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暮春三月，地上还有积雪。17岁的男孩李梦南最后一次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他来自内蒙一个偏远的小镇，到哈尔滨要坐十小时的火车。为了治疗他的强直性脊柱炎——一种让人备受折磨的炎症，这已经是他两年内第六次来哈医大一院，但是在看病的两年间，他的病症日益严重。当天早些时候，医生让他穿过市区到另一家医院去照X光并把结果拿回来，但当他回来后，医生又告诉他由于他有肺结核病史，他的脊柱问题无法得到治疗。李梦南白跑一趟，不得不徒劳无功地返回内蒙。
隔着几条街的地方，该院的一名叫王浩的28岁实习医生正匆忙赶往医院。他离开公寓时，房东问他“去吃饭呢？”王浩说他晚些吃，因为还要赶到医院去上晚班。他到达医院后，他的朋友，风湿免疫科的护士张晓中正准备下班。王浩问她明天是否有空一起吃晚饭，他们经常约吃饭和唱K。两人刚刚结束过年假期从家中返回，这正是聊聊近况的好时间。
与此同时，李梦南和陪他来看病的祖父李禄一起回到了医院街对面的小宾馆。李禄躺下小憩，而李梦南对爷爷说他想出去走走。实际上，他到了旅馆附近一家杂货店买了一把7公分长的水果刀，并再次返回了医院。他坐电梯上了五楼，到之前被拒收的风湿免疫科。他没有任何计划。后来他说当时想找拒绝治疗他的那个医生。但当他走出电梯后，他径直走向了他看到的第一个穿白大褂的人。他把刀深深地捅进了王浩的脖子，彼时王浩正坐在电脑旁。医务人员围了过来，李转身朝他们走去，割伤一个医生的耳朵和面部，划伤了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他随即试图自杀，但是这把廉价刀质量不好，他只在脖子表面划了一道伤口，并伤到了自己的手。见自杀失败，李转身逃跑。
李禄后来记得，他的孙子从旅馆房门走进来，捂着喉咙，鲜血从指缝中涌出，浸湿了他的毛衣和牛仔裤。“我不想活了。”李梦南说着，倒在床上。他爷爷用卫生纸和床单给他包扎了脖子和手，并带他回到了对面医院的急诊室。在他接受诊治时，同在急诊室的那个被他割伤的医生认出了他，于是他很快被捕。同一时间，在医院大厅另一头的ICU病房中，王浩被宣布死亡。
哈医大血案震惊了全国。卫生部长要求严惩凶手。四个月后，李梦南接受审判时，政府罕见地向媒体开放了庭审。《财新》周刊谈到了中国的“医患冲突”，而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位编辑则警告称，“中国的医生正身陷危机。”
在中国，针对医生的暴力已司空见惯。2011年9月，北京一个书法家对喉癌的治疗不满，连刺一名医生十七刀。2012年5月，南京的一个女人持刀攻击了一名年轻的护士，原因是她六年前做的手术现在出现了并发症。今年二月的接连两周内，南京有一名护士被殴打致残，河北的一名医生被割喉，还有一名医生被人用自来水管殴打致死。中华医院管理协会的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12年，伤医事件平均每年比去年增加23%；平均每家中国医院每年遭受27起袭医事件。
随着哈尔滨袭医事件更多细节浮现，媒体对杀手的描述变得温和了。李梦南不是疯子，也没有暴力史。他是一个完全被社会所抛弃的人，被绝望驱使着施暴。王浩的死象征着医患关系坍塌，以及中国医疗系统的基本运行出现了问题。
一位叫魏良岳的律师接手了李梦南的案子，我到他哈尔滨市区的办公室拜访了他。他的办公室位于一栋褐色建筑的四楼，前门十分厚重，大厅则配有一个保安。魏五十岁了，但看起来依然年轻。他任律师以来主攻人权方面的法律，为此他吃过很多苦头。在李梦南案庭审期间，魏刚从被关了26天的劳教所回来不久。2009年，由于他担任内蒙古法轮功参与者的代理律师，他和妻子被哈尔滨警察拘留了一个月。从那时起，他就对争议性的案子很紧张，不敢接手。但是当一个同事问他是否愿意为李梦南辩护时，他立即同意了。他说，当他第一次听说媒体对此案件的报道后，他想：“为什么这个病人会选择这样（极端的）手段呢？”
魏和李方平一起工作，后者也是人权律师，最近刚代理了一个维吾尔族学者的案子。魏和李只能在审判开始前的一点点时间里见到他们的辩护对象。坐在看守室里，李梦南沉默无语，心事重重。李方平被这个青年没有生气的样子震撼到了，他说：“我感觉他完全是一片空白。”
公诉方要求判处终身监禁，这是对未成年犯罪的最高惩罚。但是随着魏和他的团队对李梦南的案子了解越深入，他就觉得李梦南越像一个受害者。他们决定围绕着医疗系统反复让李梦南失望这一点来辩护。尽管李梦南不应该起了杀心，但是“医院的忽视、过度医疗以及糟糕的服务是这一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
