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下林彪军队集团、周恩来政务集团、江青中央文革集团三足鼎立
文革爆发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中央文革集团势力崛起，林彪则一步步排挤其他“山头”，由四野系掌握军队大权，与周恩来文官政务集团三足鼎立。执政党高层三大集团中，周恩来集团树大根深，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像军队老帅请假这样的事，也是直接报周恩来批准，而无须由林彪点头;中央文革集团虽根底较浅，但直接依附毛泽东，也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林彪虽获得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并写入党章，但对于后两者来说并不具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如果林彪在获得毛主席接班人名分后又获得国家主席职务，那么，他的上述境况就会大为改观。他既可以按法统直接号令周恩来集团所控制的政务系统，也可以按法统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团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统。当时中共高层已在议论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如果这场革命一旦结束，那么，中央文革集团所掌握的许多权力就应该按法统归还给政府方面，或者说归还到国家主席名下。
在文革左派联盟中，继中央文革集团之后，林彪集团也因过度扩张而招致毛泽东打压。相对说来，老人家打压前者要容易些，打压后者则难得多。
前者是一个秀才集团，并且是一个角色错位的秀才集团。他们本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做了横冲直闯的事，做了毛所说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事。他们除了会说说写写造一些声势外，别无所长。因此，老人家用起他们来没有什么顾忌，打发他们走也不觉有什么后怕。
后者是一个军人集团，其中不乏身经百战者。他们出身背景相近：资深军人大多出自“四野”——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武装力量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少壮军人大多属于空军——新中国国防力量中在现代化程度上与外军相对差距最小的一个军种。他们不轻易服输，被逼得太急就会铤而走险;他们多属同一山头，很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反叛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直接掌握武器，拥有实实在在的杀伤力。
因此，毛泽东为打压他们必须用相当大的力气，并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林彪集团扩张过程有两个阶段：是谋求对整个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以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为其成功标志;二是谋求国家主席权力，以中共第九届二中全会为其失败标志。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顶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在很长时间里，因自己处于半修养状况而不得不让其它人掌有较多实权。当时中共军队较有实权者为罗瑞卿大将与贺龙元帅。前者一身兼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后者主持军委常务工作。
文革爆发前后，林彪与毛泽东联袂整倒了罗瑞卿与贺龙。林也因此增强了他在军中的地位，成了全军乃至全党全国的“副统帅”。不过，林彪此时所掌军权仍然有限，既有毛泽东君临其上，又有诸将帅钳制身旁。
此时在中共高层军界，一方面，林彪获得提升;另一方面，其它诸帅，除了被打倒者(彭德怀和贺龙)和靠边站者(朱德》外，也都获得提升：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帅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兼任颇具实权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徐以及聂荣臻进入中央政治局。另外，军委属下最重要军职即总参谋长职，也由聂荣臻老部下杨成武上将代理。这后一方面将帅大都属于周恩来集团，与林彪分享着中共高层军权，并因此而对后者有相当大的制衡力。
显然，这种权力格局是由毛泽东安排的，是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如前文所述，毛搞这场革命是以军队为依托力量的，而这个军队是由不同“山头”组成的。因此，他要依靠这个军队，就应尽可能广泛地照顾到它的各个山头的利益，尤其要安排好它的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在发动文革时所需要的支持力量，至少是象征性的支持力量。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红军的主要山头有四个：红一、二、四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解放军的主要山头有五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以及华北野战军(后一部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一部划入第二野战军建制)。
到了文革初期，除了“一野”的司令员彭德怀以及“一野”前身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外，其它四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即“一野”的刘伯承、“二野”的陈毅、“四野”的林彪、华北的聂荣臻，以及“二野”前身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均获晋级性安排。
毛泽东通过此举安抚了军中大部分山头，并藉此向国人显示军队大多数将领是与他站在一起的。另外，他把军权交与林彪集团与周恩来集团分享，也有利于他对军界上层实行分而治之，使他们能够相互钳制。
可是，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打破了上述权力格局。陈、叶、徐、聂四帅均遭批判，另外朱德、刘伯承早已不管军队(一个赋闲多时，一个重病在床)，于是乎整个中共上层军界就只剩下一颗帅星在那里闪闪发光。林彪身边已无与他旗鼓相当或相差不远的军中元戎了。
林彪在助毛整肃了那些与他分庭抗礼的帅级人物后，又寻机整肃了许多不怎么听他话的将级人物，并以此来警诫全军。
1967年夏，林藉“7·20事件”之机积极参与整肃地方军区大员，整倒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陈曾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以及后来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1968年3月，林彪又积极参与整肃北京军界大员，整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第一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杨、傅均来自华北野战军即所谓“晋察冀山头”，为聂荣臻元帅老部下。余立金出身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后一直在新四军以及主要是由新四军发展而成的第三野战军中负责军事教育工作，属陈毅元帅老部下。
杨成武也曾是林彪老部下。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杨先后任过红一军团的二师四团政委和一师师长，林彪任该军团的军团长，故两人过从甚密。杨在许多年后写了《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一文，追忆了他与林这一段交往。抗战爆发不久后，杨就不再归林指挥，而长期跟随聂荣臻转战晋察冀。文革爆发后，杨与“四帅”较接近，而与林彪保持一定距离，用后者话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臻回忆录》，页850。〕遂被林视为异己。
“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进入军委办事组，也都成了中共军队领导层核心成员，就连刚参军的林彪之子林立果也获得可在空军里调动一切的权力。至此，在北京最高军事权力机构中，除军委主席一职外，其它较有实权的岗位大都归林彪集团所有，解放军几成“林家军”。
不过，林彪在用人问题上有严重缺陷，他是一个握有重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身体多病的人，不能亲自过问许多事务，故需要有一批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他又是一个猜忌心重的人，不大相信外人，故能够代他行使权力的人仅限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他还是一个性格孤傲的人，不喜四下走动，不爱拉拉扯扯，故他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只能是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