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大陆可以借鉴97年以前的香港，一党长期执政的新加坡和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这些地方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汲取。
四、关于经济状况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得益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是得益于法治建设，社会对产权的保护，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两个东西都是共产党权威主义执行的结果。怎么把中国社会尽快推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这是执政党和社会精英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我不担心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中国经济如果出了大问题，肯定是政治体制出了大问题，即出现了暴死的状态。苏联体制暴死后，还可以休克疗法，中国现有体制暴死，连休克疗法的机会也没有了，可能出现长期的分裂动荡，吃苦受难的最后还是广大民众。所以中国的经济也是政治问题，某种意义上，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十八大后，如果我们能够把发展重心移到几亿农民身上，也许就会出现生机。例如真正把农民的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作为根本问题对待，社会就会逐步走向公平，社会矛盾就会大大减少，内需市场就会大大拓展。朴正熙用10年时间改变了韩国农村问题，未来十年能否学习朴正熙，较彻底地把三农问题解决好？达到什么的状态呢？到台湾去看看，那里就有点像我们追求的社会形态了，那里不是均贫，而是均富，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到那个时候，发展民主政治就有了基础，你看他们成天吵吵闹闹的，但谁也不想造反，杀人放火，因为谁都是有产者，不热衷于革命。
对于经济的研究，我认为既要有宏观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又要有中观的行业经济学研究，当然也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关于企业经济管理研究，现在我们初步与国际接轨了，行业经济研究还做的不够，但已经刚刚起步，宏观战略的国家经济学研究差距太大了。小平同志说204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看来已经提前30年实现了，那说明我们的战略研究不是现在不够，当年是小平同志也研究得不够。50年后怎么办？体制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如何解决？必须要有“大智慧”、“大思路”，而且目前要实现“大突围”，
有一点值得大家，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注意。无论如何中国的市场都是一块肥肉，它一定会不断发达，因为我们还有几亿人的市场没有启动，中国的需求肯定会不断扩大。欧美经济在走下坡路，这个趋势不管一些经济学家怎么说，都是不能改变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到境外，特别是到西方去寻找、去获取一流的品牌、一流的研发能力和一流的市场。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欧美在放弃一些技术、市场和品牌方面反而好办，但中国现在的接纳能力非常有限，一是我们的国企死守着经营得一塌糊涂的金融工具不放，二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又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
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可以确定一个框架安排，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占了70%的银行存量资产）进行安全性保守化经营，因为这些存量资产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能贸然冒险。拿出30%的商业银行，来做资本创新性业务，保证五到十年内，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境外收购兼并中获得突破性进展。要获得品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时间等着我们去发展品牌了，而获得先进技术，光靠我们自己不够，现在社会又如此浮躁，确实很难有很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科学家沉下心来，搞研究，人家做一个螺丝钉的实验需要三五年，我们可能三天就搞完了，怎么可能形成先进的技术数据呢。只有该引进的引进，能收购的收购，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这些观点我与我的挚友唐万新先生讨论过多次，他的许多见解值得特别重视，他比我更懂经济。
五、关于国企改革
这些年，人们都在说“国进民退”，实际上，既有“国进民退”，也有“国退民进”。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国企。一些不应该、不需要或者没有充分发育的竞争领域，简单地拿到市场上火拼，是绝对不行的。比如造币公司只能是国家的，再比如公交公司也只能是国企，因为需要国家大量的补贴。问题是这些年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太大了，而且要害的资源全都控制了。国企与民企在几乎所有政策待遇上都处于极不平等的状态，不管是银行贷款，还是资源开发等等。我不想太多地讲藏富于民的道理，只是想说，国企一方面在国计民生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地方让人无法接受，比如现在的国企领导人，大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或官员的家属转换而来的，导致这些企业与权力之间形成了特殊利益连接，搞成了人们痛恨的所谓“利益集团”。再比如，因为国企工资高，福利好，成为掌权阶层的子弟向往之地，还可以做官，成为他们既升官又发财的好地方。当经济上行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掉。但问题是，全球经济走下坡路时，所有问题就集中爆发了，可能比别的国家的情况还严重一些。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相当多领导，既没有企业家的视野胸怀，也没有企业家的素质，既不能打造民族品牌，也无法创新技术，又无法形成先进的管理。这怎么得了！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不能造就一批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怎么与别人竞争呢。用厨师来当医生，怎么可能有先进的医疗技术？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内捞够了，却在国际上没有办法参与竞争，这样的话，这些企业怎么办，中华民族怎么办？再从深层次理解，我们相当一部分国企是把计划经济坏的东西和市场经济坏的东西“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部分国企领导利用和控制这么一个结合平台谋取私利，这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的。要知道，也许官员有清官、贪官，也有能官、庸官，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沾沾官气，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做企业就不一样了，一百个人里也未必能出一个企业家，我做了快三十年企业了，也没觉得自己做企业家做得多好，而且能挣钱未必是优秀的企业家，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啊。国企必须改革，应该还资源于民，还利益于民，只有民富才能国强。不能藏富于民，国家控制的财力无限扩大，这是说不清的一件事。政府掌握那么多财产，又说不清楚，国际上对你不放心，也是有理由的。隋朝的时候，国富民穷，皇帝随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政权没有几天就亡了。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的GDP不如美苏，但通过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把资源集中起来，甚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世界性的灾难。这样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六、关于富人怎么做富人的问题
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是希望先富带动没有富或后富的共同致富。但据统计中国有27%的亿万富翁完成了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我不反对移民。一方面，选择居住地自由是天赋人权，这些同胞移民是有原因的。比如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有更优越的教育质量，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更稳定的社会福利，更安全的法律保障等等，中国社会正处在发展过程中，在这些方面还不健全、不完善，发达国家确实比中国有优势。另一方面，第三次移民潮的到来，也证明了中国社会在发展进步，人们的财富得到了积累，有了移民的条件，对于移民现象，能够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同，政府也允许人们更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有人说，这是在“用脚投票”，也有人说这是在“买保险”。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国内有很多“裸商”，孩子老婆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继续分享市场成果，这里面有正义的富起来的，也有非正义富起来的，特别是非正义的富起来的人，走出去就出去了，过了几代，洗干净再回来也是可以的，而且也应该会回来，毕竟根在这里。但现在不能让这样的“裸商”继续攫取多数人的血汗。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对得起小平同志，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土地，对得起父老乡亲。但我强调必须是自觉的承担，是富人的资本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