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延安性乱给日共书记送美女＊阿波罗新闻网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48]1943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49]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50]，延安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51]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52]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53]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54]舒同与石澜结婚40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55]

李南央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评：“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56]1950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励。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57]

1994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

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作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

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到黄宗英与80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58]

注释：

[1]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册，页207～208。

[2]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页66。

[3]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译书图书部1939年3月30日发行，页41。

[4]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2。

[5]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19；下册，页234。

[6]陈小津（陈丕显之子）：《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年4月第1版，页233～234。

[7]杨尚昆：《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1945年1月31日）。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377。

[8]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版，页80。

[9]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72；下册，页180、256。

[10]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第1版，页170。

[11]王实味：〈野百合花〉，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3日、23日。

[12]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88。

[13]陈企霞：〈丘比特之箭〉（长诗），陈恭怀：《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作家出版社（北京）2008年7月第1版，页127。

[14]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15]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49～350。具体细节：介绍人带女生到林彪处即离开，女生并不知情，静等校长说事，林彪一开口就是“我们结婚吧？”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长在求爱，推门哭出：“我不干！我不干！”

[16]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1。

[17]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我在中国的岁月》（My China Years），安危、杜夏译，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9月第1版，页284。

[18]（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11月第1版，页259。

[19]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98。

[20]赵云升、王红晖主编：《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第1版，页140。

[21]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4、186～187。

[22]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6年11月第1版，页97。

[23]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7、15、17。

[24]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25]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8～189。

[26]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7月第1版，页244。

[27]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版，页68。

[28]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70～198

[29]张宁：《红妃自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9月第1版，页4～5。

[30]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上册，页189。

[31]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92～195、172。

[32]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232～233。

[33]李冰封：〈并非家务事〉，原载《书屋》（长沙）2001年第6期；参见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77。

[34]野坂参三(のさかさんぞう)，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19年7月赴英考察工运，1920年加入英共，1921年被驱逐，1922年回国与片山潜等创建日共。1928年3月被捕，1930年3月出狱，1931年1月任日共中委，同年2月～1940年任莫斯科第三国际日共代表；1940年4月抵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国，4月任众议员；1955年日共第一书记，1956年7月参议员，连续四次当选；1977年辞去参议员，1982年辞去日共主席，任名誉主席。1992年因共产国际时期告密陷害山本悬藏事件公开，日共第19届八中全会开除其党籍。其延安临时夫人为总政敌工部24岁的庄涛。宗道一〈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载《同舟共进》（广州）2010年第二期，页55～57。野坂参三回国后，庄涛嫁黄兴之子黄乃，旋离婚；再参见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8、517。

[35]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页97。

[36]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1年9月第1版，第1069～1070。再参见宗道一载《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11期，页69。肖月华（1907～1983），广东大埔人，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绍入团，1927年转党，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手下干事，不漂亮但为人厚道，在组织磨泡下，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肤黝黑一子。丁玲嗤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到延安后，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丽莲，肖月华哭诉至毛泽东处，坚决要求离婚，李德即娶李丽莲。1949年后，肖月华任湖南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后返部队，大校军衔。

[37]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下册，页1264。

[38]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0。

[39]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3。

[40]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224。

[41]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4。

[42]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43]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39。

[44]黎辛口述，马驰等整理：〈“文艺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人”〉，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9年10月第1版，页343～354。

[46]李锐：〈我的延安经历〉，载《争鸣》（香港）2010年11月号，页69。

[47]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140。

[48]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页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