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镜头对准那些社会边缘人群，用影像介入诸如艾滋病、吸毒、淘金等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话题，引发社会关注，希望能促使这些人群得到更多关注。我相信，一张具有震撼力的照片，可以拨动人们那根善心的琴弦。
由于吸毒与贩毒泛滥,这些社会问题严重制约了四川省布拖县的经济与教育的发展，导致当地儿童升学率低，失学率高，孤儿率高。布拖县所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毒品和艾滋病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布拖县又是凉山毒品泛滥的典型地区。
在西藏某地的金矿上，淘金人的生活非常艰苦，馒头就水就是他们的午餐。
在云南瑞丽市，有的人第一次进入戒毒所戒毒，有些不习惯，经常逃跑，管教人员就把经常逃跑者锁上脚链。云南边境城市瑞丽，是毒品转运站，毒品价格低廉，聚集了来自国内、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吸毒者。
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只有两岁的他也跟着母亲学吸烟，旁边他的母亲正在吸食毒品。
云南麻栗坡县境内，中越战争期间遗留下很多塑胶雷，没有办法排除，赶上刮风下雨时，地雷就经常从山上滚入山下，村民一旦踩上就会被炸掉双腿。据说这种地雷一百年也不会坏。
麻栗坡县马鞍山村村民杨起荣和父亲、弟弟三个主要劳动力都被地雷炸断了腿，家里没有人出去打工，生活非常困难。
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名艾滋病人的一双手无助地伸向空中。文楼村是河南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重点村，曾经因大批村民卖血感染艾滋病引起社会关注，被称为“艾滋病村”。
卢广：自由摄影师，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德艺双馨优秀摄影家，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获得者，第47届、54届荷赛分别获得金奖、铜奖，2013年获得荷兰克劳斯王子基金设立的“2013年克劳斯王子基金奖”。曾在《DEEP中国科学探险》杂志上刊发《瑞丽吸毒者生存故事》、《西藏门巴人》等专题。
也许，是冥冥中的命运安排，从我拿起相机起，就开始关注一些社会边缘人群，用影像介入诸如艾滋病、吸毒、淘金等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话题。我把镜头对准他们，然后将照片发表，最后获奖，引发社会关注，希望能最终促使这些人群得到更多关注。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作为一名摄影师，我相信，一张具有震撼力的照片，可以拨动人们那根善心的琴弦。
2002年，我在云南的边境城市瑞丽认识一个叫阿弟的男孩，当时他13岁。一个贩毒吸毒的黑老大将阿弟收入门下，教他学会偷盗、贩毒。阿弟染上毒瘾后，黑老大利用毒品控制了他，每天晚上阿弟都要偷盗，所盗物品交给老大。不过阿弟个子瘦小，在偷盗时还经常被人打伤。因此阿弟吃尽了苦头，多次想离开毒窟，但逃离一两天后毒瘾发作，还是不得不回来。
我跟阿弟去了他的老家芒市，离瑞丽100多公里，他家里很穷。他7岁时母亲跟别的男人跑了，在被他称为“鸡婆”的继母那里得不到温暖，和爷爷相依为命。10岁时，他独自带一根“打狗棍”游走江湖，从芒市的家里跑到瑞丽，和大人们一块混，染上了毒瘾。
到了2003年，14岁的阿弟被我劝说进了戒毒所，呆了两年，16岁才出来。不过，当阿弟从戒毒所回家，发现最疼自己的爷爷去世，巨大的愧疚感和失去爷爷的悲痛，使他对我充满了愤怒。于是，他就四处寻我，扬言要拿刀砍我。
没多久阿弟终于碰到我，我那时正在拍照，他拿起一把砍刀冲我而来，幸亏被周边的人拽住了。后来，他又一次进了戒毒所，直到去年才从戒毒所出来。他虽然还在吸毒，但他从来不用针扎，因为他说他不想得艾滋病。后来听说他去做了玉石生意。
今年有一次，我到了瑞丽，给他打电话。正在外地做玉石生意的他，接到我电话后马上赶回瑞丽。他骑着一辆高大的大排量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看起来他的身体还比较健康，摩托车后座上坐着一个时髦女孩，是他新交的女朋友。他说要请我吃饭，我说不用，他急了，说不让他请吃饭，他马上就走。
除了吸毒者之外，我还关注着中国的艾滋病。从2001年开始，我用3年时间拍摄了河南艾滋病村，获得荷赛金奖。这次获奖对中国新闻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过去中国的新闻摄影主旋律一直是以表扬为主。获奖对艾滋病村的问题解决也有很大意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这10年，艾滋病村得到了全面改善，艾滋病人包括孤儿和孤老，得到了医疗和其他方面的救助，我对此感到很欣慰。
