。

   灾难是以让步为先兆的。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最大灾难， 之前，毛也作了最大的让步﹕从暂时交权，把他搞的烂摊子交由刘、周、陈、邓去檫屁股，到更大得不可设想的让步是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拧着鼻子作了个假检讨。样子是退、是让、是给甜头，实际是酝酿灾难. 小让－－小灾，中让－－中灾，大让－－大灾.并且是，如果你接受让步，去尝甜头，就会如民谚说的﹕ “人只见利而不见害，鱼只见饵而不见钩。” 所有事实证明，无一例外的结果都是让步使你大难临头！果然他后来一翻脸，就反起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直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就是对刘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其他在“出气会”上出气的人们的反攻倒算。

   痛定思痛﹕有没有躲灾躲难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呢？有﹕

   上策是，根本不上贼船。胡适先生不上贼船似乎有某种必然性。我再举出一位年轻时据说是左倾的激烈分子的余纪中先生，他上贼船有极大的可能性。可是，他是一个有大经历、有大见解又有良心的报人，曾亲自目睹斯大林恐怖的大整肃－－列宁的战友布哈林等被审的实况。以布哈林曾任《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辑这样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被打成托洛斯基右派分子，里通外国的间谍；这绝对是斯大林为消除异己罗织的罪状，其理至明。整个审判必对余先生有极大冲击，让他看到共产党权力斗争可怕的一面，坚定了他毕生反共、笃信三民主义的立场。 (参看傅建中怀念三十年代的余纪中﹕《何处寻行迹》；《芝加哥时报》2002年5月17日转载《中国时报》) 这里所以称道胡适、余纪中的主意为上策，就在于他们一往直前，无左顾右盼者也。反之，则曰﹕ “人没主意必受穷。” 穷者，穷途末路、濒临死路也。

   中策是，发觉是上了贼船，毫不犹豫拔腿就跑，切勿耽于幻想执迷不悟，要学司马璐先生急忙走人。

   中下策是，已成“塘中之鱼”，要学吴宓教授有个清醒的头脑，听天命，尽人事。特别要警惕所谓“让步” 的鬼花招，不要从“让步”中幻化出“希望”；而是要看清他的“让步”只有三种含义﹕或是为度过他暂时的难关，或是为骗取人心、欺骗舆论，或是一个陷阱、一颗糖衣炮弹，所以当你一看到“让步”或“甜头”，你就要警醒地意识到﹕ “黄鼠狼要来跟鸡拜年喽！”虽然这已是中下策，总比束手无策，引颈以待，刀快脖子长要稍好些，至于，精神崩溃，胡踢乱咬，辱己卖友，以图侥幸，那就是下之又下，为人所不齿了。

(二）再后发制人

   从政治(不是军事)上说，他所讳言的“先发制人”，是侧重于阴谋策划，当然也要配合以行动，作用是为“后发制人”创造条件；而他声称的“后发制人”，则主要是大打出手， 但暗中谋划也是不可或缺的。先发的是他，后发的还是他，不管先发制人、后发制人，但总归是，要“制人”则是一成不变的。我出监狱后，到农村监督劳动，发现农民把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当作动词.一位农妇发问﹕ “毛主席不睡觉，夜里也大睁俩眼儿思想？” 他还是要睡觉的，只是在醒着的时候，就思想着﹕如何“制人”？ “对毛来说， 与人奋斗”就是一生中最主要的“其乐无穷”。

   在他的意念中，一门心思在琢磨人、制人、杀人，而在决策中则是从谁开刀，借谁的刀？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从吴晗开刀，由江青跑到上海来借两个文痞张春桥、姚文元的刀。

   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所以问题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就像右派向党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一样，这次为彭德怀翻案是又一次向党发动倡狂进攻！于是毛要发动“反击”， “是你吴晗先动手的嘛！”

   让我们来揭穿两个老底﹕首先， 是他首倡学海瑞、宣传海瑞，并曾对《海瑞罢官》编剧吴晗、演员马连良予以表扬的。说实在话，吴晗干这差事，全是为迎合主子心意的，不料中计而给主子借了“头”。就连彭德怀也是轻信了他“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的鬼话而栽了筋斗的。御医李志绥旁观者清，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份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 ”(该书第285页)

