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即兴表演
如果不是妻子坚持的话，我真的没心思去参加这个被称为「即兴表演」的现代艺术展。我们俩骑上自行车，妻子说，艺术馆座落在紫禁城正西一个不显眼的庭院里。我们并排骑着车，我很认真地问她「你觉得我们过得开心吗？」她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眼神里带着微笑，春天的空气里似乎充满了两个外国人在一种陌生的文化中获得的满足感。
那天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事实上，我们这里的生活并非那么令人陶醉。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我在一九九八年的圣诞节来到北京，来此的目的是拍一部电视纪录片，描述美国的小企业如何在东方尝试他们的资本积累之旅。当我在美国商界为这部片子寻求赞助时，很多人表示喜欢我的创意，但愿意提供赞助的人少得可怜。没办法，为了避免自认失败而离开北京，我这个唯一的西方雇员不得不在一个二流的独立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挣扎着，做些自己感觉良好的脱口秀节目，以换取微薄的中国工资。很快，我们结识了新朋友，发现了美味的餐馆，找到了掷飞盘的伙伴，走遍了北京的每一个角落，习惯了在异乡的生活。与此同时，我的妻子则继续从事极具亚洲特点的学术研究：混杂在一群文革期间穷途潦倒，至今看起来依旧有些寒酸的学者中间，查阅发霉的史料，对历代清朝皇帝逐一进行研究。
就在艺术展的前一天，我被任命为新的电视节目的制片人，节目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人试图打入美国市场的故事。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北京电视台－－一个庞大的国营电视网络集团就该节目与我们公司签订了合约。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的观众将猛增一亿多！甚至达到一点五亿！如果上海方面也与我们签订合约，观众的人数将会更多。然而事实上，我在节目中只能参与一些关于离婚、环境污染和其它「非敏感」的内容，以免触动反应过敏的传媒审查机构。尽管如此，我已开始崭露头角，与一群有才华的制作人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而我的妻子，也在有条不紊地经营着她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她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获邀参加在邓小平生前最喜欢的饭店举行的豪华宴会；与领导们相互间的信任与日俱增；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一天比一天频繁。此外，她所研究的高雅艺术已经成为新中国得以合法存在的基石，它勾起了广大平民对象征中华帝国的权力、文明和威权的无限缅怀和向往。
中国现代艺术本提不起我们的兴趣，但请帖还是不断地发来。礼貌使人感到温暖，甚至能发展成为一种近乎真实友谊的东西。我现在就被那种来自他人的温暖包围着！我们拒绝了所有的邀请，而参加这次活动完全是一时兴起。当我们把自行车停靠在紫禁城边上的艺术馆时，我脑子里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
不出所料，殷切迎接我们的是相貌柔美的年轻女子。在这些场合的女子总是穿着一袭黑色紧身衣裤，彷佛是成熟的、国际性的文化潮流的象征，脸上带着一成不变的羞涩和期待的笑容，一遍遍地对每一位来宾说「请您签名。」
我们从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拿起红酒，迅速地浏览一遍展出的作品：一组巨大的精心摆设的照片，照片里是一名纤瘦的中国男子和一名穿着黑色靴子和小透明雨衣的金发女郎；数根立在大块生肉里不断跳动的电动阴茎；一件由灰绿色塑料制成的皇袍；充斥着飞鸟、金鱼和蟋蟀的中国各色国家建筑的塑料模型。宾客不断地涌进来，其中一半的人留着中国艺术家所特有的波西米亚头，另一半则是外国人、穿着黑色紧身衣和留着短发的白人女孩，以及套着格子条纹衬衫的白人和他们瘦得皮包骨的中国女友。每一个人都在兴奋地交谈着，为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下午能来到位于新中国最中心的地方而感到高兴。
我看见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熟人，他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沃尔斯堡的中国艺术品经纪人，总是乐呵呵的。他隔着小花园向我招手，于是我走到一个画有精美中国图案的天篷下站到他身边。他对着我微笑，我也对着他微笑，经过一番简短的交谈后，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提起我的新的电视节目。
