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9年6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给中共高层的七千字上书(6月14日初稿，7月12日修订)中说：“几年来赵紫阳同志偏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针，在工作指导上有许多重大失误。这些失误多年累积的结果，是经济体制紊乱，经济结构恶化，需求总量失控，国民经济的‘老本’损耗严重，同时，国家的调控能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极度削弱。”“前几年，赵紫阳同志对经济工作的错误指导，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这些日益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激起了各阶层群众的普遍不满，而一撮阴谋分子又利用群众的这种正当的不满，挑起了动乱和暴乱。”本文选自2010年5月31日第294期《环球视野》，作者郑雨祥，原题为《吴敬琏曾择机上书批判赵紫阳》。
另，2010年4月26日，共识网刊文称吴敬琏为变脸“泰斗”，文章披露，“六四”事件发生前的1988年，吴敬琏在陪同接待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访问北京时，席间大赞赵紫阳而大贬李鹏。但“六四”事件刚结束，吴敬琏就写文章批判赵紫阳，使李鹏如获至宝，印发中直机关干部阅读，但吴不承认他写过这篇文章。当时，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使批赵派停止攻击赵紫阳，吴敬琏的檄文也没有扩大散发。这也佐证了下文中提到的吴敬琏“至今仍未回音”。
2011年3月30日，吴敬琏在香港大学以“展望十二五”为题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
赵的失误导致国民经济“老本”损耗严重
吴敬琏执笔整理的七千字上书，开门见山指出：“目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一部分经济学家深感忧虑，认为需要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最近讨论过几次，现将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综合如下”。
上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紧迫的经济形势”，第二部分是“近年来的主要失误”，第三部分为“需要采取的措施”。
吴敬琏描绘“紧迫的经济形势”说：“1988年夏季爆发的深刻经济危机，经过十三届三中会议以后几个月的治理、整顿，到今年初，虽然浅层问题(如群众对物价暴涨的恐慌心理)有所缓解，但深层问题(如机制混乱、结构恶化和效率下降)尚未转机，而且由于要压住必需品价格涨势，财政增支减收因素大量增加，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表现为流通中广义货币量M2，即现金加各项存款)继续膨胀。这意味着可能导致物价暴涨的因素仍在积累。从四月中旬开始的学潮、动乱和暴乱，不仅造成了数十亿元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而且对国际收支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六月份财政已出现某些险情。”
他列举了原定的74亿元赤字将成倍突破、银行债台高筑、内外债还本付息高峰将逐步来临等等险情，披露数字说：今年(1989年)财政的内外债还本付息支出150亿元，1990年将一跃为430亿元，1991年490亿元，1992年将超过500亿元。外债还本付息高峰今年就已经到来，全年预计需要支付117亿元美元。他警告：“今年经济发展的短期前景相当严峻”，“从中期观察，这种经济形势很有可能要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吴敬琏认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争取财政经济情况好转，“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将矛头集中到赵紫阳身上，：“几年来赵紫阳同志偏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针，在工作指导上有许多重大失误。这些失误多年累积的结果，是经济体制紊乱，经济结构恶化，需求总量失控，国民经济的‘老本’损耗严重，同时，国家的调控能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极度削弱。”
在上书的第二部分“近年来的主要失误”中，吴敬琏系统地批判了赵紫阳的错误。
他说：面对目前严重的经济疾患，首先应当科学地分析十年来先有五年(1979—1983年)顺利发展、然后逐渐陷入困境的全过程，对病因、病程做出正确的诊断。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吴敬琏写道：“1984年以后，出现了一些大的失误。这主要是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赵紫阳同志，在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都推行了自己的一套急功近利，只求短期速效，损坏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一方面对必要的根本性改革回避敷衍;另一方面却又热衷于推行种种似是而非、有严重负效应的‘新措施’，朝令夕改，花样不断翻新，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无所适从。”
赵紫阳经济方针造成五条危害
吴敬琏认为，赵紫阳推行的方针共有五条造成危害最为明显：
第一条，把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片面等同于“破除旧的条条框框”和“放活”。在破除原有的各种规章制度，打乱指令性计划秩序的同时，不努力建立初步的市场关系和基本的市场秩序，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建立指导性的间接调控机制。这种作法，使国民经济管理缺乏一定的章法，中央的调控缺乏必要的手段。赵紫阳同志还以“容许探索”为名，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自行“变通”中央的政策和盲目进行“撞击反射”式的试验。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灯论”广为流行，争相效法“打擦边球”的错误做法，使各种违章违纪行为合法化，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