“引蛇出洞”就是把你调进他布置好火力网的战场里。 “引蛇出洞”中还套着“引蛇出洞”，他这一手叫做﹕“打了孩子娘出来。”果不出毛所料，批了吴晗就会揪出他背后的一串儿人马；彭真、邓小平、刘少奇。文革的开展，正是这样按图索骥的﹕ 吴晗－－三家村(邓托、吴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邓司令部。

可知，一切都是预谋。毛所谓的“后发制人”不是别的，而只是他“先发制人”的后续步骤。毛的阴险毒辣在于行奸不露奸，先嫁祸于人，再加祸于人，杀你之后，又让国人皆曰﹕“可杀！”

（三） 各个击破

   既然毛认定矛盾斗争是绝对的而团结一致是相对的，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绝对是有矛盾可利用、有刀可借的，就像总是有头可杀的一样。

1、大痞子唆使小痞子

   毛说他从马克思主义学了四个字﹕ “阶级斗争”。他对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道理，也概括为四个字﹕ “造反有理”。他的《矛盾论》就是贯彻这八个字的斗争论。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搞社会运动。这地方运动、那地方运动，这部门运动、那部门运动，以及全国规模的大运动；大运动、小运动，运动之中套运动。这便是他挑起仇恨、搞斗争哲学的展开式。他要在运动中制造矛盾、激化矛盾，让鹤蚌相争，他好玩借刀杀人的毒招，周期性地、分批分期地玩弄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分而制之、分而治之、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 “老毛不死，国无宁日”，此之谓也。

   在运动中，依靠的物件就是他要“借”的“刀”，斗争的物件就是他要“杀”的“人”. 由于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在政治上有不同的“主要矛盾”需要解决，所以就会有不同性质的运动和不同的人来充当打手和被打倒者。单从打手来说，从土改中的“革命先锋”，到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所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无一例外都是“痞子”。例如在反右运动中，把“言者无罪”的许诺变成以言治罪的恶魔丑行，本来是毛泽东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一贯行径。可痞性十足的郭沫若却把“言者无罪”说成是“无罪者言之无罪”。无怪乎大陆知识份子把他定为“四大不要脸”之首。

   当然，首上有首。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登载严信民的文章说﹕ “(1948年夏天)有一天上午，我专程到九龙章伯钧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章妻)在场。我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地喊叫﹕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 ”

   人民日报8月11日登载吴晗揭露说﹕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 '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

   当然，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毛是大小痞子的总头目，所谓“政治运动”，就是痞子头子唆使大小痞子去进行群体屠杀；农民杀地主，革命杀反革命，老粗杀老细(焚书坑儒)，左派杀右派，左倾杀右倾，文革派杀走资派，造反派杀保守派……如果毛说，知识份子是附着在五张皮上；那么，他自己呢？以我看，他是附着在痞子上﹕ “痞之不存，毛将焉附？”人们之所以把他搞的运动定性为“痞子运动”，是因为痞子在里面起主导作用，即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正符合了痞子哲学《矛盾论》的原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事物的本质。

2、“愚民政策”，“运动群众”

   他用“愚民政策”，象驱逐羊群那样“运动群众” 。引号里的话，毛都曾不打自招。他好用政治的办法搞经济，又好用军事的办法搞政治。他熟读的《孙子兵法》上有﹕“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篇）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兴水利，大炼钢铁，更别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岂不全是“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

