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 第2章 第一部分

   第7节选择治疗方向比选择治疗方法更重要

   　　如果没有见识过医生之间的见仁见智和争执不下，你永远不会理解，所谓“癌症诊断”是多么不牢靠。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不听医生劝告，会让你承担起更大的精神负担。
   　　
   　　当初我们共同做出“暂缓手术，密切观察”的决定，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这正是来自医生的最吓人的警告。
   　　
   　　这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晓东立即把电话打将过去。他知道我们已按他的建议完成“波谱检查”后，立即同意次日为我再做一次会诊。
   　　
   　　“好消息……”妹妹和晓东争先恐后叙述事情经过：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他在仔细分析了“波谱”扫描胶片之后，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它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当然，一切仍是判断。”他对她们说。也许是想尽量减少自己结论的含混不清，他耐心地解释“波谱”（MRS）在“鉴别恶性肿瘤”方面的独特功能。在确认她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话之后，他继续说，“这个检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们在北京看的医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晓东说。
   　　
   　　“那就到上海来检查。”周笑着解释，这是个新的技术，的确还没有广泛使用。最后，他非常肯定地说：“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再观察一个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妹妹继续为我解释周良辅的话。我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暂缓手术，继续观察——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
   　　
   　　我们全都大松一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自己，千万不可过分乐观，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我们只能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同时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临之时，不恐惧、不惊慌、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才过了20个小时，周良辅大夫的乐观判断就遭到挑战。
   　　
   　　“波谱检查在恶性肿瘤确诊方面的意义没有那么大。”黄峰平大夫针对周良辅的诊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黄大夫是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他是周的上级。就像周良辅大夫一样，这也是我们第二次请他会诊。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尤其不能同意脑袋里的病灶是“炎症”的说法。那个促使周良辅大夫改变看法的波谱检查结果，在他看来，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证据，也不能改变他在几周前上海会诊时的结论——“恶性肿瘤”。
   　　
   　　不过，考虑到几周来我的病情进展缓慢，他又补充说：“恶性程度较低，在2～3度之间。”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专家不谋而合。与众不同的是，他格外看重我的左肺上叶的病灶。我知道，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的脑部病灶，只有他对我的左肺表现出强烈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有预见性的担忧。可在当时，我对肺部病变没有任何感觉，而颅内病灶带来的全身不适却时刻困扰着我。我们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全都指向脑袋。
   　　
   　　黄峰平大夫用一句话结束了那次午间会诊：“最终确诊还是要靠活检。”
   　　
   　　事实上，医学界目前也只有这一点能够统一。我们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们所作的所有血液化验和影像检测——X光透视、CT扫描、核磁共振扫描、波谱扫描、PAT扫描，都只是个参照。如果不让医生弄破我的脑壳，把脑仁取出一块，就永远也不会知道里面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们开始详细讨论医生的一项建议——实施脑穿刺手术，取出活体检验。不过，很快就放弃了。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脑袋上钻个洞，还要把一个钩子插进脑浆里去，晓东就不能忍受：破坏了正常的脑组织怎么办？弄断了脑神经怎么办？会不会带来永久性的后遗症？会不会刺激癌细胞的生长？又会不会把癌细胞牵扯到别处，留下转移的祸根？就算你知道了脑子里的东西是个什么，又能怎么办？最糟糕的是，即使你让医生把脑壳打开，他们还是有可能争论不休。
   　　
   　　我们曾这样问医生：“做活检就肯定能100%确诊么？”
   　　
   　　“不能肯定。”医生很肯定地说，“即使是活检，也不是没有误诊的可能。”
   　　
   　　我们继续奔波，恨不得遍访天下所有名医。一番周折之后，我们见到了北京宣武医院神经介入中心的主任凌锋。也许是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她在我的那些胶片上花的时间特别长。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她终于把眼睛从胶片上抬起来。她说，在“波谱扫描”的所有胶片中，只有两张可以和早先的胶片加以对比。但是切片的位置和角度还是有细小差异。所以，不能据此判断病灶部分缩小了，“但至少可以说没有长大”。