他开始点头表示赞赏，非常好，非常好，北京电视台，对吗？「你听新闻了吗？」他问。
我摇摇头。
「我在刚才来的路上听说，昨天晚上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一枚炸弹击中。我猜只是遭受了一点小小的损失，但是中国方面却说有十八人在事件中受伤。麻烦来了。」
我感到很吃惊，上帝，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同时我也觉得很欣慰，至少没有死人，这是最主要的！过去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彷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当我与中国同事吃午饭时，他们偶尔会在我面前谴责对科索沃的空袭。但是他们看到的只是国家控制的电视台在反复地播放所谓的「北约暴行」：被炸毁的建筑物。而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却被故意掩盖。我常会这样问他们：「你们知道发生在科索沃这块土地上的战争持续多久了吗？是为什么而战吗？你们总是不断地提起鸦片战争，但那是有经济因素的。难道你们认为美国试图从科索沃赚取经济利益吗？」一个戴着托洛茨基式眼镜，在电视制作公司里负责财务部门运作的女孩，在说了一句大意是「美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后便愤然离开了餐桌。但总的来说，我的同事是一群有思想和讨人喜欢的人，他们能在基于对事件理解的程度上，允许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对等的尊敬。
没有人死亡，这是我首次听到中国使馆被炸时得到的最重要信息。有可能是煤气炉泄漏而引起的爆炸。不管怎么样，没有死人，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着。就在这时候，一个瘦小的，近乎赤裸的中国男人把自己装在一个塑料泡里，浑身涂成绿色，塑料泡插着一条软管，并开始往里面灌水，周围的相机对着他不停地拍照。然而，艺术展的节奏似乎慢了下来，时间在慢慢凝固。有关人员伤亡的消息正在传开。死人了。一开始是一死二十三伤，后来又说死亡人数是两名。此次艺术展发起者之一李振华正快速穿过人群去接一个紧急电话，他对我点头示意，脸上带着一种扭曲的微笑。最后，一位相识的南斯拉夫记者非常确切地告诉我（他看了CNN的报导）：三枚导弹击中了大使馆，导致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来自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女记者。
我开始意识到应该做些什么，我催促妻子赶紧与其它来宾打招呼和交换名片。然后我们和那名南斯拉夫记者一起出发，骑着自行车朝东直奔美国大使馆而去。路上我们向一名叫汤迪的中国朋友打招呼，她当时正要去做按摩。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梦境一样，途中我们几乎改变主意到书市去，但就在那时，南斯拉夫记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被告知，大使馆附近确实有事情正在发生。
在建国门大街上，当我和妻子接近戒备森严的北京市使馆区时，我们经过了一群正在急行军的警察，他们的指挥官骑着一辆时髦的黑色自行车向他们发号施令。拐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旁边的街角，可以看到警察的数量不断增加：开始是十码一个，然后是五码一个，三码一个。当我们拐入使馆路的时候，听到了远处传来一声咆哮，那声音就像风笛一样召唤着人们。
我的心跳加速。我们飞快踩着自行车直到接近一处警察设置的路障前，大概有五十多名旁观的中国人隔着障碍物向使馆里窥探。我和妻子径自走过警察的封锁线，明目张胆且若无其事地把自行车用铁链锁在领事处旁边的一面围墙上。警察不会阻止像我们这样的人进入警戒区，因为外国人在北京还是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刚才听到的咆哮声来自一群沿着街道走过来的大学生，我分辨不出他们是北京哪所院校的学生。他们显得有些煞有介事，举着长长的写着汉语的红底黑字的横幅，小拳头机械地挥舞着，大多数是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一些穿着入时的学生将丝巾撕成条状系在头上，但大多数的穿著都比较整洁。我们从他们的身边向美国大使馆跑去，发现大使馆就在咫尺之外。
门内，一切是那么的正常。浓密的枝叶像一把大伞把使馆笼罩其中，阳光穿过枝叶温柔地洒在树荫下，留下点点光点，这时风已经停了。美国大使馆和往常一样总是收拾得利索，从它的正面看不见任何人在里面。哎呀，这个周六他们不会都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吧？使馆的周围站满了摄影记者，大部分是外国记者，也有少数来自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台的记者。大约十五名身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在使馆门前一字排开，他们的表情很轻松，脸上带着笑容，完全沉浸在节日的状态中。（正如妻子所指出的，在独裁国家里，任何打破单调生活的事情都是令人感到高兴的！因为他们会发现有事情可做。）