   又比方说土地改革，你凭白无故没收人家并非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土地，就已经是伤天害理，为什么还要杀害300万地主、富农呢？这纯粹是为了制造矛盾和激化矛盾，最终目的是要借农民的刀杀向国民党，并且促使农民踊跃献刀。事实正是这样﹕ “分了人家的田，杀了人家的人，国民党回来你们还会有活路吗？”所以，一亩或几亩地换一个或几个儿子，喊着“保卫斗争果实” ，去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反右也是如此﹕鸣放期间，全国上下，各个单位，都在帮助党整风，那些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分子、主观主义分子、宗派主义分子、教条主义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被“帮助”得如上了热锅的蚂蚁。正在走投无路，叫苦不迭时，毛一声“反右！”令下；这些“三害”分子们探冠称庆﹕ “得救！”，遂怀着百倍的愤怒、千倍的仇恨，手执钢刀直刺右派分子胸膛，红刀进去白刀出来。到了文革时，对待刘少奇，也是如法炮制，故伎重演。我所以说毛泽东施行的是“'引蛇出洞'中套'引蛇出洞'”，是他估计到刘会派工作组，并用他“引蛇出洞”的老阳谋去对付造反派，他这只黄雀怂恿刘这只螳螂去蝉，然后怒斥﹕“白色恐怖，何其毒也！”造反派欢呼着最高统帅，去砸烂刘少奇的狗头。挑拨离间计、制造仇恨，各个击破，是毛的拿手好戏。所以，《矛盾论》应该叫做《“制造矛盾”论》。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衣钵，用激将法把人民子弟兵激怒得用履带卷起学生的血肉之躯，用机枪射出成排的子弹在学生血肉之躯里爆炸开花！以达到杀20万，保共产党政权再苟延残喘20年之目的。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中，是这样记载着邓小平这段思想史的﹕ “显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阴谋'。”(页398)

3、杀人不见血

   毛跟李志绥说﹕“这次一整，可能整出几十万个右派吧。我们还是老办法，一个不杀，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就没有界限了。这一条还是延安整风时定下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91页) 天呀！ “言者无罪”变成了有可杀之罪，只是皇恩浩荡，才没有“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我对毛的宽大政策是深有体会的﹕在文革中，一打三反时，我的一位中学美术老师被“宽大处理”。造反派引他的例子动员我交代“罪恶”时， 说﹕“他犯有'恶攻'(恶毒攻击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罪，本该枪毙，但他坦白的好，竟免于刑事处分。” 你再也想不到他犯的什么“恶攻”罪值得枪毙？原来是他画的毛主席像穿的是单衣；而画时是冬天，所以他是居心叵测，想冻死毛主席！

   李医生对毛的话的理解是﹕ “也是那时我才真正了解被打成右派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许多人被撤职，送去劳改营'改造'，摧残致死。毛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谁敢于冒犯他的，无不家破人亡。他说不杀人，可是'改造'带给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世界而已。”(同上，第２０４页)

   我以身受、目击，来为李医生的见解作证。当把右派赶进劳改营的时候，正值由于反右而带来的大跃进方兴未艾之际，黑夜白日连轴转，大放卫星。你想人会给累到什么样子呢？别人我不说，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我解大手时都禁不住要打盹，仰脸朝天坐一屁股屎才被摔醒(实际还带几分呓症)。再加上饥饿难忍，可以说，全国的大饥荒提前降临到劳改队。由于超限度的疲劳、饥饿和拔白旗、扫暮气，反对消极怠工、装病论堆的文武带打的运动，以及不是一两天如此，而是遥遥无期，因而自忖熬不出头的沉重的思想包袱，等等因素，知识份子累死、饿死、病死、寻死上吊、投河奔井者如秋木落叶萧萧下；报载，社会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滚滚而来，元帅升帐、卫星上天，右派分子却是发了疯似的掀起死亡高潮！埋都埋不供。可悲可叹的是，有的右派死后还怀揣着对党表忠贞的遗书，有的“党员”右派把身后的几角钱当作“最后的交党费”。他忘了他已被开除了党籍。

   毛何杀人哉？饿死者岁也；累死者缺乏锻炼也；病死者天命也；死于非命者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也﹕即便是不服改造而遭枪毙也者，一曰﹕自作孽不可活，再曰﹕非我也兵也。毛主席总是有口可借、有刀可借的。毛泽东从来不曾杀过 “伯仁”呀！林昭、冯元春、刘士弟、储安平、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张闻天、李立三、邓托、吴晗、田家英、傅雷、老舍……认真把名单列下去，可以列出成千上万！这些都是毛泽东不曾亲手杀过的“伯仁”呀！再拿延安整风说吧，真的“一个不杀”吗？许多回忆录写出许许多多血腥的场面，令人惨不忍卒读。这些作者们侥幸没有被杀，他们不称自己是“虎口余生”`、“劫后余生”、 “法西斯屠刀下的余生”……如陶铸的夫人曾志却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的余生》。这些余生者都保持了革命的“纪律”，把灾难制造者，归功于康生，极少数人提到彭真，只有个别人指出祸根、因而做出“有损”的事情； 相反的一端是，甚至有人不避恶心而为婊子大树牌坊，说什么如不是毛主席如何长、如何短，那就更不可设想了……这样形成的主旋律，就是常态下的党文化。

