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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切糕”话题得到国内媒体热议，FT中文网也发表了《媒体札记：什么样的切糕》。对于这个问题，我有如下观点：
“切糕”事件的一方——“新疆人”在得到赔偿后被遣返回疆，事情好像平息了。
事情真的解决了？16个“新疆人”揣着20万元回家以后呢？他们用这些钱回疆创业，或是在新疆继续卖“切糕”，过上平安幸福生活？
我是曾在新疆生活25年的汉族人，现虽定居京城，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新疆人。媒体用“新疆人”这样词汇遮遮掩掩，官方用“赔偿遣返”这类方式能回避民族，化解矛盾？
在谈对此事看法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新疆的情况。
新疆，以横贯东西的天山山脉为界，北疆地区降雨充沛、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产业带密集，农工商业发展总体较协调；而南疆属干旱半干旱、荒漠半荒漠地区，除了沿塔里木河流域的冲积平原适宜灌溉农业外，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发展均非常落后，交通也不发达。
在新疆2181万元人口中，维吾尔族(以下简称维族)、汉族分别约占47%和40%左右。
分析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南疆维族占全疆维族的比重，和北疆汉族占全疆汉族比重，基本都是83%－80%；全疆维族人口约82.14%生活在农村地区。
维族人口在教育、就业等指标上无法和汉族相比，就是在全疆13个少数民族排名也很落后。维族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指标中：大学本科为6.97‰，列第10位；专科和中专分别为7.01‰、26.91‰，均列12位；高、初中合计251.33‰，列第11位；而小学为707.79‰，位列第3。维族就业人口中，约80.6%从事农林渔牧类职业，在新疆13个少数民族同一从业比例中高居第3位；从事专业技术、办事职员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中高层次职业，合计不到8.2%，该指标在13个少数民族中位列最末。
维族人口还具有低流动和高度“凝固”的特性，具体表现在：维族人口集中度为99.4%(新疆维族人口占全国维族人口比)，和低离散度0.0128(1-∑Xi2/X2, Xi是在各省区维族人口数，X是全国范围维族人口数)，这两个指标在56个少数民族中，前者仅高于、后者仅低于哈萨克族。维族人口94.3%居住在户籍所在市县区街道；按出生地统计，维族人口居住在出生市县区、本省其他市县区和省外人口，分别为94.6%、5.2%、0.2%；5年内省内、省外迁移率分别为4.1%和0.1%，其省外迁移比例是中国九大少数民族中最低的。
研究分析还表明，维族人口省内迁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各占41%和59%，而省外迁移100%是经济原因，这也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经济原因包括：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学习培训，而社会原因包括：拆迁搬家、婚姻、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其他)
维吾尔族人——特别是南疆的维族人，绝大多居住在偏僻闭塞、环境较恶劣，远离重要交通线和经济较发达地区，迁移机会低而成本较高，再加上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原因，使得其迁移流动率低。
大多数维族青壮年在乡村务农，随着农业剩余劳力日益增多，而南疆几乎无业可就，除非生活贫困到极点，万不得已才离家远走打工。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几期“走基层”采访节目，大陆民众从画面图像中可对南疆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有个直观了解。
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一技之长，加上语言障碍，他们去新疆各城市也多从事最低端的体力劳动。乌鲁木齐兵团医院西侧有个血站，我以前每天早上班路过时，总可见大批少数维族人聚积在门口，靠卖血赚钱。当然，也会有一些走上违法犯罪道路。“7.5”事件后，笔者曾向新疆的同学、朋友（包括执法机关的）了解到，参与那次暴力犯罪活动的人多数来自南疆。
当这些南疆少数民族来到大陆发达的城市，新环境与他们以往生活环境、风俗习惯、饮食禁忌、人文观念完全不同，他们想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太难。在“民族团结”的口号下，大陆很多人表面不歧视，在漠然避让的行为举止后面是否有更多的“冷歧视”？
这些在家没钱赚，在外难赚钱的少数民族兄弟，肯定不时也会受到流氓地痞骚扰滋事。否则，在我们这些经济理性人看来，成群结队游走贩卖同样“切糕”非但不能产生“规模效益”，简直是自杀般同业竞争。但在繁华而冷漠的异乡，他们只能这样生存。别忘记，“维吾尔”一词本意就是团结、联合。
每天中国发生着千奇百怪的商业欺诈行为，许多比偶尔的强买强卖“切糕”，或“切糕”量价欺诈更严重，但“切糕”事件经过网民讨论，还有媒体暗访录制、播出类似个案，这个事件和这些群体被放大，在一些人看来，“切糕”者多是倚仗势众的无良商贩。如果这些民族商贩只是商业道德有问题，那么包括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任何顾客都会遇到“切糕”讹诈。但在新疆生活25里，我未曾听其他少数民族说起，周边汉族同学朋友也没提到有类似经历。
“切糕”欺诈中固然有生意艰难时“宰”一个是一个的心理，但这种行为背后，是否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切糕”者试图通过努力摆脱贫困，但在陌生环境中总受冷漠歧视且难以改变，长期的恐慌沮丧、失落无助、甚至绝望经积累后，恶作剧般的嘲弄、反讽和爆发？
我们当然不应因任何理由认可或同情不正当的商业行为。警方介入“切糕”事件后，是否调查清楚、厘清责任？若确系“切糕”者欺诈则当依法处理。赔偿20万，遣返16人回新疆，是否真的就解决问题？如同每个离开家乡外出打拼的人，尽管外面繁华世界不属于我、也不容纳我，但我也要挣扎生存下去，除非故乡环境能够变得给予我生活希望。被遣返回疆的“切糕”者，会安心留守在贫困家乡？谁能阻挡他们回来？就算不去岳阳，还不能去别的城市？地方执法者为避免牵涉民族问题而采取赔偿遣返，与日常城管打压驱赶商贩有何不同？
岳阳“切糕”事件，包括日常新疆发生的一些普通民事冲突，动辄被上升到民族问题高度；地方政府和执法者对此类事件“拉偏架”式处理，不仅让汉族群众怨气很大，这种“照顾”方式本身就包含有对少数民族居高临下的姿态，也不被少数民族认同。这让我们陷入民族问题的臼窠。
当然，“切糕”事件的根源确实与民族问题有关，特别是与新疆的民族、区域发展不均衡协调有关。解决“切糕”问题从根源上要靠国家社会、经济、区域和民族政策，要靠政治。但对于解决具体“切糕”个案，我们必须回归法治。只有实现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才能真正解决民族问题。
最后，还要引用印度最高法官Asok Kumar Ganguly在新德里市政府起诉商贩一案判决书的判词：“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同行人的自由行路权一样，街头摊贩的谋生权利同样需要保障”。
“切糕”者要来，就让他们来。
附注：资料所限，本文中关于维吾尔族人口分布、流动、职业等数据引自：
艾里克木•克热木，沙尔旦尔•帕尔哈提：“新疆维吾尔族人空间分布与变动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10年13期。
王平：“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初探”，《新疆大学学报》，2010年7月第38卷第4期。
张善于、曾明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民族研究》2005第1期。
刘建义：“新疆维吾尔族人口职业结构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03年。
童玉芬、魏明星：“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变动”，《西北人口》，2002年3期。
读者：玎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