大概有五百名示威的学生站在使馆门前，打着红色和黄色的标语，上面写着：USA GO TO HELL（美国下地狱），FUCK USA（去他妈的美国），US KILLER（美国是杀人犯），FUCK NATO（去他妈的北约），NATO=NAZI（北约是纳粹）。妻子将这些口号译出：有罪！美国人是凶手！滚回家去，凶手！美国猪，滚回家去！大使出来，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们在一个手拿扩音器的男子带领下，不停地喊着口号，声音既宏亮又刺耳。这些尖叫声的音调和节奏不断地变化，他们每喊一次，脸上都会露出轻松的表情。他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他们喜悦的眼睛似乎在笑着回答「是的」。只要拿着扩音器的领导手臂开始上下舞动，学生的口号就会响起，手臂不断地指向空中，就像集体被轻度的电流击中而做出的反应似的，动作是那么的整齐划一，听从指挥。尽管如此，现场还是笼罩着一股节日的气氛。总之，宣示纯洁、义愤和正直是全世界大学生的梦想。在中国，天安事件已经结束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然而现在，这种场景又再次出现了！
没有人碰我们，也没有人推挤我们。围墙后面的庭院里是属于我们的一面国旗和一小块安全区。身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强国的首都，听着她的年轻一代对着我们国旗和那一小块土地咬牙切齿地以一种贵族朗诵诗文般的语调在反复唾骂，我感到有点困惑。
不一会，声浪慢慢沉寂下来，拿着扩音器的领导开始领唱一段简短的国歌。这是一个信号，抗议者即将撤走，把示威的机会让给来自另外一所大学的学生。
当新的一批大学生抵达时，我和几位英国记者正在估算游行的人数。英国人的估计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大约有三千人。就像在玩一种中国障眼戏法，同样一群学生在街区绕了一圈后又回来了，所以我们见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面孔。一名学生在单独接受采访时显得非常的天真和坦率，他用蹩脚的英语认真地向我们解释：校方一大早就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让他们制作好标语横幅，并安排巴士把他们送到这里来。
这样看来，整个示威活动都是精心策划的，虽然如此，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到达现场。做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曾经在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游行示威已然成为北京大学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场合怎么可以少了他们呢？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也不外乎就是那些套路，唱完爱国歌曲就准备离开，突然，有个学生坐了下来。紧接着又有五十多人跟着坐下来，然后是全部，领导企图阻止的叫喊显得苍白而无力。自从我到达北京的那一刻起，我就能感觉到弥漫在中国人头上的怪诞的政治压抑感，一旦蓄势爆发能在瞬间摧毁一切形式的束缚，或者演变成不可预知的疯狂挑衅和破坏行为。
当北京大学的学生坐下时，我们在想，当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否会重演呢？但是很快，事实证明他们并不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是如此的年轻稚嫩，不够老成持重。只是在他们那小小勇气的激励下，静静地坐了一会就自行离开了。警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手挽着手站在使馆的门前。我让妻子保藏好拍摄的照片。
不一会，被誉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清华大学学生折了回来，他们当中还搀杂着一些北京大学的学生。口号的呐喊达到了近似疯狂的程度。忽然，一切嘎然而止，从人群中飞出某个物体，狠狠地砸在使馆的围墙上，离我所在的位置不远。人群首先是一片静默，然后爆出雷鸣般的欢呼。连着又有两个物体砸向使馆，碰击的声音就像飞虫撞到挡风玻璃一样。这时候，我们看见大块的混凝土障碍物被搬开，使馆围墙上的灯很快被捣碎，接着是房间的窗户，然而警察却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白天过去了，黑夜即将来临，然而使馆前的戏码和破坏仅仅是个开端。我在一阵眩晕中开始意识到我的电视节目可能会泡汤，甚至连我的工作也会不保。