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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成立以来，香港廉洁政治大行，如今却被梁政府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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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一日，梁振英就任香港行政长官，我当时以其嘉言懿行为题，指出梁振英给港人讲授了“国民教育第一章，即‘言必悦耳，行必尽背其言’。”
过去一年，梁振英锲而不舍，继续讲授第二章，助教则是发展局长陈茂波。陈茂波负责新界东北新市镇建设计划，却绝口不提自己早在该区囤地居奇，可藉新市镇计划渔利百倍，给新闻界发现之后，先说几幅地都是他“太太及其家人所有”;继而再给新闻界发现，所谓“太太家人”原来正是陈茂波的儿子，梁振英政府于是出手，把陈茂波声明原稿“太太及其家人”六字，改为“太太及家人”。梁振英还宣布：“陈家在新界东北所有田产，已向我申报，绝无违规。”总之，笑骂由你笑骂，封豕长蛇他自为之。这一点，新香港人必须习以为常。
我国汉朝就有回避制度，例如桓帝年间，有三互法，防止官员营私舞弊。当时名士史弼官拜山阳太守，但他妻子是山阳郡钜野人，史弼到当地任职，或招“有利其妻族”之讥。史弼于是“以三互自上(按三互法向朝廷申报)，转拜平原相”，到任之后，严勒豪强，宽待小民，一郡清平(《后汉书》卷六十四、卷六十一下李贤注)。
这样的回避制度，直到清朝不废。《郎潜纪闻》卷七载：道光十七年会试，山东孔庆瑚任副主考，“孔氏宗族应回避者数十人”。这和现代西方政坛重视的“利益冲突”回避制度，意义相同，不能因为“已向长官申报”，就不必回避。
今年六月六日，《河南商报》发表检察官杨涛一篇文字，直言无数干部“边腐败，边升官;愈腐败，愈升官，迎着民众举报声前进”，凭的是官场关系网。这关系网有时“平衡不了”，一些干部就会“被司法机关查处，但仍然可以东山再起”。这一切，新中国人其实都很清楚。毒奶粉案的李长江、挪用上海社会保障基金的邱晓华等等，都是东山再起的典型人物。
英国香港总督麦理浩一九七四年成立廉政公署，廉洁政治从此大行，港人也都视为理所当然。现在，梁振英的国民教育第二章，就是要港人明白：新中国廉政有“特别国情”。陈茂波更以身作则，迎着民众举报声前进。月前，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明显涉及以权谋私，有人向新香港廉政公署举报，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梁振英还怒斥举报者：“他们怎么不向林先生道歉?”
香港的廉政已经和大陆愈来愈相似，官员的诚信更是一般无二。单看梁振英这两章国民教育，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可以面不改容宣布：“我不是共产党!”
古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