4、借斯大林的刀

   我在网站上读到一篇中国外交家的演讲，他是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驻英大使的冀朝柱。我大致判断他是一个对党、对国有责任心的人。他批评毛一开始执意“一边倒”，而拒绝了与美国建交的现实可能.。 “按照毛主席的话说，先扫净房子，然后再请客。现在建交不建交不是大事。先把国内肃清反革命、土改都搞好了，以后再说。这样就是中国本来可能一开始就跟美国正式建交，如果当时这样的话，可能中国发展得更快。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斯大林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两个超级大国，我们在中间，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主席这样做，使很好的机会就失去了。”并且他从“美国表示对中国内战不干预”，断定当时即可收回台湾。

   难道说，这样好的事你冀朝柱先生能想到，给猴掰眼的毛泽东反而能笨蛋到打不清主意吗？问题在于你们两个人是同“党”异梦﹕你做的是强国梦；他做的是独裁梦。所以他一心一意僵持“一边倒”﹕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若依你说的去做，那便要走英美的路了。虽然共产党曾大声疾呼过，中国要实行英美的民主政治；那只是投像你这样的党内外知识份子们之所好，居心骗人上贼船而已。毛泽东自己在1945年10月9日，答英国记者甘贝尔时说﹕ “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今天右派的鸣放也未超出这点。兹再摘录数则新华日报，以资印证﹕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们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发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们极应提倡和效法的。”(1942年，8月29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1944年2月1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3月15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家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4月19日) 。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实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11月15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1945年7月4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9月27日社论)

   这是共产党自己说过的话，人们是冲着这些民主言论才上了贼船的。毛泽东把在1957年重复过这些话的知识份子都划了右派。就是在现在，谁要再重复这些话，轻则算是自由化言论，重则判为颠覆罪。问题在于，毛共要借斯大林这把刀子，斯大林的血腥屠杀，受到赫鲁雪夫的揭露，苏联人称他为“暴君”、 “刽子手”、 “罪犯”。可是，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对，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11页)

   邓小平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二卷第293页)可见毛打内心里不是不知道冀朝柱所说的道理－－英美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俄国人的共产制度。但，他要的是斯大林的刀。真地说起来，杀人魔王斯大林在毛泽东面前，也只能算是个小巫。所谓“借斯大林的刀”，就是指共产极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也就是国家绞肉机。因为，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个人专政，”所以也就是维护毛泽东个人的绞肉机。上面提到的那些被害人，就是都被投进了这种机器里。有些人把毛反苏认作是他的民族气节，甚至把他视作民族英雄，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他反对的不是苏联，而是苏联和世界共运中的反斯大林主义，他始终坚持“一边倒”的原旨，现在的“一边倒”就是倒向斯大林的尸体，维护他最黑暗、最残暴的阴魂在中国不散，在毛泽东身上借尸还魂。斯大林的刀子并不是单个一把刀子，而是一台国家机器，隆隆作响的绞肉机。毛反的是赫鲁雪夫丢刀子，这个鬼名堂叫做“反修”。这只能说明他嗜杀成性、反动透顶，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与民族主义毫不沾边！

   并且，毛泽东要和赫鲁雪夫争夺对斯大林“世界人民领袖”地位的长子继承权。为此，在国内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发疯地要创造奇迹，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外交上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举起反帝、反修、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革命的大旗！这一切都做到利令智昏的地步；刮得人民全国规模地一贫如洗，饿殍遍野；想用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去买世界革命，想借第三世界的刀杀向帝修反和拥戴自己做霸主，但却往往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古巴、阿尔巴尼亚、尚比亚、甚至用中国人的鲜血凝成的中朝、中越友谊，都变成了砸脚的石头。