事隔十年，这个国家再次向人们伸出了他的拳头，这次可不只是向那几个研究中国的观察家或中国通，而是向整个世界。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我的头脑充满了各种奇怪的想象，以致无法预见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电视反复播放仇视外国人的言论，画面中是一位哭泣的老父亲，他在贝尔格莱德，胸前举着女儿的血衣。听不到任何关于美国方面的解释和抱歉的声明；所有的美国电影和音乐都被封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人纵火；电影院下午开始播放波湾战争的影片；美国记者被殴打；大街上民族主义的叫嚣声此起彼落。那种装模作样的「忍让」暴露无遗。最糟糕的是，我感到脚下的大地正在躁动。
一直到我离开中国之前，我无法完全理解所看到的事情。我遇到了王，一位戴着金丝眼镜、个头矮小、信仰回教的北京大学学生，他用一种听起来令我神经紧绷的细小声音，小心翼翼地，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关于他的故事。
严冬过后迎来了一九九九年的早春，王感觉到校园里弥漫着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随着天安门事件十周年日子的来临，整个城市的计算机屏幕上经常弹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电子邮件，特别是在校园网上。他们称之为「传单邮件」，是持不同政见的团体透过中国大陆境外的服务器发送过来的。也许在网络还不甚发达的中国，这种在网上主动提供信息的做法对大学生来说是新鲜事。大学生对这种传单邮件进行了讥讽，王也不例外。这样的举动无疑是为了自我保护。但是王还是想知道，这些不同政见人士怎么会有别人的电子信箱地址呢？
传来的讯息都是未经中国政府部门审查和过滤的新闻，包括任意抓捕、贪污腐败和有关领导人的传言，但是他们也支持中国政府的一些主张。今年的六月四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游行示威、非暴力不合作和消极罢工等任何形式都可以，要显示群众，特别是大学生，并没有忘记十年前在大屠杀中牺牲的兄弟姐妹。邮件列举一切有用的，甚至牵强附会的理由，以煽动性的言语号召人民与政府对抗。例如，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禁止大学生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日本未能就二战期间入侵中国表示「真诚的」歉意（这是一个长期的、备受学生关注的热门话题）。在电子邮件中会问：难道学生宣示他们做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表达对过去屈辱历史的义愤是错的吗？
中国领导人也能看到这样的内容。邮件指出，在即将到来的周年纪念日里被逮捕人数会飙升，任何当年参加过天安门事件或者从那时起与中国地下民主党有关系的人都会受到监视。中国共产党的神经是如此的脆弱，以致他们会反应过度。有一则在外国人中流传的故事，几名来自加利佛尼亚大学的留学生在狂饮了一夜的啤酒后，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宿舍的楼顶上扔下了几个啤酒瓶子。这本来微不足道，但是由于在汉语里「小瓶」与邓小平的名字同音，所以校方认为这预示着一场严重的具有政治色彩的示威活动即将开始，因此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求助。
为了防止天安门广场成为游行集会的地点，一九九八年底，当局借口对广场进行翻新，开始沿着广场的外围架设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看起来非常怪异并出奇的高，就像一面迷你的柏林围墙，工程等于在北京的心脏上开了一个洞，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六月仍未竣工，中国政府在基建工程上的拖拉真是闻所未闻。有学生认为，这个中国式的地上大圆圈恰恰说明了当局的惧怕和罪恶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家境富裕、可浏览着网络、脚穿麦克‧乔丹（MICHAEL JORDAN）球鞋的一九九九年的中国大学生居然认为他们与天安门一代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他们接触到的所有有关天安门学运的历史几乎都是歪曲的。王也包括在内，现在的大学生认为，当年在天安门闹事的学生太幼稚，玩得过火了，那些学生运动的头目都是机会主义者，目的是想从美国人的手中捞钱。
有些一九九九年的大学生甚至还带着刻薄的「幸存者的罪恶感」，给人一种自以为是、不关心政治，只注重个人前途的感觉。
