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 第2章 第一部分

   第3节中外医生之对比

   　　我们真找到一点希望。那是周良辅教授的一个建议，他要我们对脑部重新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必须加上“波谱”。他解释说，这是国外的一项新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病灶是否有关。周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国内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所以在我们看来，他的建议实在比泰山还重。
   　　
   　　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医院，再次接受脑部扫描，期待着周良辅教授所推崇的新技术带来佳音。明知希望渺茫，还是望眼欲穿。
   　　
   　　“波谱扫描”的检验报告还要等上至少三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对我们来说，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好消息了。她后来对我详细叙述了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的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9张——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个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于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结论大致相同：
   　　
   　　1,单从胶片所显示出来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近”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而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
   　　
   　　3,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
   　　
   　　4,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
   　　
   　　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那家大医院。
   　　
   　　“最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刚刚开始这次会诊时便已经急于结束。
   　　
   　　仅仅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9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中国专家只不过在9张胶片之中挑出3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了。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
   　　
   　　“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他打断了。转瞬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
   　　
   　　看看表，这次“特约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
   　　
   　　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是他们的话总是让病人感到绝望，好像经历了一次粗鲁的精神鞭挞。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这一切之后，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钱倾注在这些专家身上。
   　　
   　　妹妹是医生，对肿瘤这种疾病有足够的理解和心理准备。但也正因为她是医生，所以才会对一个医生的如此潦草、轻率和自以为是的诊断过程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
   　　
   　　我听着她们的叙述，很快明白了问题的焦点。原来国外的专家很认真地对待胶片影像，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症状；中国的这位专家很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我对中国医生的职业德行多少有些了解，早已见怪不怪。可是妹妹久居国外，多年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西方医疗机构的形象和那些外国医生的行医风范。她在国内做医生还是20多年前的事，脑子里面也只有那个时代的记忆。“我记得，那时候国内的医生不是这样啊。”
   　　
   　　从理智上说，我知道只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中国医生”，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从我求医问诊的经历来看，一个没有任何权力、金钱或者特殊因缘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会遭遇类似情形。如果真像医生们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很多医生自己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晓东特别紧张。有好几天，她不断地表现出任何一个妻子都会有的忧虑。她提醒我：
   　　
   　　“你不打算再去这家医院看病啦？”
   　　
   　　“有朝一日真要做开颅手术，你不打算请这位大专家操刀啦？”
   　　
   　　“是的！”我每一次都回答，“是的！”
   　　
   　　我声若游丝，气力不足，但态度坚决。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在我的经验中，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的最重要的缘由。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也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第4节医生怎样对待不懂的东西

   　　过了几天妹妹打来电话，口气异常兴奋。她说，我脑子里的病灶和肺部病变很有可能没有关联。
   　　
   　　“就算它是肿瘤，也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她在电话那头信心十足地说。
   　　
   　　她的依据正是我的最新一次“波谱扫描”。
   　　
   　　我们是在两天前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的。那上面写着：“左侧桥臂病灶MRS示代谢略高，NAA/Cho值小于2.0，乳酸峰导置。”
   　　
   　　报告上要是像先前那样写个“占位”、“结节”或者“增厚”，我还能明白其中含义，可现在这一串字符太深奥，我怎么也搞不懂。当初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教授建议我做这项检查时，曾很认真地解释了这项检查的必要，所以两天来晓东拿着这堆胶片踏上新一轮求医之路，希望真能有所收获，却不料北京的医生们对它并不在意。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连看也不看。
   　　
   　　我们又惊讶又奇怪，不明白医生们为什么对这个新的检查结果如此冷淡。直到北京医院的李金大夫对我承认了一个事实：“真对不起，我还看不懂它。这是个新技术，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
   　　
   　　她的语气充满真诚和歉疚，让我感动之余又恍然大悟，终于明白原来专家们也有不懂的东西。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医生的冷漠，也许不是因为这一检查结果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们不懂。
   　　
   　　我对发现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就算最权威最有学识的专家也是如此。我看到了善于学习新事物的医生，比如周良辅大夫；也看到了勇于承认自己有所不知的医生，比如李金大夫。可惜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
   　　
   　　妹妹来到北京后拿到这些脑片。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京城最大的新华书店，买来一本专门论述“波谱扫描”技术的书。一个上午的求医经历让她失望，现在她决定依靠自己。书很难读，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脑片一一展开，摊在床上，仔细比照，结果发现，这项检验还真的有助于判断颅内病灶的性质。
   　　
   　　“所有的征兆都在显示，良性的可能大。”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对，所有的。”
   　　
   　　这结论和国内医学专家们的诊断是如此不同，指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次日清晨，这姑嫂二人再次走出家门寻访名医。然而专家们照样态度消极。悲观的看法仍然占据压倒的优势。他们坚持自己的结论：“良性的可能性很小”。对于妹妹的质疑，他们不是根本不听，就是搪塞了事。
   　　
   　　终于有一天，北京医院的一位医生觉察到一点什么。此人是个神经外科的专家，也是我们见到的唯一能够用一种幽默方式表达悲观看法的医生。听他的会诊就好像是在听一位老朋友的神聊。
   　　
   　　“第一考虑是胶质瘤。”他这样说。
   　　
   　　“第二呢？”妹妹问。
   　　
   　　“第二？”他眯起眼睛，又倾身向前，把目光转到胶片上重新扫视一遍：“第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知道“胶质瘤”就是恶性肿瘤的一种，所以他其实是在表达一个最悲观的结论。妹妹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她用手指着胶片上黑白相间的曲线，话里带着明显的挑战：
   　　
   　　“看这里！这说明什么？”
   　　
   　　“看这里！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张张嘴没说话。他看看面前这个人，满脸惊讶，惊讶于面前这个人如此执著，而且竟能提出一连串他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
   　　
   　　“你是不是在考我啊？”他的脸上再一次涌现出善意的幽默，“这样吧。日后病人的情况如果真的证明我错了，你一定要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