5、借敌杀己和以毒攻毒

   这里是指他向敌人借刀，诸如策动当时正在剿共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和“让日本多占地”、假日灭蒋；又如拉拢旧军阀冯玉祥、龙云等为共利用而与政府捣乱；唆使左派文人乱起哄，使国无宁日。大凡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的策反工作都属此类﹕李济深、蔡铤锴等的反蒋；程潜、李宗仁、吴石等的吃里趴外；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极左面貌出现……

   进一步说，所有统战工作，也都属此列﹕在大鸣大放中“表现最恶劣”的民盟，其实是在反蒋中为共产党“火中取栗'最勇猛、最激进的一个知识份子政团；又如在文革中，联“美帝”反“苏修”；现在拉拢华侨、台湾国民党亲共派、外国见利忘义的政界商界人士和分化瓦解民运等等。都是拉一批打一批，用明天的敌人来打倒今天的敌人……做的都是这篇借刀杀人的文章。

   在大陆社会中，在企事业单位中，在几乎接连不断的运动中，处处充满了人斗人、人暗算人、人出卖人。在文革中有一句表明造反派脾气－－很直率的话，既真实、形象，又令人不寒而栗﹕ “别看我们现在坐在一条板凳上，一亮底牌，我们就是敌我矛盾！”即便就是夫妻在一个被窝中，一掀被子就可能是敌我矛盾。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大好形势的标志，就是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了。”就像毛说的矛盾无时不存在、无地不存在，毛抓住任何场合都要两面借刀。

   在敌对群体中，以毒攻毒这一手来得更毒。康生曾道破其中秘诀，就是，给老鼠屁眼里塞进豆子，缝住，憋得它们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互相撕咬。 (参见电视剧《吴玉章》)我对此深有体会﹕在劳改队的时候，这些右派们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大打出手；互相揭发、争相告密，好像都是红眼仇人。我当时想起曾读过的《王若飞在狱中》，实在有点佩服人家左派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诅咒右派“真不是种东西！”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都是毛泽东糟蹋的，这都是共产主义糟蹋的。”(牟宗三语)也不知道这是康生(共产党)的诸如此类的毒招使中毒者毒气横生。在劳改队的加工厂，制酒车间，有些埋在地下的大缸，缸口与地面平，许多硕鼠落入缸底，缸表面很滑，它们拼着死命望上蹿，一蹿几尺高， 一鼓作气，再衰三竭，当他们绝望之际，便开始互相咬得叽叽叫、血淋淋，死而后已。现在想起来，康生的毒招原来是来自仿生学呀！他们对人洗脑，即，对人进行“从人到猿” 的思想改造，把人们(很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都返祖为生物了。人类利用瓢虫杀蚜虫、抹碘酒以杀菌；共产党把这种借力使力的办法变成借刀杀人，用于人类自身，通过阶级斗争，让同类相食、相残、相杀.！ 《矛盾论》上明明说﹕ “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怎么能把这种达尔文主义用之于人类社会呢？ 《矛盾论》变成了人吃人的方法论。

   反右时，各民主党派互相揭发，右派之间互相揭发，右派家属、亲友与之划清界限，等等，都属此类。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人吃人”的性质。请看下面的党史事实﹕ “有中共分子三十人被政府拘禁于南京，其看守队竟为共产党分子所控制。中共南京市委主张看守队叛变释狱，而中共江苏省委竟主张将被拘者处死，以便号召全国暴动。结果，这些被囚的囚者，竟被中共自己人亲手枪决，而看守队事后也被缴械……”（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69页。）

   昔日，中共李立三的江苏省委竟能够为了激发武装暴动的“革命激情”，而如此大批地杀害自己同志，给敌人栽赃；此时，中共的王明，为了捍卫他自己刚刚到手的权力，又将会怎样地“借刀杀人”呢？

   先看当时的中共中央领袖王明是怎样向他的俄国主子“汇报”的。王明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汇报档《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的经过》一文中，曾明确地写道﹕ “罗章龙把一切托陈、被开除、来历不明及我们一部分同志几十人在一个旅社开会反党，使我们25个同志，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牺牲。上海东方旅馆25人被破获是罗章龙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