王对上面的各种态度和观点表示尊重。一个非洲来的交换学生曾经试图说服他改信基督教。做为一名回教徒，王虽然认为改变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但还是耐心地听了这名基督徒长达三十天的劝说，非洲学生对宗教笃信的程度深深吸引了他，那是与狭隘、功利的中共党文化极为不同的价值观。（王也热爱根植于美国社会中的同样的价值观；无论何时，只要能拿到一本《时代周刊》，他都会翻来覆去地看。）即使他不能接受一九八九年大学生的天真烂漫，但他还是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王不打算六月四日那天去示威（他称之为「反对」），但是不那么做却又让他感到心神不宁。
今天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当学校的巴士停靠在日坛公园旁的林荫道时，王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也许今天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日子。也许今天他们无法阻挡我们。」
王在周六上午的清晨就知道大使馆被炸的事件。他当时正坐在宿舍里，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让他感到非常震惊。随后，他的思路在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变得如此清晰。他不喜欢中国共产党及其推行的政策；坦白地说，他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安危也漠不关心。但他想到的不是这些事情，有一种感觉越来越明显并占据了他的脑海：我们不是美国人的朋友。我们是战场上的对手。美国人的傲慢无礼使我们的人民受到了屈辱。然而中国政府却无所作为，因为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总是扮演懦夫的角色，简直就是外国人的一条哈巴狗。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反对美国。
王开始自己制作标语，这是传统的中国抗议方式。他的标语大意是：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中国是不会屈服的。他想，也许我是中国第一个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所以，他在标语底下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忧虑也随之而来，他公开的、未经审查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有可能导致他学习和职业生涯的结束，甚至给他带来肉体上的折磨和牢狱之灾。这并不是凭空臆想，当其它学生受到王的启发也开始制作标语时，一位教授看到了王的作品。教授喜爱王这个学生，所以他很着急，试图用一张纸来盖住王的签名。王对教授的举动表示感激，但认为其它的同学已经看到自己的署名，现在去掉它会显得自己胆小懦弱。所以，署名保留了下来。
现在，在这个周六的下午，王高举着他的标语，带领着北京大学的学生来美国使馆前示威。每次经过美国使馆前，他都会异常兴奋。但是，当他呼喊口号和挥动拳头时，他感到自己好像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他的勇气和突出表现使他成为关注的焦点，也许中国共产党可能再次镇压，那时候自己岂不也会跟着倒霉吗？游行示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借了一个手机，找到一处相对安静的角落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他在电话里与母亲告别，他预感到即将有事情发生，但请不要忘记他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他回到了示威的人群中继续进行抗议，就在这时候，他的北京大学的同学向美国使馆投掷了第一块石头。
王这次着实经历了一番，从开始的愤怒，随后的恐惧，以及后来的一种近似英雄的感觉。后来他提到使馆被炸一事对我解释说，他的人生因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中国领导人习惯于对政策上的某些细小的变化在幕后进行为期数周的磋商。但是在五月八日，面对北约袭击驻外使馆这样的政治挑衅，他们的表现是果断的。这一事件好比是一匹性情暴烈的野马，只要能征服它、驾驭它，使它服服贴贴地按照指令去做，那么坏事也能转化为好事。如果学生们还在认为政府因为天安门浴血事件而对他们心存惧怕，那么现在是展现信心和力量的时候了。用美国政府在一九九九年的过失来替代中国政府在一九八九年的过失，并通过号召学生们上街游行抗议美国政府的暴行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一九八九年，学生是步行去天安门的。这次则是由大客车载往美国大使馆。一九八九年，给党组织打报告的人受到学生的报复。这次呢，打报告的人则带头游行，并决定标语牌的内容，登记学生姓名，并保证晚饭前全部回到校园。