   　　
   　　好了。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清晰，而且有说服力。
   　　
   　　然后她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像是占位性病变。”她单刀直入，一点也不含糊。
   　　
   　　她试图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代替“占位性病变”这个医学术语。“如果是肿瘤，不管是原发的，还是转移的，它都会把别人的位置占据了。把正常的脑组织挤压到一边去。但是……”她停下来，用手指点胶片，“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小脑的纹路正常。挤压不明显。这是不像‘占位性病变’的理由。”
   　　
   　　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向病人，开始仔细询问头部和全身的症状，当她知道这些症状在过去几周没有更加严重，其中有一些甚至还明显减轻了，就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关注。这些情况我们曾对见到的每一个医生叙述，但是他们不是不相信，就是完全忽略不计。只有她，把这些作为诊断的重要参照。
   　　
   　　“如果是‘占位性病变’，不会没有治疗就越来越好转。”她总结道，“从片子和本人症状来看，不支持‘占位性病变’。”
   　　
   　　她说完了！就这么简单？
   　　
   　　这一番话清晰和精确，而且证据确凿。然而好消息来得过于突兀，叫人有些难以置信。我们遭遇了太多的失望，不能不小心谨慎。这是一个可以让我死而复生的转折点吗？可是所有那些悲观主义者们的结论，不也是斩钉截铁的吗？胶片上面赫然存在的那个乒乓球般的病灶，又怎么解释呢？
   　　
   　　凌锋大夫又开口了。她的眼睛也在盯着那个“乒乓球”，就像是看穿了病人的疑虑。不过，更可能是职业天性驱使她在为对立观点寻找理由。她说，从形态上看，病灶部位比较圆，特别规则。经过增强扫描之后，边缘有增强反应。这些都可以成为判定“肿瘤”的理由，也是她不能排除“肿瘤”的理由。
   　　
   　　她一再提到“理由”，这令我信服。像所有病人一样，我很在乎诊断结论。但是，在听了那么多完全对立而又不容分说的结论之后，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导致结论的理由。凌锋大夫的“一家之言”的确有一些很难质疑的理由。而且，如我所期待的那样，她还能为不同的观点寻找依据，这反而让我对她的为人更加信任。
   　　
   　　最后，她建议我们把观察时间延长至三个月。
   　　
   　　“观察。观察很重要。”她说。
   　　
   　　这时候，她的样子看上去更像个善解人意的医疗顾问。她考虑到我们的所有顾虑，也考虑到病情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她说，病人的症状有好转，至少没有证据证明是在恶化，所以，观察不会带来新的风险。老风险当然还存在。恶性肿瘤的特点是长得特别快。如果是这样，提前三个月手术也没有意义。做了手术都有后遗症，还来不及恢复又转移了。“所以，观察几周。如果症状加重，可以随时做手术。如果症状不加重，或者好转，就等三个月再做一轮检查。”
   　　
   　　尽管我们仍然不能肯定脑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还是从这次会诊中得到了一些相当确定的信息：
   　　
   　　1，乐观的诊断结论是有根据的，就像所有最绝望的诊断也有根据一样。
   　　
   　　2，所有医生都同意一件事：如果那是恶性肿瘤，将迅速恶化，尤其不可能在不经治疗的情况下好转。
   　　
   　　3，没有证据显示我的病情在过去六周里迅速恶化。
   　　
   　　我们继续观察。因为支持我们的医生又增加了一位，所以日子过得更有信心。就这样又挺了两周，国外几位专家第二次会诊的结果传到北京。他们把最新的“波谱扫描”同首次核磁共振胶片加以对照，结论如下：
   　　
   　　1,脑病灶是原发肿瘤或者炎症，可能性各为50%。
   　　
   　　2,在临床中，酷似肿瘤而实际上是炎症的病例，低于2%。
   　　
   　　然而比影像诊断更重要的是他们传递过来的专业经验。他们说，
   　　
   　　看片子是重要参考，但更重要的看病人的症状。炎症往往是突然发作，又渐渐好转。而肿瘤的症状是身体渐进式的出现不适，并且越来越厉害，不会自行好转。
   　　
   　　我忽然明白，在这条漫长曲折的诊断之路上，所有医生在起点并无明显差别——都认定我的机会低于2%。差别发生在几周之后，大部分中国医生不在乎我的症状演变，只把胶片奉为金科玉律；而少数中国医生和所有外国医生会认真倾听病人的陈述。他们肯把“良性”的概率从“低于2%”提高到“50%”，不仅仅是依据影像，而且还充分考虑了病人的症状。
   　　
   　　奇怪的是，我本人从没有出国就诊，也没见过那些外国医生！我整天都在中国医生的眼皮子底下，喋喋不休地讲述我的病情！可是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医生那里都不能得到回应？我苦思数日，终于有了答案。原来医生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医生只相信自己，另外一种医生也相信病人；一种医生只把病人当病例，另外一种医生把病人当人。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我还更全面地理解了“观察”的含义。根据凌锋大夫的说法，它不仅要有病人自己的感觉，还要依靠医生的临床检查。用不了多久，我便意识到这个建议的价值：这不是简单的治疗方法，而是在为我们选择治疗方向。
   　　
   　　这是我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因为，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说，选择治疗方向要比选择治疗方法更加重要。