   按照王明的话来判断，就是25位共产党员在东方旅社被捕一事是共产党自己告的密，并且告密者是反四中全会的首领之一罗章龙“同志”。但是，台湾的中共党史学家王建民，却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第99页，引用《中共透视》第144页的材料，同样明确地揭露说﹕ “关于何孟雄被捕，乃陈绍禹之告密”。而陈绍禹就是中共领袖王明。

   辛灏年先生对此进行了考证，得出结论﹕ “综上所述，事实就是，以何孟雄为首的中共四中全会反对派，在他们于1931年1月17日于上海东方旅社举行'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的会议时，恰恰是因为中共自己的告密，才遭遇了国民政府的逮捕。”(《所谓左联五烈士(下)》，《黄花岗》杂志总第5期，第128页)

   是王明告的密，没有错；并且是坚决充当米夫和王明的狗腿子、因而首次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干的。 《毛泽东与康生》一书作者巴彦泰先生用翔实可靠的史料查名事实真相，援引担任过上海工联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的王云程1933年2月24日在其自首声明中的材料说明﹕ “共产党内在其派别斗争中，经常使用暗杀或告密手段，借刀杀人，如何孟雄等20余人都死在赵容(即康生)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这是共产党借国民党的刀，来替他们消除异己。

   再看毛泽东是怎样借国民党的军队来消灭张国焘的军队的？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写道﹕

   张国焘原来打算西进，红四方面军遇黄河对岸大雪封山，只好北上。 9月13日， “毛派”中央电张国焘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 10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贵宁会合。周恩来赶到同心城局“欢迎”张国焘，随后就挟持张国焘于旺堡，再转保安、毛周又以张国焘的名义调动四方面军，直接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继续“西进”，待九军、三十军相继渡河后，毛又电令其余部队留原地迎敌，因此，已渡河的红军陷于孤军苦战。 11月10日，中央军委将河西红军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新疆，连接苏联，原是张国焘的构想，为毛周所反对。现在这个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却成为毛周用来消灭四方面军的手段。 1937年3月，渡河的红军从两万两千人，打到只剩几百人逃到新疆。张国焘留在陕北不断接受批斗，毛周联手打倒张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 页513－－514)

   司马璐还说，组织上对我们说﹕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页126)

（四）、杀人杀个死

   毛对你一旦起杀机，要砍你的头，你就别指望他会发善心饶你一死了。

1、“ 毛真的要坚持'杀人要杀个死'吗？

   从毛对邓小平的处理是'留党查看，以观后效'，说明也不尽然。 ”

   如果对毛处理邓小平这个例子说不出个青红皂白，说毛“杀人要杀个死”这个结论将被怀疑。

   我想了几条﹕邓小平原是毛路线上的人，被称为“毛派头子”，毛让他复出时还说﹕“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一直以来，参与毛的许多重大罪恶行径，是共犯，特别是他直接指挥反右，杀气腾腾，喝知识份子的血以自肥，用知识份子的血染红头顶。毛曾想让他当接班人，只因他和刘少奇走得太近，毛才另选林彪，1967年7月16日，毛曾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说﹕ “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毛毛《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6页) 即便在这个时候，毛仍未放弃把林、邓往一块捏；邓小平说﹕ “ '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同上，第37页)毛虽把他打成二号走资派，但对刘少奇起杀机时对他并无杀机，所以在八届12中全会上把刘永远开除出党，而没有开除他。当他曾表态﹕ “一万年不翻案”，毛说他“人才难得”，让他第二次复出的时候，他虽曾昧着良心奉迎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周，给周以致命伤；但他更多的是逆着毛的意志而搞的那许多方面(甚至全面)的“整顿”，直到最后使毛认为，这个“老帅的头儿”(邓小平)在他死后“要翻天”。这是毛最嫉恨的，因而，毛就对邓有了杀机。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毛对邓竟没有一杆子到底、杀人杀个死，反而会刀下留人呢？这时候再用上面那些理由就解释不通了。因为，如果他要念上面那些，刘少奇、林彪、彭德怀……都应该刀下留人；甚至右派也不应该反。陈毅就说过，反右是卸磨杀驴，对不住人。这到底该怎么解释？难道毛的本性不是“无杀机则已，起杀机就要杀人杀个死”吗？