一九八九年中国媒体也卷进了反政府游行；这次呢，政府一手策划：先在使馆区布置大批警力；安排好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机各就各位，为晚间新闻做好了一切准备；为了制造气氛，硬拉来了衣着显眼的西藏僧人；从贝尔格莱德运回遗体的专机一着陆，连忙安排摄影拍照，紧接着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分别致悼词的追悼会。更为重要的是，主题被政府刻意突出，即美国领导北大西洋组织故意野蛮地向中国人民欠下「血债」。这些口号激起对鸦片战争和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回忆，被不停地重复，直至天安门惨案周年纪念日经过之后。（为了获得最大宣传效果，还出奇致胜，推出一台悲哀的芭蕾舞，藉以纪念三名中国烈士。其合唱团的歌词，「悼念你十天！我将悼念你十天！」不停地在六月四日前一个星期播放。）
如同所发生的那样，王不需要担惊后怕。五月九日星期六，他和另外两个北京大学学生的大照片被中国一家主要报纸赫然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他们高喊口号，手拿大标语，成了敢想敢干的领头。王没有遇到麻烦，而是个英雄，是个让其它学生感到力量倍增的爱国者。（现在我们想反什么就反什么，王看到报导后这样寻思着。）他拉完活，回到了马厩，心情愉快，浑身是汗。中国领导人也很开心，但绝不会再让王反到学校外面去。
直到星期天，王可能仍不知道在他与共产党之间所处的位置，然而美国在北京的商人却开始为他们的位置忧虑起来。星期六目睹了近万人的抗议；到了晚上，人数翻了一倍。星期天进入低气压，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场面，人数超过了十万。那天晚上，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一方面赞扬学生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呼吁他们冷静下来。在华的美国公司都忙着准备各式各样的道歉，包括给中国员工发电子信件表示致哀。福特（Ford）和IBM等公司向解放军报发了唁电表示震惊和遗憾，宣布他们理解这些抗议，并感谢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没有受到威胁」。这是因为美国国务院已对在华的美国人公布了旅游警告：示威者在一些城市对肯德基炸鸡店投掷石块；重庆假日旅店的外国游客遭到袭击以及其它领域收到了带有威胁性的声明。像摩托罗拉（Motorola）这样在华有大量投资的公司只发表书面道歉声明显然不够。摩托罗拉副总裁赖炳荣（Lai Bingrong）就美军轰炸中国使馆不仅表示「悲伤」和「义愤」，而且声明「无法宽恕（他接着说摩托罗拉总裁将到中国访问，中美贸易应该继续发展）」。
美国商界一致乐观认为轰炸使馆一事很快就会过去。许多老家伙指出他们经历过丑陋的镇压和反美的活动，例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镇压以及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机。但是要用多久才能缓和下来？对公司收入而言会造成多大的损失？由于中国政府愤怒地拒绝了美国驻华使馆试图开始外交对话的请求，江泽民甚至拒绝与柯林顿通电话，美国在华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eijing）决定介入。他们首先尽最大可能抚慰中国领导人。
然后在大约三个星期内充当双方传递讯息的唯一联系人。靠扮演这种中立角色，他们终于使双方重新开始会谈。美国商界再次不声不响地在美中关系上扮演了润滑剂的作用。
从一开始我认识的所有美商代表中，美国商会主管麦可‧佛斯特（Michael Furst）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部分原因是他在官僚内部争斗中非常顽强，部分原因则由于他到北京的金山不完全为了钱，而是为了领略攀登的挑战。迈可喜欢危机，对美国商会所扮演的第三方沟通角色和起到的抚慰作用尤为自豪。他并不把这些纯粹看做是为了自身商业利益的举动。他会注视着你的眼睛，笑着问：中国人反美能对谁有利呢？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与中国人打交道，所达到的亲密程度根本不是美国外交使团能想象的。我出去到山里边，和这些人一起喝白酒。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暗示国务院一窍不通。）
在一次非正式会见中，美国商会一位著名人士指出了问题所在：招惹中国人，肯定激起自卑心理。既然如此，尽量避免敏感话题又有什么不对呢？话说得婉转一点，避免站在使馆一边鹦鹉学舌一点也不费事。
艾兹拉‧乌戈尔（Ezra F.Vogel），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前柯林顿政府时期高级情报官员，极力主张扩大美中贸易，与美国在北京的商界人士联系密切。在轰炸使馆事件一个月之后，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发表演讲，指出美国方面有意掩盖这一事件。乌戈尔强调「受精确打击的部位正好是使馆保卫的要害部位」。他接着说，像许多使馆一样，中国大使馆也有许多电子设备，」暗示它成为打击目标主要是因为它的电子信号所致而不是误炸。