   第8节倾听自己的身体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多了一项内容：我把自己的感觉详细描述出来，晓东在日记中一一记录。我们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凌锋大夫所说的“观察”，也就是国外专家提醒我们的“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状”，态度虔诚，甚至有些愚笨。如今翻看这些日记，对照前因后果，我才发现，它对我们没有误入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的歧途，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如果有哪一天医生突然宣布你得了癌症，我会强烈地建议你也像我一样，不仅倾听医生的话，也仔细地倾听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
   　　
   　　每天清晨醒来，我静静地躺在床上，缓缓移动四肢，深深吸气，感觉到气流经过喉咙进入胸腔、大脑和腹部，流向全身，再慢慢地把体内的空气吐净。如此反复数次，随着空气的流动，仔细体会头颅的疼痛沉闷是轻了还是更重了、身上有没有出现新的不适。然后仰面向着天花板，睁开双眼，辨别屋顶灯的圆形轮廓，又以两边墙壁悬挂的镜框作为参照，依次侧目斜视左右，这样可以清晰地辨别影像重叠和视觉眩晕有没有变化。我发现，当我将今天和昨天比较时，似乎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但我若将这一周和上一周比较，竟有症状减轻的迹象，至少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日益恶化。我能看到眼前物体的旋转移动变得缓慢，双影逐渐合一，尽管仍然头痛脑涨，但已经变得可以忍受。我不再眩晕，也不再呕吐。我渐渐地感觉到睡梦和清醒之间的界限。
   　　
   　　我为此高兴，似乎看到了希望。不过，每当我对医生述说这种种迹象时，他们看着我的眼睛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投射出一种怀疑和不屑。他们不关心我的叙述，也不相信。看我迟迟不肯接受手术，还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一个讳疾忌医而又自作聪明的人。
   　　
   　　“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啊。”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位医生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他们的目光这么包围着我，带着嘲讽和轻蔑。
   　　
   　　可是我的身体深处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微弱但却清晰可鉴，没有任何怀疑的目光可以淹没。我不是医生，对于癌症的来龙去脉，完全不懂。不过，说到身体里面细致入微的演变，我相信，无论是医生还是他们手中的现代仪器，都不会比我更有发言权了，因为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他们也不会像我的妻子那样，为我记下一点一滴的情节，悉心对照：
   　　
   　　－－今天早上第一眼看上去又有重影。头的轻松感没有那么明显，但还不错。上午感觉没有昨天好，但比前天好。下午和原来差不多，脚底的感觉比原来稳了。转身时原来有旋转眩晕感觉，今天有好转。
   　　
   　　－－今天的感觉比较好。没有任何比前一天明显不好的感觉。
   　　
   　　－－今天的感觉没有那么好。他说甚至不如昨天。早上醒来看天花板灯，第一眼又出现重影，但很快又是一个影。左右斜视，前几天往右边斜视觉得接近正常了，今天又不太好。往左边斜视一直不好。
   　　
   　　－－今晨醒来视觉和昨天差不多。但头部感觉比较轻松。头重的感觉有缓解。
   　　
   　　－－今早起来全身感觉比昨天好。脑子比较轻松。上午感觉也比较好。视觉没变化。仍畏光。开始戴墨镜，觉得舒服些。食欲很好，早中晚饭前饥饿感强烈。
   　　
   　　－－今天我看到他走路的背影。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他走路的姿态已经接近于他的正常姿态了。除了速度慢一点。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现在他回复的速度非常慢，但仍在一点点地好转，虽然离正常还差得很远。
   　　
   　　－－近来他的耳朵越来越敏感，害怕人大声说笑。害怕公共场所的嘈杂。我担心，这是不是脑瘤有新发展侵害了他的听力？
   　　
   　　－－他今天说，眼睛斜视时的感觉有好转。这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一个人下楼散步。感觉有些累。他说，像走了很长的路，但回来坐下后很快恢复了体力。
   　　
   　　能够成功地独自行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它似乎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我的症状正在好转。
   　　
   　　“走了40分钟，”我对晓东说，“一个人！”
   　　
   　　我自豪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再需要别人搀扶了。”
   　　
   　　我们坐在桌前，喝苹果汁，谈论着除了反复咀嚼医生宣布的坏消息之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也说起我这第一次“放单飞”的感觉。“有些累，”我不得不承认，“就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你看，我每个星期都在进步。”我说：“开始两周只能卧床不起；接着的两周，可以靠着衣柜站起来；然后呢，可以扶着墙壁挪动脚步；然后又可以被人搀扶着走到院子里去，现在，我居然能够独自行走了。也许……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可以重返滑雪场呢。”
   　　
   　　这些都是事实。医生也许会不以为然。他们会说，这不过是感觉，不科学，也不严谨。但是无论如何，它们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也感染了晓东。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流露出快乐的情绪。她说，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