李梦南出生于1994年，在内蒙古一个叫大杨树的小镇长大，该地以草原与煤矿闻名。父母在他一岁时就离婚了，随后父亲外出打工，他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三岁时，李的父亲因为抢劫入狱。李梦南学习不好，他的中学老师就把他劝退了。15岁时，他到北京和姑姑一起生活。他向一个成年的朋友借了身份证，到一个澡堂给人搓澡，每个月最多挣七百块钱。
几个月后，他的腿开始疼。他去了医院，但付不起全部化验的费用，只好离开北京返回家乡，但是乡镇医院没有专科治疗，许多甚至没有基础的医疗设备。2010年9月，李梦南和爷爷熬夜搭乘十个小时的火车到哈尔滨，那是离他家最近的大城市。
像中国所有顶尖医院一样，哈医大一院人满为患。医生诊断他的病为滑膜炎，并给李梦南注射了一套药物。结果却证明这是一次误诊，魏在庭审中辩护到这一错误的治疗加重了李梦南的病情。
第二年春天，医生开的药很明显没有疗效。正处在青春年华的李梦南走起路来像一个老头。他的祖母后来告诉记者：“他上厕所的时候甚至蹲不下。”。4月，爷爷又带他返回了哈医大。这次的诊断是正确的：他得了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长期炎症疾病，能导致脊柱的完全融合，形成“竹节脊柱”。
他的病无法根治，但是医生说他的症状可以通过静脉注射药物“类克”治疗。对一个贫穷的中国家庭来说，一疗程三万九千元的注射费如同天文数字。作为一个北漂农民工，李梦南有一点保险，但是只能报销不到一半的金额，他治疗总共花了八万块钱，剩下的必须自掏腰包。他们从李梦南的福利补助金和爷爷的养老金中拼凑了一部分费用，并向家人和朋友借了剩下的钱。
在经过第一轮“类克”注射治疗后，李梦南立刻感觉好多了。他在家中的院子里奔跑，并对奶奶喊着：“看，我能跑了！”但是一个月后，医生发现他患有肺结核——这可能是由于“类克”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统导致的。医生告诉他，他们不得不停止注射类克，直到肺结核治愈。在李梦南的辩护词里，魏认为医院在给李梦南注射“类克”之前就检测出了肺结核，暗示医院之所以没有事先说明这一点，是因为“类克”售价不菲。
在继续开始治疗脊柱之前，李梦南不得不住院四个月，口服抗肺结核的药。据他爷爷说，在此期间李梦南开始表现怪异。他会突然大笑，在晚上游荡并大喊大叫。即便如此，当爷孙俩最后一次返回哈医大一院时，他们是乐观的。但是肺结核还没有完全康复，“类克”的注射将再推迟三个月，这样的消息绝对是一大打击。所以医生没有直接告诉李梦南这一坏消息，他让李梦南站在办公室外等候，把消息告诉了李梦南的爷爷。根据魏的表述，这时候李梦南感到受了侮辱。他告诉我，“李梦南的想法是：‘这些医生在耍我玩吗？’他只知道他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每次他得到的结果都是‘不行，不行，不行。’”
扁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医生之一，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是一个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以其洞察人体结构，起死回生之术而闻名后世。但他在其所处的的时代并未得到赏识。有一次，他告知齐王面有疾色，齐王听了，怀疑扁鹊图谋他的钱财，就把他给打发走了。但几天过后，齐王果然就死了。公元2世纪的华佗也是一位名医，擅长外科，他曾向曹操建议做开颅手术切除肿瘤，后者却怀疑华佗意图杀害他，将华佗处死。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暴力袭医事件之一。
尽管中医历史悠久，从医人员却并未有良好的待遇。儒家思想认为君子都应当具备足够的医疗知识，来照料自己的家庭，并且认为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生都应当处于社会底层。清代医学家徐延祚鄙夷当时的医疗水平，他曾写道：“真病死的人不多，多数是医死的。”