   解答这个问题，正好就是揭示了《矛盾论》的精髓在于他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时间、地点、条件的特殊性，便造成了这种结局。是林彪事件已基本上为文化大革命敲响了丧钟，毛的身心已大丧元气，多赖周恩来助纣为虐，才使毛作垂死挣扎的灰头土脸才有所改观。冻僵的毒蛇一旦得到复苏，毛这时候就又想要批周，批宰相、批大儒、批投降派、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些都非空穴来风。只是因为， “批周民不依'、 “批周必大乱”，才没敢明批。但在上层内部的批周却从未休止过。周恩来在死前在医院同有关人员愤然提到﹕ “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52页)。毛是多么想在全民中搞一场批周运动啊！但这事对他已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不能也，非不为也。 ”同理可证，对邓小平的未置于死地，也是此时、此地、此条件下的产物﹕ “不能也，非不为也。 ” 无可奈何的是，天到这般时候，毛实在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以此谓毛的生理生命可，谓政治生命尤可。毛阴谋一世，落了个“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一辈子以“运动群众” 为能事，而成就“霸业”；到现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全国广土众民山崩海啸、风起云涌，兵锋直达黄龙府。“四五运动”刚过，毛第二天给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说﹕ “广场，外地，都搞得火热，悼念总理，要邓小平上台，这都是针对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后台。 ”据张玉凤回忆录，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毛真的变成了他自己说别人的﹕ “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他面对着自己过去的“过五关，斩六将”，譬如，对着解放军的入城式，群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本该趾高气扬，却是泪流满面长叹息！周恩来的秘书说﹕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已。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已。毛泽东请常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28页)《矛盾论》上说，矛盾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发展.。玩弄群众、运动群众的毛，发展到了相反的方面，尝到了群众运动的滋味.。阴谋诡计、作恶多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政治性命。这就是必然的规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不见了； “我们是秦始皇的100倍！”的骄横不见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热不见了； 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杀气腾腾不见了；“其乐无穷”变成了“不亦乐乎”； “俱往矣！”成了他最后的一声叹息；一切都等待着历史法庭的严峻审判。

   让我们还是回到邓小平，大胆地假设，毛又多活了二年，把局面又挽救了过来，那样，你想，邓小平会凶多吉少、死多活少，还是会相反呢？

2、知毛者，莫若邓小平

   何以这样说呢？因为邓有双重的大经历﹕大起大落，能上能下，使他体认到﹕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更使他体认到﹕ “翻案大得人心”；而他由“毛派”被贬为走资派，又使他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克服了常人认识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机会入乎其内，则会产生“不是个中人，不解此中情”的局限；如果不出乎其外呢，则又会造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由。是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邓复出后，才敢开钢铁公司，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在国人面前故意与四人帮(实即与毛)互别苗头，甚至我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位学生告诉我﹕ “车轮旋转的速度，都可以反映出邓小平的复出；列车前进时喊着﹕ '老邓！老邓！' ”这时，邓小平认定，非如此破釜沉舟不足以在毛后之中国，让天下人对他归心。这时他对毛的生命及政治了若指掌，因而对毛撮了总，估了堆，才作出的实用主义大手笔。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邓认为“时间，机会对他来说，都太珍贵了”，说他“早已将个人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这话是对的，但女儿不一定理解父亲的深远用意；别人当然就更不明究竟了，比如《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先生就指责道﹕ “不过以笔者之见，时间，机会固然难得，稍纵即逝，但欲速则不达，导致后来政治上的大翻车，岂不更可惜？而且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仅仅不怕被打倒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个人的进退攸关整个大局，否则只是一种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实上，正是因为邓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顿'时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急于抓出成效来，结果被党内文革派抓住不少'辫子'密报给毛泽东，从政治上杀回马枪过来，最终导致大局逆转。”(第581页)

