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寇的枪炮声已经震碎了清华园教室的门窗时，闻一多和清华的师生们一起，也不得不跋涉南迁了。而当扼中原之咽喉的大武汉，就要弥漫起大会战的硝烟时，闻一多又随着人流走过了湘、黔、滇三省，来到了昆明，成了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其间，三千里艰难跋涉，固然使他遭遇了平生所从未遭遇过的磨难;与妻子家人天各一方的无限担忧与无尽期待，更使他饱尝了国破家愁的痛苦;而突然要担负起支持全国抗战重任的西南边陲三省，就更是将一种今非昔比的贫困生活，摊开在这些过贯了“人间四月天”的专家和教授面前。自小安享富有，青年出国留洋，归国便做教授，已经习惯于洋房暖身、银圆暖手的闻一多们，如今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贫困和艰难，自然会有别一番感慨、愁苦和挫折感觉。生养了八个儿女的闻先生，纵使能够在别人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的岁月，独能一家团圆在昆明湖畔，其心中却仍然有一个“愁字了得”。
此后，一方面因抗战日久，度日维艰，后方某些官员的贪黩之象已生。另一方面，则是那个年年不抗日、却处处煽风点火的异党，又加紧地利用了“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他们的种种自由，不仅在大后方的报纸上大书特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煽情文章，而且在暗中专用“科学的桃花源记”，来引诱那一批已经跌落在桃花源外的知识界名流们。如此，他们被那个未来的“红色桃花源”所吸引、所迷惑的成数，也就成倍地增加了。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是十分贫苦的。夫妇二人，子女四双，一家十口，靠他那一点战时的薪资，又如何能够维持?他自己刻图章以换取零钱来补贴家用，妻子则常常外出挖野菜来减少伙食的开支。那个时候，既然连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在内的教授夫人们，都用自己原来只会翻腾在麻将桌上的纤纤玉手，合制糕点，去拿到商店寄售，那么，在闻一多先生的贫苦生活里面，不也有着另一份为国家为抗战而甘守贫困的尊严吗?何况，这是在战争岁月，是在前方的将士和人民正在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保护着后方的“战争状态”之下。须知道，在那个时候，连本土都并没有参战的美国人民，自然也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们，一天也只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悲剧却是，跟随着战争和贫困的，竟然是红色的诱惑;伴随着不平和不快的情绪的，竟又是异党的拉拢和挑拨。但是，这些如果还仅仅是面上的诱惑和拉拢，对于闻一多这样的人，亦未必就能够动摇其根本。然而，如果那种种的诱惑和拉拢，又专是为他而来的，则闻一多这样一个激情炽烈的诗人，一个心中总是存着一把火、却不知要向何处去燃烧的诗人，就怕要逼迫他对天堂和地狱作出选择了。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敢于叛逆又不会叛逆”的诗人。
罗隆基来了，这位多年的朋友，这个曾经骂国民党、骂国民政府、骂蒋介石先生骂得令他深恶痛绝的同窗，于此时此刻，终于用他那如簧之舌，摇撼了他不平的心境。
吴唅来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这个竟然不知道妻子袁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痴人，这个同样不知道妻子要他来“看望”自己老师，竟然也是受了中共委托的书呆子，居然就用他的忠厚和老实，用“红色的桃花源记”打动了他的老师;
华岗来了。这个在闻一多的眼睛里学富五车、风度翩翩的教授，这个年纪轻轻便已经担任过中共《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共产党人，闻一多虽然不知道他竟然是共产党专门派他来“做自己工作”的，却因他的才华与谈吐，而使他对异党大大地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甚至以为共产党个个都象华岗……
他终于在与罗隆基、吴唅和华岗的“谈笑风生”之间，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又秘密地参加了中共的同盟军──罗隆基们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似乎单凭着他那战时的一身贫穷，就与专门要为穷哥们打天下的共产党拉起手来了。他自然也因为对战争后期政府和执政党的不满，而突然迸发了年轻时“反抗的诗性和人性”。那一腔总是在燃烧、又总是无处燃烧的大火，似乎已经找到了它做一回活火山的时刻。此刻的闻一多，只因为已经走过了如许的人生岁月，便连他年轻时代要反叛时的战战兢兢也不复再现，竟要为着那个不仅为了“民主和自由”、而且更要为了那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主义，来奉献他这位卓荦不群者的才华和生命了。
闻一多终于在抗战即将胜利结束的前夕，成了共产党的战利品和同路人。然后，他更在外仗刚结、内战即起的又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中，公然地走进了那个二十余年来，一直在外邦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非推翻中华民国不可的卖国团伙之中。
五、迷途之死