现代医学发端于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大陆，在中国的传播相对滞后。到了20世纪，医生使用的还是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并存的治疗手段。直到1949年共产党执政，中国政府才挑起了建立医疗制度的担子。普及疫苗接种，改善卫生条件，发起除四害运动（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这一系列措施限制了疾病传播，也降低了儿童死亡率。1965年“文革”前夕，共产党发出倡议，为每个生产大队配备一些经过培训的医疗人员，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这些所谓的“赤脚医生”以当地农民为主，也有一些是城市来的年轻人。以西方的医疗标准看来，他们不过是业余水平，但至少这一制度给中国农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资源。十年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51岁延长至65岁。
一些赤脚医生日后坚持行医，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刘国恩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我便是在这所学府与他会面的。他的办公室位于一幢金碧辉煌的清代建筑内，一侧鸟瞰庭院，另一侧俯视河流。“这里风景独好。”他咧嘴笑着说道。刘国恩大部分职业生涯在美国度过，此时他身穿耐克运动裤，Boss牌休闲衬衫，以一种大学教授即兴演说的方式侃侃而谈，显得自信满满。每次我问问题，他就会停下来，然后说“O.K.”再接着谈，听着像是我打断了他的流畅发言。
刘国恩在四川农村长大，与多数文革时期的年轻人一样，高中毕业后就下乡插队参加劳动。他还记得当时他早上6点就起床，在根本不适合种植玉米的土地上种植玉米。“我们每天都得干这种徒劳无功的活。”他说道。有一天，村里的领导把他叫过去，说让他做村里的医生。而他的资质就是他的高中文凭。
“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刘国恩对我说。“我就这样开始治疗病人。我甚至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治疗之后情况反而恶化，有多少人死了，我完全不知道。”尽管如此，赤脚医生仍然是一个倍受尊敬的群体，病人也不对医疗水平怨天尤人。“当时的人食不果腹，”刘说道。“医疗保健甚至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大学恢复招生，刘国恩考入成都的一所大学。1986年，他考入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卫生经济学，随后留美任教。而在此时，中国的医疗体系却分崩离析。邓小平设立制度，推动经济自由化，但这也瓦解了原有的合作医疗制度。政府减少行政干预，一方面提振了制造业和地产业等行业，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医疗体制。国家财政不再负担医疗费用，公立医院便走上了自负盈亏，追求利润的道路。医生收入微薄，其中许多人开始收受红包。在旧体制下，会有城里受过教育的医生组队到乡下来弥补赤脚医生的不足。如今，农村病患为了接受最佳治疗不得不挤到省会，大城市医院不堪重负。“政府基本上对医疗问题一拖再拖，”刘国恩说道。
到本世纪初，从病患到医生，从平民百姓到政府官员，大家都明白医疗体制的弊病。2002年华南地区爆发“非典”疫情，更是加重了人们的危机感。2003年，政府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这一制度覆盖城镇居民。2002年，刘国恩正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任教，当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邀请他到北京大学协助成立卫生经济学与管理学系。他接受了这个邀请。“那是我的梦想，”他说道。
在北京，刘国恩开始上书国务院。国务院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起草法案，制定国家大政方针。2009年，国务院推出了一项改革计划，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到2020年，将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到全体公民；二、降低基本药品价格；三、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如普及卫生知识与接种疫苗，尤其是在最贫困的地区。四、在农村地区投资设立医院，以缓解城市医院的就诊压力；五、重组大型公立医院，使大型公立医院专注于急诊救治和专家诊断。刘国恩认为，其中最后一条要求病患从大医院分流出来，实施起来最为棘手。“医院不会自断财路，除非从外部入手实施改革。”刘国恩说道。
