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谦虚，所以少一票，但毛是投自己赞成票的。毛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但会后，毛要求追查，民盟秘书长张东荪被查出。本文摘自2015年2月2日武陵人博客，原题为《北大教授张东荪三代七人坐牢，四死一疯二重刑!》。
秦城监狱门口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1949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燕京大学取消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1948年底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展开谈判，张东荪曾经应邀调解中间人，力促北平的和平解放，能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因此被毛泽东竖起大拇指，誉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一人”。
1968年1月从北京大学教工宿舍家中被“逮捕”时年已八十二岁高龄。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监狱。1973年6月，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说起张东荪年轻人知道的不多，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好像下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似的。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直关注着中国命运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
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给小渔的书信透露的信息是，日本人请张东荪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张东荪努力调停国共两党。主张捐弃前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统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党性质的社团。张东荪被选为民盟的中央常委。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斡旋。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张东荪提倡的脱离实际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现实下注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势力瓦解，所谓的“中间路线”宣告破产。
1948年底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中共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一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因此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是投了自己赞成票的。毛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但会后，毛要求追查，民盟秘书长张东荪被查出。
1951年卷入“美国特务案”，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
此后张东荪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监狱。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日后他一家三代七人坐牢，四死一疯，两个被判重刑。此是后话。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张东荪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辉煌顶点，跌入“美国间谍”、“卖国贼”的贱民行列。短短两年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指出：“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多年来与张东荪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张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为何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更何况无论怎样追查，当局也没有拿出证明张东荪“卖国”的任何证据来。
一切始于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兼大学教授”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一切始于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兼大学教授”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后来，虽然屡受政治运动之折磨，费、雷二人总算修成正果，成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并进而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以张东荪的个性与人格，岂能有如此自我羞辱之举动?如果他要以保全北平之功劳换取荣华富贵，再加上与中共长期之交往，及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费孝通、雷洁琼求之不得的地位。但那就不是张东荪了。张东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表达反对者的立场。他主动疏离新政权，在“党天下”的新政权之下，保有一书桌而不得，最后惟一的去处只能是监狱。
张东荪的西柏坡之行使他与中共渐行渐远。他虽然不可能看到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仍未解密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发给斯大林的秘密电报，但他在西柏坡所观察的一切足以支持他读出毛泽东的心里话来，这段电文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张东荪堪称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遭到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盟友们纷纷落井下石，也证明反右时候知识分子之间的“自我撕咬”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毛泽东为何偏偏选中张东荪作为标靶呢?不仅仅因为他的不合作态度，也不仅仅因为他主张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不可“一边倒”。当时持此种态度或此种主张的人并非张一人，但唯独张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是惟一没有投票给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失去的那一票并不是他自己“谦虚”地没有投给自己的，而是张东荪没有投给他的。张东荪破坏了毛泽东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毛泽东脆弱的自尊心。对于张东荪来说，明知如此投票不会达成实际效果，但仍然要这样投票，戴晴写道：“终其一生，关于这张票，张东荪没说过一个字。……他不说，因为投票，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神圣权利;他不说，是因为突然明白，原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蕴含着毁灭性危险。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但心地单纯的学者，没有能力揣度当了皇上的农民，对‘冒犯’怀有的切齿之恨。”
在哲学上，张东荪历来就反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十年代便与若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打过笔仗，但他为何在国共之争中倾向共产党一边呢?难道是因为抗战初期共产党的抗日宣传?难道是因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统战?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答案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张东荪的左倾与章伯钧、黄炎培、费孝通、雷洁琼等人投机的选择有所不同，但他毕竟没有像胡适、傅斯年、雷震、钱穆等人那样更早地便看透本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些疑惑也许要留待后来解决了。