一九四九年之后，几代被蒙昧在“欺骗”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曾将闻一多的一身“反骨”，当成了他们“做革命人、写革命文”的榜样，而至感倾佩。然而，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陆民间汹涌的反思潮流之中，有许多人，才突然拍案惊奇地发现，原来，闻一多竟然是“迷途之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夜晚，日寇投降的消息，刚刚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和他那些从不抗日的战友们，就于十八小时之内，向他们养在深山的军队发出了七道“抢夺中原的命令”。中共，这个在中国人民极其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因不抗战，因大种鸦片，因只有后方、没有前方，因只打统战、不打抗战，甚至因只打友军、不打日军，而终于“创强”的异党，此时此刻，居然迫不及待地要借争夺“对日受降权”而大打出手了。内战，就这样被“贼喊捉贼”的中共发动起来了。
然而，正在借争夺对日受降权而攻城略地，并且已经抢摘了许多“桃子”的毛泽东，又立即命令八年来已经在全中国埋伏布置好了的那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大肆发动所谓民主运动，由内战发动者玩起了“要和平与反内战”的魔方。于是，在人民有言论、出版、示威、游行自由的“蒋管区”，他们策动因长期战争而必然厌战的民众、学生、甚至是政府官员和政府军人反内战，以牵制国民政府被迫反击中共已经发动的内战;却又在人民绝无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的“毛管区”，以种种手段发动和强迫人民为实现中共改朝换代和打江山的狼子野心而大打内战。并且，凡内战不利于中共时，他们就一再地发动“蒋管区的民主运动”，以牵制他们的敌人;凡内战有利于他们时，他们便立即撕毁种种停战协议，和平协议，大打特打，绝不手软。为了摧毁“美蒋反动派的专制统治”，中共竟然能够冒天下之大不讳，制造事端，污人强奸，杀人诿罪无所不为。只要能够造成“蒋管区”的天下大乱就行。
一九四六年初，由中共首先在昆明发动的“一•二一”反内战和要民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因战况对中共不利，而由中共发动的“要民主、要和平”的“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因内战胶着，又由中共在“敌人的心脏南京”首先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红五月”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夏季，由中共指派其职业女学生沈崇诱引美军士兵，而发动的一场全国性的“反美运动”等等，无不为中共既大打内战、又“狠反内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曾为此而兴奋地说道：“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推向前进”。
毛泽东为此则更加得意地说道：“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
还有，就是那些所谓民主运动的策划者们和阴谋发动者们，在“解放后”所攥写的回忆录，实在已经将他们当年“策划于密室、点火于校园”的种种行径，暴露罊尽。
而闻一多们，于当时，既与策划者们一起策划，又与发动者们一起发动，更因误入迷途，而倚仗着自己学者教授的身份，“冲杀”在中共于“蒋管区”发动“反内战、要民主”的第一线。其时已经身为民盟中央执委并执掌云南支部要职的他，更以所谓“义无反顾”的胆略，走出书斋，走向社会，高举着“反内战要民主”的旗帜，为已经发动内战和正在狠打内战的中共里应外合，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实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和学生民众所望尘莫及。中共首先于昆明发动“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本已有他的功劳在内。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中共因在内战中吃紧，而再度发动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时，闻一多又曾受命为之嘶叫吶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李公仆在昆明的不明不白之死，非但使他义愤填膺，而且使他抓到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好时机。七月十五日在李公仆的追悼会上，他誓言“跨出了门，就不再跨回来”的豪言壮语，乃表现了他“愿意以死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他内心里面的那一座活火山，终于就要冲着“国民党反动派”惊天动地地爆发开来了。然而，命运，却使他于当晚就丧身在两位国民党青年军官的枪口之下。
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才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闻一多之死，是为中共‘反内战’而死，更是为中共打内战而死。虽然他作为一位名流教授而不当死，但是，在中华民国正在遭遇她的死敌共产党攻城略地之时、生死存亡之日，他却要在国民党的守城之内，为城外正在攻城的共产党摇旗吶喊，煽惑人心，便实在不能说是“死得绝对冤枉”。古往今来，于两军对垒之时，在守城中为敌人煽动造反，开门迎敌，均为“奸细”之为，其为城中军民擒获甚至处死，是否也是天理之所然呢?