乌戈尔的说法被原封不动地登在亲北京的英文报纸《虎报》（HONGKONG STANDARD）上面。他们所持的说法在中国高干子弟圈里广为流传：所有塞尔维亚军事通讯和电视信号经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发出。这是米洛舍维奇指挥战争的神经中枢。美军探测到这些信号，追踪到中国大使馆，然后试图得到柯林顿总统的首肯以便摧毁它。与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十分相近，柯林顿拨通江泽民的电话，秘密通话，留下一个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把通讯设施立即从大使馆搬走，否则由我们动手。但是与赫鲁晓夫相反，江没有动摇，这大概是猜测美国不会冒失去在华巨大投资的风险而贸然动武。就这样贝尔格莱德成为这场超级大国京剧中的独幕一章。（注：轰炸确认了美国的霸主地位，确认了中国一直是个受害者角色，并确认了中国构想的「中央王国」是个以五千年历史主导世界的中国。所以随着美国的解释姗姗来迟，并逐渐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的时候，中国使馆不在中央情报局的目标上以及不在中央情报局数据库的说法，已不具任何意义，而变成一种对中国人的羞辱。）
乌戈尔后来对自己的看法这样解释，他只是「就地图的说法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的观点立刻成了他的同伴求之不得的礼物，并从此在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被引用。
大多数美国商会成员私底下对此不屑一顾，质问：美国袭击中国使馆究竟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不过还是有几个人会降低声音，用眼角的余光瞧你，向你暗示这绝不是一个意外事故。据他们讲，这个结论是情报官员向他们的朋友透露的。这一类人多数在中国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远超过他们在美国的关系网。他们向他们的中国合伙人讲这样的看法似乎顺理成章。即使一些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助手公费来华逗留时，也会主动暗示中国人的说法正确（他们绝不会公开站出来讲这番话）。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迎合主人的面子需要，从而提高自己讨价还价的本钱。
每年美国在华商会都会挑选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公司驻京代表，组团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游说。五月九日引发危机时，恰巧赶上这次游说活动。
以往这类游说就是见见议员、呼吁放宽对中国市场的限制以及在政治上对中国经商的束缚。当使馆被炸和中国反应强烈的消息传来时，游说团立即意识到国会山对中国各方面的兴趣迅速上扬，对来自第一线的评估特别感兴趣。商会代表这次会见重要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特别痛快，即使需要延长会见时间也轻而易举。他们趁机重谈商业前景、勾划中国市场惊人的进展、强调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
但是，美国商会代表也发现他们处在一种奇怪的身分危机中。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双方关系恶化时成为祭坛上的羔羊，是为了强调美国在华投资与政治无关，且极具积极的意义。然而，当国会议员对他们刨根问底，期望对中国下至街道、上至领导人的动机有所了解时，他们发现他们会身不由己地就外国人如何欺负中国人，给他们上一堂历史课。在他们介绍为什么中国对一些问题极为敏感时，这些代表们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他们说话的方式，好像同当地人如出一辄，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传声筒。美国商会的负责人不得不重新调整，做出新规定：不允许任何商会代表单独会见国会议员，除非三人一组，统一口径，以避免各说各话，引发混乱。
传递讯息的第一要素是不要低估中国的反应，但在解释时，不必循规蹈矩，把它当做是中国大众的一场马戏演出。中国领导人有他们自己的统计调查（就像您也有您自己的统计调查一样，议员先生）。不要把北京街头展现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当成普遍的现象或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就把轰炸使馆引发的反应当成是雷达荧光屏的一景好了，只是一时的挫折，不是中国真正特点的表露。（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发生后，为中共游说的人也采用了相同的办法，只不过更为隐晦罢了。）
