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份得意而又沉重的人生履历
闻一多，湖北浠水人，一八九九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十五岁考取清华学校(时清华尚为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二三年从父母之命回乡下与高素贞结婚，同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艺术学院攻读美术。一九二五年回国后，在教坛一帆风顺，在诗坛名闻遐迩。曾历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青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等。抗战开始，随清华南迁至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后期在中共多方派人拉拢之下，一改自己向来反共的立场，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围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过从甚密。抗战结束后，在中共一边发动“毛管区”人民“打内战”、一边又发动“蒋管区”人民“反内战”的政治阴谋下，积极“响应”、参加和组织中共在国统区发起的“反内战民主运动”，言行激烈，并在中共于“蒋管区”昆明发起的第二波“民主运动”中，被两位国民党青年军官枪杀。时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为中共在大打内战之中，大造“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攻势，牵制在内战战场上的敌人，直至打赢那一场内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二、诗性与人性、传统与现代的拼搏
闻一多先生生长于上一个世纪之交，长成于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变革时代。一方面，他少年的情志，在变革期时代精神的激荡之下，正渴求着生命的解放;一方面又为着因袭的传统精神，而使他不得不屈服于旧思想和旧道德的重压。然而，他非但是一个诗才横溢的才子，又出生在一个恪守礼法的世家，因此，诗人的狂放性格，必使他渴求自由的心，较其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为犹烈。反之，因袭的思想和道德重压，对他而言，又一定较之普通家庭出生者更为沉重。这，不但为他勃发诗歌创作的才情，带来了“反荡的效应”;亦使他狂放的性格，遭遇了不得不收敛沉坠的厄运。一九二二年，也就是他即将赴美留学的那一年，一纸家书，带着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寄到了北京。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要他与一个从不相识的乡下女孩结为夫妇!他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一万万个不想顺从。但是，这是父母之命，带来的更是千年孝悌传统的重压，就不说父母的养育之恩了。虽然他实在不能甘心从命。
因为他不甘心，当他被迫回到故乡浠水结婚时，就事先提出了不祭祖、不行跪拜礼和不许闹洞房的条件。父母无奈地同意了。
因为他不甘心，大婚日一清早，他便钻进了书房读书，直到家人生拉硬拽地将他弄出书房，他才同意理了发，洗了澡。
还是因为不甘心，当鞭炮震天，锣鼓齐鸣，新娘的花轿已经抬进家门时，他居然又“躲进书房成一统”了……。
蜜月里，他居然完成了洋洋两万字的论文，名曰“律诗的研究”，为他后来成为名扬一时的现代格律诗人，奠定了诗歌理论的基础。
婚后，他返校路过武汉时，就已经写信给父母，称自己“此番归娶……诚为一大牺牲。”
婚后，一回到清华，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他的弟弟家驷，来“歌唱”自己的不幸了。他写道：“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然而，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我为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唯敢求于俩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情也……如俩大人必固执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谓俩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诗人的狂悖性格跃然纸上。在那个时代，敢信笔指责父母“麻木不仁”者，实为罕见。这对于他多年之后，竟然因国家和个人的种种原因，铤而走险，公然反叛、直至要推翻他多年曾一心维护的国民政府及其领袖的行为，是能够在他的性情之中找到源头的。
那个时候的闻一多，毕竟还是一个不能、也不敢彻底反叛的人。礼教和责任，还有就是已经成家的事实，又使他象几千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国男人一样，既维护着丈夫的形象，又维系着夫妻的情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然又将这夫妻情分，径自夸张成了他还未识的爱情。
婚后返回清华不久，闻一多就赴美国留学去了。彼时，于家国之外，再来回首自己的新婚蜜月，回想浠水乡间那个在蜜月中被他冷落的年轻妻子，回想自己因不愿、不满和委屈，才逼迫父母同意她学文化、求知识的心态，说他是最后的反抗也行，已经成为诗人的他，便将去国怀乡之情，掺杂其中，将为他所能理解的夫妻“应有情份”，和他还不识的爱情，混为一炉，然后便唱起他的“爱情之歌”来了。
于是，诗文的深厚底子，感情的深自愧咎，因无可奈何才转变成的一怀企望，便在相思的名义之下，于异国他乡，缠绵腓恻地喷涌而出了。这便是他有名的爱情诗“红豆”的诞生。在“红豆”里面，他“深情”地写道：
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
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