更何况他的死，既为多难的中华民国带来了“崩解”般的震撼，更为中共利用其死打造“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舆论，以进一步煽惑人心，从而为中共打赢这一场内战，起到了早已为中共所估计得到的巨大政治作用。其时，利用闻先生之死，中共在全中国所制作的对国民党的舆论大战，实在较之他们那个正在席卷万里中原的“革命大军”毫不逊色。
那两位枪杀了闻先生的国民党青年军官，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审，并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就要在内战中被中共打败、被中共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如此地为自己的敌人报了仇雪了恨。
然而，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人要以闻先生之死为例，藉以证明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残暴，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当代的中国学者便要这样地来反问一句了：“五十年来，无数不论是在言论上、或是在行动上，都从未敢于反对过共产党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名流学者，已有几千几万惨死在共产党拿枪的或不拿抢的杀手之下?然而，迄今为止，共产党又曾为那千千万万个冤魂中的哪一位报过仇、雪过恨，直至惩治过一个凶手呢?”
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人要以闻一多之死为例，借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是何等的黑暗，那么，面对这样的历史“定见”，我们今日的中国大陆学者，也同样要反问一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二十二年，有没有发动过镇反、肃反、杀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之等等旨在镇压和绞杀无辜人民和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竟然能够使得八千万无辜生灵惨遭涂炭?如果没有，则真正黑暗的统治者究为阿谁?”
如果时至今日，还有那些不解历史者，仍然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中，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较中，在不得不否认后者的同时，却一定要拿前者来作垫背，来作陪斩，说什么前后两个中国都是一样的坏，都是一样的糟，都不是什么新中国，那么，我们今日的中国大陆学者们，就更要反问一句：“中华民国自开国至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其间三十八年，外患无止，内忧难靖，三十八年几乎无一年、无一月、甚至是无一日没有外敌的侵略炮声和内敌的叛乱枪声，她虽然失败了，却不曾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倒行逆施’，却在举步维艰之中，留下了不朽的抗战功绩，傲人的民主进取和永恒的文化成就。这与那个五十年来，在中国大陆‘既无外患、更无内忧、人人高呼万岁、个个高唱颂歌’的一片万岁局面之下，不仅剥夺了我们人民的所有自由，甚至竟能‘涂炭生灵数千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谁才象一个要追求民主共和的新中国，谁才象是一个意在专制倒退的旧中国，难道还有必要一辩吗?直至今日，处在专制改良期的中共，都绝然不愿将中华民国早已给了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的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还给我们，他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又究竟‘新’在何处?”
事实胜于雄辩。且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张历史清单吧。在这一张清单上，将闻一多转变成为共产党战友的共产党大人物和大知识分子华岗，一九五五年就被本党打为“反党集团”的成员而身陷囹圄，更在本党发动的文革中受尽折磨，直至一九七二年被本党摧残而死。
在这一张清单上，将闻一多引进了中共盟友“中国民主同盟”的红色学者吴唅夫妇，在度过了十七年春风得意而又如履薄冰的岁月之后，一九六六年便双双被他们亲爱的党迫害而死;
在这张清单上，将闻一多潜移默化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先锋和英雄的民国狂人和“共和国”罪人罗隆基，四九年后，还没有来得及将中共报答他的那一杯羹汤餟尽，就已经被中共与“全国人民”斗争得体无完肤，而终于不能善终……
在这一张历史的清单上，这三位对闻先生思想立场的变化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打手们，他们的下场，竟然是任何一个民国的名流们都不曾遭遇过的。因为至今，他们亲爱的党都未将迫害他们至死的凶手正法于人间。
所以，如果闻先生躲过了那两个也为他送了命的国民党青年军官的枪弹，并且他脾气不改，反骨照旧，则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显而易见的是，闻一多先生的三位红色引路人早已用自己在中共“共和国”的凄惨命运，为他留下了一个无可挽回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鲁迅若是活到今，天安门前等杀头”。在中共文艺界害杀了无数文化人的中共文坛泰斗周扬，在他回忆鲁迅文章里所写下的这两句诗，又该包含了多少历史的惊悸与惶恐啊!
所以，我们才能说，闻一多先生之死，乃是“迷途之死”。因为，倘使闻先生未入迷途，倘使在他的时代，许多如同闻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未被诱入迷途，如果他们在当时就能够公正地看取内战的发动者究为阿谁，真心要走民主宪政道路的究竟是谁，则那一场内战的结果，也就未必能为中国大陆数亿人民带来那样一个“万方多难”、甚至是“万劫不复”的“悲惨世界”了。
闻一多先生，倘若您真的是“在天有灵”，您是否也会从灵魂深处迸发出一句“吾人之死，委实是迷途之死”的沉痛感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