讯息的第二个要素是美中关系的未来远比这一进程中出现的任何挫折都重要（鉴于这个原因，华盛顿制定政策决定的人士最好不要过于夸大其词）。美中贸易协会主席罗伯特‧柯白（Robert Kapp）形容双方围绕这一政治议题的讨论令人「震耳欲聋，竞相利用媒体做政治攻击，两国有时……甚至到了带有露骨的种族歧视般的含沙射影。」柯白提倡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用的「种族」一词对中国没什么震撼力，但在美国却影响巨大，足以禁止这类的政治讨论。
第三个要素是针对中国听众的：只要有媒体在场，尽可能地表示悲哀。幸运的是，中国政府的喉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小组恰巧也在华盛顿。至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商会代表们同意出席在中国大使馆举办的一个早餐会。当他们出现在大使馆门前时，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机早已恭候多时。进餐前，不知谁领的头，也不知出于什么缘由，这些美国商界代表居然一起祈祷或短暂默哀。
在这之前，中央电视台在美国拍到的只是柯林顿总统表示遗憾的几个没有任何份量的词汇，以及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北约负责人较为正式的致歉，都表示了深切悲哀，但又都刻意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表示这一事件仅是个技术错误。这类内容对中国政府处理国内发生暴乱的中期有用，以便显示中国的国际大国身分和合法性。这种被理解为缺乏诚意的致歉可以有效地把中国人的愤怒维持在沸腾状态，由此为中国政府提供谈判的筹码，以及把这种情绪充分利用的机会直至经过六四镇压周年为止。但这一事件最终会淡化下来；北约司令部毕竟没有人被拉出来枪毙。如何控制住中国民众的情绪，同时又能加强领导层的地位呢？这就必须要有一个象样的道歉。
现在中央电视台终于有了中共领导层求之不得的机会：洋人叩头！中央电视台可以把早餐会上拍摄的情节配上中国播音员沉重悲伤的语音，来表现美国商界悲痛的道歉。美国工商界巨头鞠躬，不是向上帝，而是向中共！对中央电视台而言，这是多么珍贵的镜头，对在华的美国商界是多大的推动，真是双赢！
吉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那时是在华商会会长（福特驻华高级代表）。他向我抱怨了中央电视台这种不负责任地利用早餐会镜头的手法，说中国大使馆曾向他许诺，早餐会绝不会用于政治宣传，还说他们欺骗了美国在华商会，使人们相信商会出席早餐会就是为了拉关系赚钱。依我之见，斯特拉福德的正直引人争议，但也绝不是个傻瓜。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但是，尽管存在他回忆的上述情况，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鞠躬呢？（在无神论的北京，我自始至终就不记得有谁在出席早餐、午餐、晚餐或舞会等与经商有关的活动时会先祷告或者鞠躬什么的。）即便这次早餐会创下先例，为什么非要当着中央电视台的面鞠躬呢？
使馆轰炸后不久，《人民日报》号召全中国加快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以便「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军队将领则公开声称要恢复空间核试验，以显示他们要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盟国抗衡的决心。在这类的咆哮下，地质移动发生了。在邓小平时期，军方的目标和设想以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为前提，待到国家经济达到成熟阶段再做考虑。江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使馆轰炸事件像个催化剂，促使经济显得外表成熟（真实情况绝非如此），加强了「强硬」派势力（主要证据是随后每年官方国防预算呈两位数增长）。改革派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任何强硬派的方案有赖于持续的外国投资。
使馆轰炸事件后，美国公司采取的做法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愿意合作。现在的美国商业利益不仅与美中两国的睦邻关系牢牢地拴在一起，更与扶助中国领导人建立他们所希望的力量均衡紧密相连。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别介意，我们在北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