它是一帧回文锦哦，
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
怎样看也看不出团圆俩字……。
即使是如此“深情”，他还是不能忘却对自己、也包括对“爱人”都不能自主婚姻的哀怨。他写道：
弱者是鱼肉，
供在礼教的龛前，
…………
他们削破了我们的皮肉，
冒着险将伊的枝儿，
强蛮地插在我的菫上……
他承认，父母在婚姻上曾强迫他们就范的行为，本属于冒险的行为。所以，时不过一月，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闻一多只因读到了郭沫若的“未央”诗，便立即写信给他的好友梁实秋道：“不消说，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只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一种不稳定的人性，一个诗人所特有的，在心性和情绪上悖反无序的大起大落，可以说俱在此一诗一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九二四年九月，他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纽约，因对戏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因为亲自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从来犹如“死水”一样的感情，便在熊佛西、谢冰心、顾毓秀这些“才华正茂、风流儒雅”的一群中，起了“微澜”。他不仅给梁实秋寄去了一首爱情诗，还附言说：“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于是，梁实秋便在后来为他“诠释”道：“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就有那么多的凄怆。”
两年后，他刚刚回到国内，先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又应邀赴青岛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彼时，中文系里那位名媛淑女方令儒，竟又成了他“满怀死水中的又一道微澜”，这道微澜又掀起了一道横波，因冲击了他无爱的心房，于是，“出世惊奇”般的爱情诗《奇迹》问世了。只是这爱情的微澜，仅作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又只能稍纵即逝。然而，它记下了诗人闻一多又一度感情的挣扎与人性的拼搏。他输于爱，却胜于诗。对人性的天平来说，他狂悖的性格，又借着诗情，奔腾激荡了一次。
他终于将妻子接到了身边，严防住了自己的心。
然而，他真的能够防范得住自己的“性情”吗?
就象后来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
三、民国曾有一个“人间四月天”
闻一多与他那个时代许多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因运交民国，而相当幸运。因为，中国数千年尊重知识与士人的传统，辛亥前后新时代对于富怀东西两学之青年知识分子的厚爱，初创的民国对于一批有真才实学青年的迫切需要，以及后来中学与西学的冲突、结合和发展，又更是需要一批有志气、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来“集大成”。盖因民元之后，中国知识界不论是在国事安宁、还是在国事混乱之时，都能够享受到宝贵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这就不仅为他们个人成材成器创造了时代条件，亦更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与新艺术的发展，开创了此后不可再遇的优越历史条件。所以，翻开民国创建之后中国的学术文化历史，其灿若星辰的大家和浑然厚重的成就，便实在使我们这些运交“共和国”的后几代学人，深感汗颜和痛苦。
不消说，闻一多便是其中有成就的一位。他不仅在新诗界挣得了“现代诗圣”的桂冠，与现代诗仙徐志摩共享过美好的“人间四月天”，而且在教坛上成为一位著名的执鞭之人，从而“桃李成蹊”。一九二五年，闻一多一回国，便被聘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可谓少年得意。岁余之后，他又受聘于上海、南京、青岛各地担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已经驰名教坛。一九三二年他回到清华执教，直至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在这十年间，头几年虽然军阀未靖，然而，军阀们也没有难为过他们这样的青年才子。彼时，中国再乱，也不致乱了他们的书房和书案。其后十年，虽于外患内忧频仍，却仍然被后世史家们称为“十年黄金时代”，所以，闻一多们也就在地道的“人间四月天”里，享受到了他们这批知识分子所能够享有的很大自由。
由于“共和国”的统治者们，曾在数十年的岁月里，绝不允许研究民国，是故，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鲜为人知。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给人以在“夹缝中窥伺”的“自由”了，所以，近年来，关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也就开始为一些有心人所了解。
闻一多归国的时代，由于中国民教育授的薪资几乎与当时美国民教育授的薪资一样多，所以，闻一多们的生活是优越的和丰足的。闻一多这个诗人兼教授的小家庭，也就显得格外的温馨和潇洒。
闻一多归国的时代，在中国的名牌大学里，教授们住的小洋房，几乎可以和美国的教授们相比美。所以，闻一多的家才会住得宽敞、明亮、优雅，因而，名人们才能常常在他那里聚会。
笔者有幸欣赏过武汉大学珞珈山半山腰里那被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十七幢小洋房，那曾是何等的优雅和漂亮。可当他们命逢“共和国”之时，他们那破败和拥挤的模样，虽然令人难得羡慕，但是，当你一旦知道八十年前“旧中国”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居然是两家一幢小楼，连上堂教课都由学校派小汽车接送时，这对于后几代“革命教授”们来说，岂不是天方夜谭!就不说后学们那历经过无数番批斗和批判的辛酸和惊恐了。更不用说，仅仅是在武汉大学，就曾有多少教授，被“共和国”践踏和剥夺了毫无自由的生命。