这一系列改革计划收效好坏参半，政府官员自豪地表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覆盖全国95%的人口，远远超过2003年的30%。然而医药价格却同时上升了，因此实际上，许多病患的医疗支出相比起之前并没有差别。此外，类似于李梦南的情况，医保中政府报销的比例取决于病人的户籍所在地。大城市医院的就诊压力不减反增，原因在于新近参保的人群没等到农村医院建成便蜂拥到城市医院。在美国西东大学研究中国医疗制度的黄延中教授表示，袭医事件激增反映了改革计划的失效，没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病患仍然寄希望于在大城市医院接受最好的医疗服务，“一旦不能如愿，他们便不知所措。”
去年夏天，我在赶往云南这一中国西南省份的途中全身起了疹子，只好就医。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医院。一个50多岁面相和善的医生立马给我诊治。我掀开衬衫，给他看我患处变色的情况，这时周围其他几个病人和一个清洁人员也凑上来围观。医生问我的住址，我说北京。他说，难怪了，云南气候跟北京差异大，最容易起疹子了。我跟他说我之前来云南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这问题。“那吃的呢？”他说。“这里口味相当辣。”我说，我吃得惯辣。他说可能是水的问题。我告诉他我还没有喝过当地的水。他听了一脸迷糊。最后我问他该怎么办？他建议我离开云南。
我第二次上医院时，有机会穿了一次白大褂。北京友谊医院的外科医生孟化40岁出头，为人和蔼友善。他同意我对他进行一天的跟踪采访，而我接触的其他医生都拒绝了我的请求。孟化近期建了一个网站推广他最新的减肥手术的相关技术，他似乎把这次采访当做了他推广网站的机会。我坐在他办公室的一角，观察他诊治。
“好久不见！”孟医生对一个走进来的老年妇女说道。她长期胃痛，拿检测结果过来给医生看。“看来没什么问题，”孟医生说道，拿着她的CT片子。孟医生推测她胃痛可能是跟便秘有关。“我运气好的话三天大便一次，”她说。“看，这还不够，”孟医生说。“要每天都有大便才行，你平时吃什么比较多？”“馒头，米饭，粥，”她说道。孟医生建议她多吃蔬菜。他想开个单让她去泌尿科拍个超声波图，不过她推辞了。
作为一名外科专家，孟医生有时间了解他的病人，倾听他们的忧虑。不过，这样的医生为数不多。打卡下班后，他带我走过大厅到一个普通的住院医师的办公室。这个医生飞快地给一个神情紧张的妇女开药方。我问他今天看了多少个病人，他一声不吭整理起散落在办公桌上的几十张单子，在我面前叠起来。
我听过很多中国医生工作量大的例子。上海一位权威的放射科医生跟我说，他听说过的最高纪录是一天接诊314个病人。“那是在上海儿童医院，”他说道。“一个医生，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总共10个小时，2分钟一个病人。”一项在陕西进行的研究表明，医生接诊一位病人平均花费时间是7分钟，而医生只花1分半钟的时间跟病人交谈。因此，病人往往很心急，堵在门道上，轮到了不敲门就径直进去。一位曾在北京和睦家医院任职的芝加哥医生乔·帕萨南特（Joe Passanante）跟我讲述了这么一个经历。有一次他在给一个妇女做心肺复苏，这时一对夫妇走进房间，说他们的女儿发烧了。“我在救一个将死之人的命，而他们却走进来叫我去给他们女儿治发烧。”他回忆道。
和孟化一起待了一天后，我并未看见任何塞红包的现象。他解释说，重要手术会有人塞钱，我所见到的门诊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他也说，医院贿赂现象十分常见，甚至没什么人会摆手说不。医生薪水虽少，但往往还有奖金、开药回扣、以及贿金。孟说，“我一个月工资总共一万元，我还要买车、买房子。我需要其他收入。如果病人在术后给我红包，我大概不会拒绝。”
大众对医生怀着极大的敌意，这已经司空见惯。哈尔滨杀人案发生后，人们对凶手表露出的同情几乎和对受害者的一样多。中国政府喉舌《人民日报》发布了在线问卷，让读者从微笑、悲伤、愤怒几种表情中选出自己对此案的感受，结果有65%的读者选择了笑脸。这一问卷调查后被关闭，但央视就此事发布了一段报导：一名评论员发问，“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凶手当中的一员呢？？”