我至今还记得2001年10月第一次走进河南艾滋病村的情景。那天天灰沉沉的，地上都是泥巴，整个村子人与人之间没有笑脸，不打招呼，死气沉沉。我走访了20多个艾滋病家庭，有的发病的妇女有气无力地呻吟：“救救我??”;有的病人身上开始溃烂，却得不到医治;一个大娘跑到门口，抱着我的腿说，“救救我的孩子，求你了??”整个村子就像一个住院部，我的眼睛有点湿润。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凌晨3点，我给一个报社朋友打电话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说出来，让大家知道真相，他们急需得到救助。第二天，我进村继续调查，一拍就是两个月。
从2001年到2003年，国内有五六十家媒体刊发了艾滋病村的照片，唤起了民间的救助高潮。为此我和妻子还抽出近半年时间专门去做救助工作，因为很多人一定要把钱交给我，让我去捐助。
不过，在中国某些局部地区，吸毒、艾滋病这些社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治，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比如说瑞丽，我几乎每年都去，却发现这里的吸毒现象越来越严重，随着人口增多，吸毒者也越来越多。10多年前，我从河南艾滋病村开始，到现在还在关注艾滋病，只不过这次关注的是四川大凉山的布拖县。
去年10月开始，我特别关注布拖县，发现那儿的吸毒、艾滋病人、孤儿等问题都很严重。我前后5次去做了调查，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其中就有一些政策的问题。
地处大凉山的布拖县，共有15万人，其中7万人在外打工。通过我的调查和政府公开信息，我了解到，光布拖县的孤儿就有6000多人，其中1200多名孤儿的双亲去世，政府每月给予他们360元的生活补助。但是还有将近5000人是单亲孤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很多都是吸毒导致的死亡。如果孤儿能得到政府每月360元补助，生活将有保障。但是政策明确规定，父母双亡的孤儿才可以得到补助。所以很多单亲孤儿就是靠爷爷奶奶每月的55元低保费，再加上种植一些土豆、玉米、苦荞来生活。
父亲因吸毒去世时，日力曲只有6个月，只有十几岁的母亲随即改嫁，从此再没有回来看过日力曲，他一直跟着80岁的爷爷，靠爷爷种植两亩地的玉米土豆生活，非常贫困。现在12岁的日力曲年年在上一年级，学校就在村旁，由两三个代课老师教课。
很多孤儿的父亲去世都是因为吸毒。当地死亡的人以中青年居多，而中青年中吸毒者又占很大比例，因为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很高。
当地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这与地方对医疗的宣传很不够有关。我曾和当地一些朋友聊过，他们为何那么贫困?为何吸毒那么多?当地可以公开买卖毒品，吸毒也是公开的，在集市、村口都能见到。
由于死亡率高，当地人的想法是：“我必须要生五六个孩子，死了还能剩几个。”我经过调查发现，在1到20岁、20到50岁、50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中，1到20岁的死亡率最高，主要原因是医疗问题。一个原因是当地人生了病，不愿意上医院治疗。一些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一旦生病，就随便吃点药。当地有一个人，病得很严重，几乎要死了，家人花100元钱，给他开了几副中药吃。正好我来到他家，见状，赶紧劝他去医院。开始他们不同意。我说，“去医院的检查费我来帮你们掏。”后来他们才同意去医院。其实他们不知道，艾滋病人到医院就诊治疗是免费的。很多人怕花钱，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就不敢到医院去。以至于当地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穷，越不敢去医院看病，因此死亡率就越高;死亡率越高，当地人就生更多孩子;而孩子越多，就越贫困。后来我建议当地可以将医护人员送去继续深造，然后回到村里开诊所，为村里人看病，逐步解决村里人死亡率高的问题，以扭转这种恶性循环。
我之所以多次去大凉山，就是希望能拍出更多有震撼力的照片，来展示孤儿和老人的生活状况，通过发表、获奖，吸引社会和大众的关注。我希望更多的孤儿和孤老得到政府的帮助。现在政府少盖一栋楼，就可以帮助孤儿和孤老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当地有一个叫阿杜么西火的女孩，只有11岁，父亲也是因为吸毒得艾滋病去世，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今年冬天，下着大雪，她抱着一只鸡去集市叫卖，在风雪天里被冻得瑟瑟发抖。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相似的场景让人心酸。
我从10多年前开始关注艾滋病，到现在我感觉艾滋病的情况还是很严重。为什么呢?艾滋病是一种隐私。比如说，我拍摄了一个艾滋病人，但我不能说他是艾滋病人，他死后，也不说他儿子是艾滋孤儿。要不然就属于侵犯隐私，是要打官司的。这也是媒体对艾滋病关注少的原因。大家一不关注，可能这个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另外，我拍摄的中越边境地雷村的照片，也让当地被地雷炸伤的人获得了关注，并得到了社会救助。他们说，我每来一次，就为他们带来了更多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