一九七三年，中美《上海公报》已经公布一年，最早倡议新政权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并被扣上“美国奸细”的帽子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张东荪病危，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是我对。”是的，历史已然公正地证明：毛泽东错了，张东荪对了。“还是我对”这四个字，石破天惊，又血泪斑斑。“还是我对”这四个字，不仅定格了张东荪后半生的悲情与坚守，更浓缩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家破人亡的惨剧与灾难。“还是我对”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在喝下毒药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我想起了马丁?路德在罗马教廷作出死亡威胁的时候发出的誓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在此意义上，张东荪如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一样，如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一样，如同拿起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如同推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如同力挽狂轮、反抗纳粹的朋霍费尔牧师一样。他们固然失败了，但他们虽败犹荣。
张东荪的精神魅力之所在，也表明人类奋力抗暴、捍卫精神自由的事业将永远薪火相传——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战役中，肉体可以蹂躏，精神与理念却是无形的。对宪法、公民等等，毛公或许不屑一顾，但他难道忘记，在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中，还有所谓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与富贵不淫……”
下面说说张东荪叛国案的来龙去脉，关于“张东荪叛国案”，还有另外一些版本。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贸然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张东荪辩解说，他是出于让中国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才进行他的所谓“个人外交”，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就无意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国特务，还是骗子，目前尚未澄清。(散木《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
王志奇是个神秘的人物……旧政协闭幕后，国内形势不仅没缓和，反而紧张了。王志奇又出现了。他对张东荪说，先前只与苏联有关系，现在通过妻妹，与美国也搭上关系。接着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现已经是北平解放之后了。以后不断被捕又不断被释放，总之，行踪十分诡秘。但张东荪仍与他保持联系。1949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在张东荪的桌子上看见中央政府会议印发的材料《国家预算收入和商农所占的比例》，可见张对王信任到何等程度。……1950年秋中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派志愿军。张东荪从会上得知，各民主党派将于11月3日发表宣言，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2日晚上，张约见王，劝他尽快离开北京，因为中美即将成为交战国，无法再传递消息。……1951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现在北京。他说刚从香港来，得到政府特许，做进出口生意。但几句话后，他又探询张东荪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并暗示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张东荪终于觉察此人是骗子，请他赶快离开。这是张与王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王志奇便永远消失。这大概就是“张东荪出卖情报案”的案情了。从此张东荪成了坏人。(蓝英年《话说张东荪》)王志奇离奇被捕，老实交代他与张的关系，并有张给他的材料作为铁证，等等。张东荪说，他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有了个人外交的打算，无意中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1952年被免去政府职务，开除民盟，但工资照发;王志奇从此人间蒸发，到底是何人，坐了几分钟或几十年大牢，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从此便从人间蒸发了。
事情并没有结束。张东荪的女儿，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宗烨后来听何祚庥对她说：你一直是内控使用，是我们大大地保你，才为你免去可能落在你头上的灾难。本人及儿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张东荪案发后，全家从住了十几年的燕东园34号小楼搬到校内朗润园178号，1952年燕京大学撤销，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张东荪的“工资关系”也随之转去。这段时间张东荪的生活相对平静，与外人往来稀少，闭门读书。1960年马寅初离开北大后，张东荪也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但一家仍住在朗润园。1965年，张东荪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37号一座大杂院里，在这里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张家被抄是意料之中的事。据张东荪的孙子张饴慈回忆：“凶徒前来翻抄的时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动不动。骂他反共、反革命，他任凭他们骂去。唯当那些人骂他‘汉奸’，81岁的老人猛扑过去，用头撞他们，要和他们拼命。”
1968年1月，82岁的张东荪被“逮捕”。他是被几个军人带走了。军人发现张家有件美军“皮猴”，拿起来厉声质问是哪里来的，张东荪说是1949年和谈时林彪赠送的，军人赶紧恭恭敬敬放下皮猴。张东荪被抓走后，其家人5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捕入狱时，其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他们父子互相并不知道被关在同一监狱中。张宗炳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7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刘拙如在单位也被“批判斗争”，并且被“革命群众”“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
张东荪有3个儿子。张东荪有3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张宗炳是著名的昆虫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其子张饴慈回忆父亲被秘密关押7年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的情景“……他已整成神经病。发病的时候，同时装成两个人：一会儿是审判员，横眉怒目;一会儿是犯人，可怜又无奈。那时家里已经没有房子，他回来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亲一人。”
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1968年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二儿子张宗燧在单位中被关起来“审查”。1969年，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31楼服安眠药自杀。当时50多岁。
老三张宗颖在大学里先学化学后来改学习社会学，1950年代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采购站做一般的职员工作。文革开始，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服毒自杀。张宗颖死时46岁。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张家第二代健在的只有张东荪的小女儿张宗烨院士一人了，也已垂垂老矣。
张东荪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嘘不已。在这个国度，在那样的年代，他们只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知识越多越反动，看明白的人都走了，胡适走了傅斯年走了，钱穆走了，李济也走了。陈寅恪不走，吴宓不走，张东荪不走，叶企孙也不走。怪谁呢?是怪他自己还是怪这个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