第二条，用对地方、部门、企业和个人“让利”和对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分权”，取代对经济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造。这种做法，使国民收入分配急剧向个人倾斜;由于连年大量“让利”，形成了国家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困窘，捉襟见肘;同时由于“工资侵蚀利润”现象普遍发生，企业的生产资金和扩大再生产投资并没有得到保证。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地方、企业不去认真改进经营管理，而是致力于寻求特殊优惠和挖国家的老底，来代替改善经营管理的艰苦努力。这样国民收入分配倾斜的结果，一方面让少数人发了大财，另一方面由于在经济效率并无显着提高的基础上大量“让利”，近两年已难以为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开始下降。从国民经济管理看，由于在依靠行政力量协调国民经济的格局并未打破的条件下不适当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职能，过度地向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分权，一方面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急剧下降，维持国民经济有秩序运转所必要的宏观总量平衡(包括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状况趋于恶化;另一方面又使条块分割加剧，在国内市场上，各地方、各部门相互封锁，互挖墙脚，势成割据，各种争夺物资“大战”愈打愈烈，在国际市场上，贱价倾销，“自相残杀”，肥水外流。
第三条，曲解中国经济改革要通过市场平等竞争秩序的建立和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保证勤于劳动和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以便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普遍富裕这一基本政策。赵紫阳同志不是致力于通过等价交换和多劳多得来奖勤罚懒和奖优汰劣，而是广泛采用“吃偏饭”、“给特殊政策”等非规范的办法，对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个别社会集团乃至个别人“给好处”。特别严重的是，长期维持价格和其他方面的“双轨制”，造成了社会核算基准的扭曲;与此同时，我们的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事实上都在鼓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行为。这为“官倒”、“私倒”利用价差、利差、汇差等大发横财大开方便之门，打击了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和诚实劳动、勤恳工作的劳动者，使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日益加剧。而在分配不公受到愈来愈多的评判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却亲自出马鼓吹“腐败不可避免论”，并为官倒行为作辩解。于是，近年来腐败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迅速蔓延。在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十分严峻，连续两年1/4以上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奢侈之风却在各级官员和高收入社会阶层中愈刮愈烈。分配不公和腐败蔓延，引起了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也是这次动乱中那么多群众能够轻易地被挑动，同情、支持甚至参加反政府活动的重要原因。
第四条，在1984年粮食大丰收后，由于连续的通货膨胀造成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农业生产已经出现问题。但在当时，领导上对整个农业的形势坚持作“乐观”估计，采取了某些不适当的农村经济政策和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开小口子”等错误的做法。赵紫阳同志在农业开始走下坡路、农业物质技术遭到削弱和农民种粮积极性急剧下降的事实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仍然粉饰太平，认为粮棉生产已经“过关”，只是流通环节存在问题。与此同时，采取了向农村加工工业急剧倾斜、拔苗助长的所谓“以工补农”政策。这种政策既打击了城市大工业，又并未真正起到扶助农业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业同非农产业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反过来，又打击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在缺乏平等竞争、不能做到优胜劣汰的条件下对乡村企业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加上地方财政包乾制度的影响，使大量设备差、效率低的小企业发展起来，与国营大中型企业争原料、争能源，致使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明显下降。社会经济效率的下降，又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对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乡非农产业转移的承受能力，影响了社会安定。