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过在医院或医生面前遭罪的经历。多数大医院都有客服部，病人可以向其申诉，要求赔偿。如果医院未能受理，病人可以以渎职为理由对医院提起诉讼。然而，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相信法律体系，胜诉的几率也实在渺茫。同样，医院出于对自身名声的考虑，也希望私下解决问题，而不要闹上法庭——当地政府会因其医患纷争过多而实行处罚。
如果通过官方途径一无所获，病人往往会发起抗议活动。2013年，一名34岁的母亲声称剖腹产后发生医疗事故，并召集十余名亲友闯入北京第六医院，最后要到了一万元赔偿金。今年（译者注：本文发表于2014年）五月，昆明一男子因妻子及婴儿死于剖腹产手术而怀抱自家另一个小孩爬上医院房顶。他威胁要从上面跳下去，一大群家属们挤在下面，致使交通瘫痪。有时，病人撒手人寰，而家属认定医生有错，就会在医院门口停尸，不拿到赔偿不罢休。
我在北京见到了在中国发表过“医闹”研究的哥伦比亚法学院李本教授（Benjamin Liebman）。他告诉我，医院为平息抗议所赔的钱一向比走法律程序要多。病人家属甚至可以雇到专业的医闹。深圳一则报告中显示，提供医闹服务的人平均每人每天赚50元。上海一名放射科医生告诉我，“如果你母亲死在了医院，就会冒出来一个机构和你说，‘我们可以帮你。我们可以找二十个人来医院勒索，拿到的钱分一半。’这伙人太专业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国家，一场小小的公众集会都能牵动政府神经，而医闹事故却此起彼伏，无人干预。有可能官方认为这种事合乎情理，抑或认为这是协商赔偿的有效途径。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政府在策略上鼓励这样的抗议活动，因为政府将之视为相对无害的泄愤渠道，同时也是更严重的社会骚乱的早期预警信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家彼得·劳仁特曾（Peter Lorentzen在其专制政权的研究中就指出了这种“聚众闹事常态化”的现象。李本告诉我，“抗议成了提供社会保障和识别哪些群体需要帮助的机制。”但问题在于“人人都知道政府备好了钱赔给给请愿的人和抗议的人，这就刺激了更多抗议出现。”
李梦南案审判时，李的律师试图以治疗效果太差最终失败为依据，使被告判决减轻。可是李梦南在法庭上给人印象很差，似乎未表现出任何悔意。法官交叉质询时，他只是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来回答。“你感到愧疚吗？”法官问。“哼。”“向王浩的父母亲还有其他医生道歉吧。”“行。”王浩家人拒绝接受这样的道歉。“我不相信他，”王浩的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并不是发自内心道歉。”审判历时一天；三个月后，法官宣判李梦南无期徒刑。
在中国，刑事审判一般附带民事诉讼，此案也不例外。王浩的家人通过这起案件附带的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李梦南被判赔偿受害者家庭68万元。但王浩的父亲和我说，他不指望能拿到一分钱。
在这起民事诉讼中。王浩家人雇用的律师名叫李惠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她还曾做过发言人、公关代理和临床医生。前不久，我在北京一家书店咖啡屋与她见面，她穿着一件很大的紫色大衣，拎着一只蓝色普拉达包。她声音轻柔，经常引用一些偏僻的中国谚语；我听到这些谚语一脸茫然，她见状便草草写下给我解释。李惠娟五十多岁，她读过医学院，在中学当过老师，后来做了律师。直到如今，她依然循循善诱。那次审判后她站在了中国反对伤医案运动的最前端，飞往全国各地给医生和医院院长开讲座，讲授该如何预防医患冲突。她拿出苹果笔记本电脑，向我演示了一组幻灯片，其中有血腥的暴力场景和抗议事件的照片，还有希波克拉底、爱因斯坦、马克思、彼得·德鲁克等人的名言。每一位受害者都单独列在一张纪念他或她的幻灯片中：受害者头像位于幻灯片上方，下面有鲜花蜡烛的图标，再往下则是一行大字，详细记录了行凶者的最终判决。