青岛大学的海边风光，中央大学的首都气派，直到清华大学的“王府故园”，这一切不仅使闻一多感受到了“象牙之塔”的优越，而且也使他明白了万事皆难如意的祖国，正在艰难中颠踬前行……更何况，外有苏俄和日本先后对我国的公开侵略，内有中国的马列子孙们正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发动“革命”和造反。其间，还不时地夹杂着“残余军阀”们一再发动叛乱和叛变的枪声……
彼时的闻一多，作为一位从西方归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对民主与自由的感受上，亦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而他对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领袖们亦有着种种的不满。但是，在事涉国是大局时，他非但不似他的同窗罗隆基之流，只为一己的“骂而优则仕”而横冲直撞，一副非我其谁的作派，而且目睹不断地有人制造中国分裂，他便鼓吹国家主义;眼看马列子孙在苏联公然武装侵略中国的时候，竟然高喊要“武装保卫苏联”，他便创办《大江社》以坚决反共;特别是对于那些有背景、有黑手的所谓学运，更能够坚持直率的反对立场：面对“九一八”之后，中共在苏共命令下于全中国发动所谓“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非但始终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指斥所谓的学运积极分子，甚至要求学校开除他们的学籍。
如是，他才会成为“进步学生”攻击的对象，中共的职业学生甚至煽动学生发表“驱闻宣言”，直至谩骂他是“准法西斯主义者”。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闻一多是爱他的民国的，是拥护当时的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先生的。所以他大义凛然。
直至四十年代初，闻一多仍对“天天骂民国、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的罗隆基之流正言厉色地指责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四、战乱、贫穷、时艰和“科学的桃花园梦”
中华民国命途多舛。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我们的民族遭遇了又一次巨大的历史劫难，更使得已经遭遇过如许风霜雨剑的少年民国，又要遭受一次可怕的血的洗礼：刚刚获得了初步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再一次陷入了山河破碎的局面;刚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艰难进步的社会，又立即面临着令人痛心的破坏与倒退;刚刚从反叛和平叛的枪声中喘息稍定的苦难人民，倾刻之间又要被推进一场更大的战乱和混乱之中……
虽然除中共以外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已经与他们的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战，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与决心，杀敌报国，然而，国家社会所面临的毁坏，却是难以形容和难以估量的：无数的工厂和田野，农舍和民居，被焚毁在战火之中;多少的无辜民众和他们的亲人子弟，被杀害和杀伤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国之大，真的已经放不下一张安宁的书桌了。若不是国民政府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转移到了大后方，则坍塌的又岂止是闻一多们的象牙之塔?即使是象闻先生这样，代表着民族文化和国家水平的专家学者，也必然会遭遇令人难以想象的命运。而二次大战中许多参战国家──不论是打人的，还是被人打的，所已经披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惨痛命运，早已对此作出了明证。
然而，身在山外，则“横看成岭侧成峰”;身在山内，则“远近高低各不同”。许许多多因政府不懈的努力，才安然抵达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彼时彼刻，又常常会因为一己的优患，而忘记了普通民众、特别是沦陷区人民的更大苦况，更忘记了几百万国民革命军人时刻都在流淌着的鲜血。尤其是那个要借民族战争来发动“革命战争”，以准备篡国夺权的“异党和异军”，用他们自己领袖的话来说，不是要“长期隐蔽、以待时机”，就是要“革命统战，争取人心”，直至要“制造摩擦，夺取地盘”。尤其是当他们借“高喊抗日”而被招降，因“接受改编”而获得了合法存在之后，他们就将那一套从苏俄学来、并早已使用过的“挖心战术”，在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当中，积极地运筹开来了。
他们的目标，先是知识青年，后是知识分子，再就是名流学者、大方之家。好在他们因绝不抗日而有的是搞“策反”的时间，好在他们既有从西方借来的“科学的桃花源记”，又有“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他们办报办刊和种种搞宣传的自由。而这篇“来自西方的桃花源记”，不论是对穿着长衫的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对已经穿上了西装的现代型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这面来自西方传统农业社会覆灭期的“大同招牌”，所遮掩着的专制复辟的幽灵，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制度变革期的传统中国社会，实在是找到了它赖以推行专制复辟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