第五条，在近五年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由前五年的改革促成的经济繁荣显然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越来越多地依靠吃老本、“超分配”和通货膨胀来支撑过高的增长速度和维持表面的繁荣。1986年以后，他一直对“通货膨胀有益论”和“紧缩(需求)有害论”采取支持的态度，反对对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进行有效控制。直到1988年夏季，在严重通货膨胀已经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他仍然听不进专家学者的劝谏，继续抵制和阻挠对经济环境进行治理，公然主张“用通货膨胀支持高速度”，终至酿成1988年秋季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党中央做出治理、整顿的正确决策后，赵紫阳同志又极力推卸他多年来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失控的责任，硬说通货膨胀是由1988年中央关于价格改革的决定引发的。
吴敬琏还说：“他(赵紫阳)的‘智囊’班子，则散布流言蜚语，阻挠治理整顿，其后更借机制造事端，煽动动乱，把经济危机推向社会政治危机。”
献计献策纠正赵紫阳的恶果
在吴敬琏所执笔上书的第三部分中，深感忧虑的经济学家向中央决策层献计献策。他列出了两大类措施：“可以立刻采取的措施”和“带根本性质的对策”。
前者，当务之急是“近期内做几件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包括严肃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行为，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建立近亲回避制度;取消高级干部的“特供”;坚决禁止小轿车进口和削减高档消费品进口，等等。在双轨制还未取消的情况下，实行物资、资金、外汇计划分配公开化的原则，所有贷款指标、物资调拨、外汇额度的分配情况，都要开列清单，公之于众，禁止领导个人批条子和代人说情。还要对执行治理、整顿计划的情况立即作一次全面检查。对压缩投资和行政开支，压缩计划外企业未“到位”的，发出黄牌警告，限期实现。重申原定的投资、信贷控制指标，要求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地加以实现。
第二类对策，是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他写道：“现在形势紧迫，时不我待。我们考虑，利用平息暴乱以后有利的政治态势和中央较为集中的权力，推行某些强有力的措施，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把通货膨胀率压到5%以下，尽快把经济关系初步理顺，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他指出，“虽然实施这些带根本性的措施，会有不少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利益上的阻力，而且容易造成某些社会震动，但不实行这些措施带来的风险更大，因而势在必行。”
是哪些“带有根本性质的措施”呢?吴敬琏列出了四大项，每大项又列出了若干条目。这四大项是：
1、改变导致经济管理混乱、经济结构恶化的财政大包乾、外贸大包乾和信贷切块包乾制度，重建能够有效运作的宏观管理体系。
2、在克服行政性分权、地区部门各自为政带来的恶果的条件下，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双关齐下，调整产业结构。
3、企业承包制要转向规范化的经济核算制，要保证国家原有资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要根据企业规模和经济特点，建成不同类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
4、价格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参数，价格体系不合理，商品经济难于正常运转，各种经济调节手段也缺乏有效运作的基础。
在论述价格改革时，吴敬琏再次批判赵紫阳说：“其实，当时关于价格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不能绕开也不能长久拖延的判断不错，只是由于赵紫阳同志坚持在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条件下‘闯关’，才导致了重大挫折。”他认为，如果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精心设计，并在收紧货币供应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实行价格改革还是具有可行性的。
吴敬琏在文中强调：“为了争取民心，堵塞乱源，除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外，还要十分注意加强经济工作……必须在短时期内做出显着的成绩”。
记者曾给吴敬琏先生发出电子邮件求证关于这篇上书的情况，但至今仍未得到回音，希望下一期能向读者提供吴敬琏的答复。
附：2010年4月26日，共识网刊发赵燕侠的文章《变脸“泰斗”——吴敬琏》
关于吴敬琏两个版本的传记之争，近日持续升温，看似是两位传记作者之间的歧异，却不期然撕开了“经济学泰斗”吴敬琏的假面具。
传记风波的两个主角柳红和吴晓波，都是财经界知名人士，柳红是学者型的作家，吴晓波应该也是，但吴善于经营，对做书卖书的市场化门槛更精熟，他写的书本本畅销，更是中国名列三甲靠写书成为千万富翁的流行写手。这本来无可非议，亦系他的长处，因为当下中国正是一个靠包装行销的镀金时代。吴晓波只要坦承他写的《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是拼盘式、普及型的一个精装快餐盒，这场风波就掀不起来，又或顶多只会溅起些许浪花。问题是吴晓波什么都要，哪一头好处都要占尽，他仅凭与吴敬琏录音访谈二十个小时，在没有采访过其他人的情况下，就写出了洋洋大观的二十多万字，他在行销时还标榜此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这就难免令行内人侧目，更何况这部只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写出来的书，涉嫌抄袭剽窃另一位作者着作，她就是写《吴敬琏评传》的柳红。