李惠娟对于中国医疗行业的状况感到失望。“改革都已失败，”她说。在她看来，改变现状的决定权在医生和医院手中。她在讲座中建议医生小心细致地记录患者信息，确保病人理解手中的诊断书。而现在的医学院也开始强调医患关系。北京大学医学院开设了说医学人文概论“，在这门课上未来的医生们将学会对病人怀有同情心。
如果医疗改革失败，中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随着老龄化人口增多，中国家庭的医疗开支占收入比重将会上升，而肥胖率和吸烟人口比例的增长则意味着青年一代也面临着高昂的医疗账单。这并非个体问题——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受此拖累。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商品，换来一片繁荣。然而，随着全球经济需求萎缩，中国必须越来越多的依赖国内消费以保证经济增长。目前有着全世界最高居民储蓄率（约占收入的50%）的中国人开始购买更多商品了。但是除非医保计划给每一个家庭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人们还是会继续把钱存起来，以防医疗花费倾家荡产。
李惠娟说，她学医的时候，人们还很尊敬医疗行业的人。现在，她说，”朋友家的孩子都不再从事医疗行业了。“比起医疗业的状况，医生的短缺和医疗费用的上涨让她更为痛心，她说：”这将会削弱国力。“
4月1日是王浩去世的第二个农历纪念日。他的家人来到了老家内蒙古赤峰郊外的坟墓前。王浩的父亲王东清来到机场接我和李惠娟。”这些建筑都是过去十年盖的，“我们开车穿过赤峰市时，李惠娟解释道。”赤峰原本是个贫穷偏远、荒无人烟的城市——现在这里发展起来了。“王赞同地点了点头。他生长在乡下，服了一段时间的兵役后到了市里的银行工作。他开着一辆豪华型的荣威小轿车。我问他住在哪里。”他住在老城区，“李突然插了一句。她穿着黑色双排扣外套，黑皮裤，戴着一副巨大的黑色太阳镜，看起来像躲避狗仔队的大明星。我注意到仪表盘上方有一个迷你转经筒，于是便问王是不是信佛。他回答不是。
我们在墓地边上下车后，前面传来了悲痛的哭声。王浩母亲赵春云坐在墓地边上啜泣着，他的叔伯姑姨及表亲手无足措地围在她身旁。”我的儿子走了，就那么走了，“她哭诉道。一块高高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爱子“的字样，边上摆满了鲜花，供着水果、线香、啤酒和一罐红牛。他的朋友们在一旁燃起了一堆火。李惠娟径直走到赵春云身旁，两人相拥在一起。”我们来看你了，“李惠娟说，”有很多人在关注呢。他没有白白死去。“最后，墓地的一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告诉赵要稍微安静一点。”对不起，这边马上就结束了，“有人答应着。
一行人在附近一家饭店的包间里吃了午餐，李惠娟继续安慰着赵春云。男人们坐在圆桌的一边，女人们坐在另一边。我坐在王东清旁边，看到他的黑色西装上打了几处补丁，也沾了些灰。喝了几口辣辣的当地白酒后，我问起了他的儿子。”他特别踏实，“他说，而且”十分聪明“。父子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过年假期，当时年轻的儿子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他热爱医学，“王浩的弟媳说。”他的热情高到不得了。他和他妈妈说过以后要拿到诺贝尔奖。“王浩去世前五天才刚刚拿到香港的博士录取资格。而且，只要有亲朋好友生病，王浩都会出面，大家连医院都没去过。王浩父亲等人都想努力回到王浩和李梦南互不相识的时候。因为存在不可测因素，王浩之死基本上是偶然的，”就像晴天里一道霹雳，“王东清如是说。那一天，两个人里随便哪位都有可能做出千万个不同的选择。
我问王东清，儿子的死他怪罪谁。”错在医疗体系，“他说。”李梦南只是这一冲突下的一例典型。这样的事故发生了太多。我们怎么能只责备李梦南呢？”
阿波罗网编者按:美国“布朗大学”医学院病理及实验医学系助理教授何迈表示，江泽民搞了医疗产业化。那医院其它国家都补助来扶持这个医院，来帮助老百姓。那中共它不给医院钱，让医院从老百姓那边巧夺名目的去从老百姓身上挣钱。老百姓这个医疗费用又是非常高。所以，国内现在医患，医生和患者的关系非常紧张，一方面就是医生抱怨患者不尊重医生；另外一方面，患者觉得你这个医院，就是收这么多钱，整天就是在收钱上下功夫。所以，导致关系非常紧张。我总觉得是这种制度和政府的问题，医生和患者都是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