   “邓小平不成熟”？这种评论真是隔着门缝看扁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于这一层，恐怕会不止一思、再思、三思吧！举世公认的成熟的政治家周恩来却是说邓比他干得好啊！不过，二人是各有各的“矛盾论”。周恩来他总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而邓却不时以“邓”之矛，攻“毛”之盾。让我举例说明﹕邓在反高岗、饶漱石中是崭露头角、立了头功的。高饶是受毛命、反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反高饶是违背毛的原意的。邓为什么要反呢？又为什么能取胜呢？因为，高饶如果得逞，对于邓的仕途将是一个莫大的阻力；维护刘、周于他仕途有利。而他所以能取胜，是高饶“刮阴风、烧阴火”(毛泽东语)，阴谋篡权的把柄落到他手里，从“度德”上说，对方（甚至把毛包括进去）上不得桌面；从“量力”上说，刘周陈邓在当时中央的力量对比中已占优势。同时，他深知毛是阴谋家，却最嫉恨他身边有像他一样谋权的野心家。这样一来，毛让高饶彻底完蛋；刘周受到高饶攻击的错误因中毛意，所以毛还要他们检讨；所以毛刘周高饶皆有所失，唯独邓小平全盘皆赢，可说他是有勇有谋的成熟的政治家。我的另一个意思是说，他吃透了毛，并高于毛.比如说，大跃进他是跟毛的；批判大跃进时他则是跟刘少奇的，二人同声相应地说﹕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难道他不是明明知道这是非常触怒毛的吗？这一点是政治平庸如我辈者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可以作此“推断”，大概是邓看透毛错误的严重性及品质非常恶劣，已失去党心、民心，政治上走下坡路，刘的威望正在升高，在全国、全党已营造成功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政治心理气氛中，刘邓合手，毛已基本上被架空，成为一具偶像。网上披露邓颖超日记，证实了这个“推断”。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毛不按牌理出牌。任谁也想不到毛宁肯发动一场反党武化大革命政变，拼上老命，拼上亡党、亡国、千百万人头落地，也要把旁落的统治权重抓在双手沥血的魔掌之中。邓根据党史形成的规则和程式，就只能估计到，毛最好的归宿是他们为他安排的中共名誉主席。这便是我们能设想到的当时邓的所思、所为、所据。事实证明，周恩来是既不会这样想，更不会这样做的。

   周打的是另一路拳。他是怎样在毛连续攻击之下败中求存呢？他采用的致胜之道是什么呢？就是 “败狗战略”。在他的十八般武艺中，最拿手的一件是“检讨”。他是领袖人物中检讨最多的一个。毛在他奄奄一息时还要他通过“检讨”来降低他的威信。但他总能以“心诚则灵”的检讨“回敬”毛，结果是毛周双“赢”。周的民望如日中天，毛则成强弩之末；《文汇报》仅仅透露一丝批周的风声，全国的读者便是声声讨伐﹕这可算一明证。上面我们就是用毛不敢明批周这一道理说明﹕毛为什么没敢置邓于死地？接着我们还要用毛采取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最终置周恩来于死地这一事实，来说明毛是坚持要“杀人杀个死”的。 《晚年周恩来》一书，提供的就是字字有据、字字滴血的铁证。为了让人们认清毛的本真，请耐心读下面的大段摘录﹕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世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坚定，确诊周恩来罗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高文谦注)，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

   “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阻吓。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能过一段时候再看。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缄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惟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第377-379页)

   说明毛泽东对周不敢公开批、就内部批，明杀不成、就暗杀，向人借刀不成、就向癌细胞借刀。总之是“借刀杀人”， “杀人要杀个死”；难道这还需再着一字吗？作为彻底的唯物论者，毛泽东通过消灭矛盾的载体，来彻底消灭矛盾。

（五） 卸磨杀驴

   陈毅对反右派运动很有意见，说这是“卸磨杀驴”，对不住朋友。这些朋友曾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冲锋陷阵，贡献了人力、物力、财力、军力、道义力量，确实为共产党拉了套。其实，仔细想来，毛杀害的刘、林、周、陶、彭、贺……一大批共产党人及党外统战人士，谁没有拉过套呢？这些内容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暂不多说了。值得提请引起深思的是两点﹕一是想一想像周恩来这样的忠实奴才都逃不脱毛的屠刀，你还要设想毛会对右派情有独钟吗？可就有人冒充“糊涂”，今天还在网上说什么毛的确开始并没打算反右，只是真的冒出许多右派言论如“平反委员会”等；这和说毛搞文革是为了摧毁党内官僚体制，开始并无意害刘一样，都是“没”认识到毛之黑、之毒、之流氓本性！因而起到了给僵尸涂脂抹粉的作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