柳红曾任吴敬琏的研究助手长达九年，并在2002年写出了第一本吴敬琏的传记《吴敬琏评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而对新鲜出炉的吴晓波版传记，柳红于今年2月8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话语权背后的社会责任》、3月11日再发表《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一针见血地指出吴的书中存在14类硬伤，6类软伤。其实无须吴晓波拿出“谦卑”来，只需要他大方承认参考了柳红八年前的《吴敬琏评传》，柳红的批评大概也就止步于学术范畴的商榷讨论。但吴晓波却回应以《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一文，并声明以后不再回应外界的批评和议论。他的傲慢和虚伪，把柳红逼上对簿公堂之途。不难想象，一本“急火快炒”的大部头，不需要采访吴敬琏以外的任何人，仅用两三个月就推上书架，这样的“传记”不参考别人现成的《吴敬琏评传》是不可能的，吴晓波若在卷末对自己参考过的着作之作者表示感谢，情况或者会不一样。但飞扬跋扈的吴晓波不屑于“感谢”别人，他认为自己在这一行里有巧取豪夺的文化霸权。
柳红VS吴晓波的“侵权”官司，欲知结果尚需时日，但柳吴之讼事，令传记的主角吴敬琏置于聚光灯下，他那顶“泰山北斗”的纸糊高帽就穿帮了。原来号称“吴市场”、“学者的良心”的吴敬琏，自己就是一个怎么都伸手要，哪一头好处都要占尽的角色，他正是专制社会没有脊梁骨的知识分子典型。
根据吴敬琏女儿《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五七年反右时吴敬琏的父母均打成右派，年龄已27岁的的吴敬琏居然和父母“划清界限”，并毫不容情地“揭发批判”。到了1964年，中共组织批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年已34岁的吴敬琏是打棍子急先锋，他不惜用人身攻击去狠批孙冶方。
吴敬琏女儿这本书还披露，父亲当年不许妈妈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椅子。他多次对家人宣讲无产阶级的情操：“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这和“吴市场”有一丝一毫的相似吗?诚然，那都可以推诿给极左年代的极左思潮，但吴敬琏对待父母与师长的劣迹，绝对关乎人品的大是大非。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反右时吴敬琏与父母划清界限，到了吴晓波给他树碑立传时，他却声称自己具有宪政和改良的“家族基因”，因为母系邓氏家族都是宪政和改良的身体力行者;同样的话，柳红写《吴敬琏评传》时，他也对柳说过。倒是柳红事后直面历史事实，反省了八年前书中拔高和“过度诠释”吴敬琏的部分，因为邓氏家族并没有在泥沙俱下的革命狂潮中有什么超越时代的过人之处，相反吴敬琏的上一代人，多有分属国共两个阵营的投身革命者，如果说吴出自一个热衷于革命的家族，这倒可以成立，问题是“后文革”这三十年来，革命并不是一个好词语，回望前尘，革命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被连绵的革命折腾得无比亢奋而后极端疲惫的中国，宪政和改良是一服固本培元的良药。吴敬琏若说自己不认同革命那条浑浊河流，完全可以成立，但实在不必编造出什么改良和宪政的“家族基因”。
吴敬琏更大的问题和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传记都无关，“吴市场”的尊号从何而来?岂知吴敬琏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之后，他还在反对市场经济，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见《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这姑且算是思想观念滞后吧，但吴敬琏反思过自己以往的言论吗?不管怎样，白纸黑字俱在，吴至少不能否认。他矢口否认的是另一段极不光彩的事迹——1988年，张五常陪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访问北京，赵紫阳设宴接待，当时赵和弗里德曼同桌，张五常和几个经济学家在另一席，其中有吴敬琏，席间吴敬琏大赞赵紫阳而大贬李鹏。吴这番话是说给谁听的?在那个场合是否适宜?这都不去深究。然而第二年八九民运骤起，岂料六四枪声才落，吴敬琏就急急写下洋洋数千言揭批赵紫阳的文章。其实那时候邓小平还未想好要怎样发落赵紫阳，倒是李鹏对吴敬琏的批判檄文如获至宝，旋即内部印发给中直机关某级别以上的干部阅读。吴敬琏这一把押对了，但做的毕竟是亏心事，吴对外从来不承认他写过这篇东西。恰好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令批赵刹车，吴敬琏的檄文没有扩大散发，但看过的人着实不少，要彻底抹去这段劣迹，是做不到的。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宣告江泽民“反和平演变”运动的终止，市场经济再掀大潮，吴敬琏的“吴市场”这才当时得令，走红一时。吴的虚伪本色不改，他既任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顶戴著名经济学家头衔的吴敬琏，难道不清楚在西方这是不能容许的犯罪行为?即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红墙之下，这也是严重犯忌的制度性腐败，但吴敬琏长袖善舞，乐在其中，却扮演“学者良心”的角色，既为高度掠夺的权贵经济张目，也偶尔为俯仰由人穷人说说话，唱唱“社会公平”的高调。于是，吴敬琏名利双收，既是泰斗，又是巨富，还是清流，真是阅尽人间春色!
历史学家余英时评说季羡林是否“国学大师”时，其实已一语道破。在没有学术自由的专制国度，没有独立性的士人学者不可能产生什么“大师”，何况吴敬琏连季羡林都远远不如。本来专制冷土上的知识分子做不成“泰斗”，做一个“人”还是可以的，那怕谈不上道德高洁，品行正直总行吧，哪怕连正直都算不上，做一个正常的“人”一定可以。然而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专制铁笼和腐恶酱缸里，连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都很不容易，知识不但要和权力嫁接，听权力驱使，更悲哀的是，在这个金粉“盛世”，知识还要和金钱嫁接，听权贵的驱使，吴敬琏恰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