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达文件后，要求我们一定要“自愿地”同意，要与“上面”的精神保持一致。如果一时想不通，也要先冷静下来，不要有不恰当的举止。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样。父亲是一个公民，去世了可以发丧，亲朋好友可以悼念，这是公民和家人的权力。那个文件的前六条表现了某些人的意志，但第七条是谎言，“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我们从来没有那样说过，也不可能那样说，因为我们之前根本不知道“两案办”还存在，也从来没去过那里，此刻父亲尸骨未寒，我们哪能想到将来安葬。为了父亲看病，他们有很多无须管的具体的小事都插手了，但是这件事却完全推给了家人，因为这对他们很棘手。
面对“上面”的精神，我们很无奈，只好与陕西老干部局沟通，他们被尴尬地推到了第一线，当某些始作俑者的挡箭牌。
老干部局说，没想到会这么严厉，因为这和近年来对父亲的宽松是相反的。他们劝我们，无论有什么想法，都不要闹。如果出了问题，他们会受到牵连。服从“上面”的规定，就算是帮助他们个人的忙了。我们深知，如果不同意，那么老干局的人会有什么政治后果，这些年来他们对父亲不错，不能难为好人。
但我们不能同意那六个“不许”，它们是何等残酷。对一个已经去世作古的老人，对他还怕什么?即便有人还把父亲看成是政治对手，也要有人格上的尊重，就是对战场上败北的战将也要人道待之，死者要以礼安葬。
事情就那么僵持着。
父亲病逝的消息传了出去，是有些以为他还在住院的人去看他、扑了个空之后说出去的。知道父亲去世的人越来越多，都以各种方式表示悼念和慰问，已经造了相当的传播，如果再不办丧事，影响会越来越大。有些人可以打压我们家属，但不敢冲撞那些想要悼念父亲慰问家属的人，就责成陕西老干局快速办理后事。
陕西老干局说，“上面”的意见他们不能违反，那就打“擦边球”吧。虽然规定了不许有遗体告别，哪总得把人送走吧。陕西老干局说，到底怎么搞，大家可以动脑筋，只要有先例，就可以参照。
我们拿出一本公开发行的书《陈伯达遗稿》，里面有一些插图照片，是陈伯达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生前好友和亲属来送行，其中也有“要人”。陕西老干局几经讨论，说在八宝山那儿火化只是“手续”，并不是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们明知“手续”与“仪式”难以区别，他们如此上报，得到了同意，因为再拖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多，一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责任是躲不掉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六不许”，但此时反倒有点“气短理亏”的味道。
我们到了八宝山联系事宜。那里问父亲是那一级的干部，若是使用一号告别大厅，须“部级”以上、要有介绍信。我们说没有，但能提供证明，拿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原以为无法当作“文件”的书，居然被八宝山默认了。告别大厅里挂的横幅上写什么?上面要求不准挂横幅，不准散发生平简历，不准当众念祭文，不准称“同志”，不准称“红军”，不准……我们提出，按《将帅录》叫“将军”吧，他们不允许，说那样显示了父亲的经历。他们说叫“先生”吧，但很快自己便否定了，那样就把父亲说成是“民主人士”了。他们建议称作“老人”，我们说，这样独出心裁一定引人注目，惹得人们要问为什么如此?他们一听就怕了。双方几经商议，找不到一致认可的词来。中华文化丰富，汉语文字悠久，没想到父亲走的时候，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于他的称谓，我们百般无奈，只好不用任何称呼，横幅就写“会作千古”四个大字!(后面应留“奇冤”两个字的空白)
陕西老干部局上报了他们做工作的结果，说没有追悼会，只是遗体火化前有亲朋好友送行简单手续，人数控制在几十人之内。父亲去世了快半个月了，丧事再不办，社会影响越来越广，情况难以预料。看来上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形成新的社会新闻和关注。这次他们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批准了。
我们决定在2002年8月5日那天送父亲走。
7
我们忙着做准备工作。
中国有传统，人之已去，寄托哀思，讣告多是追忆功德。我们考虑到“六不准”，草拟讣告上说的父亲生平，只有他那年生人，那里人氏，作过何事，只是表述，短短几百个字，比文献部门出版的资料中父亲的简历字数还要少：
邱会作同志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在家乡参加苏维埃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历任团青年委员、少共区委书记、红军总供给部党支部书记兼统计员、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军委四局三科科长、供给部粮秣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豫皖苏财经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组织部长及供给部政委;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政治委员。他率部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衡宝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防工办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邱会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八大、九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邱会作同志从少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建立““新中国””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英勇奋斗、有勇有谋、战功卓著;在把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的繁重复杂的工作中，尤其在人民解放军后勤建设中，他呕心沥血、积极工作、屡有建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和贡献。作为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指挥员，现代化后勤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卓越领导人，被毛泽东、周恩来评价为“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
“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一句话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责问有此评价吗?我们找出了原文，是周恩来于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这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毛泽东被当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公开否定领袖公开的言论很难。他们要求不要发送这个简历，说这是组织上对我们家属的“关心”。
讣告的封面要印逝者一幅相片，一般用最代表他生涯的留影，无疑应当是军装像。但他们不许那样，无论是战争年代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还是和平年代有军衔的、没有军衔的，所用照片不能显示他曾在人民军队工作过。我们决定采用一张父亲晚年微笑的相片，他在经历了苦难之后，还是那么乐观地面对人生。那是陕西省一位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像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当他听到了父亲的噩耗，立即表示慰问。他听说要用他的作品作遗像，非常欣慰，连夜买来最大号的相纸全幅洗印数张，请西安奔丧的亲友及时地带到北京。
父亲是军人，讣告里总得有张像吧，我们用了《将帅录》里的一幅，放在了讣告内第二页，没有违反“封面不许用穿军装的像”的严格规定。
我们准备好了讣告底稿，到印刷厂洽谈。业务接待的人叫我们稍等，难道是政治上敏感了不给印?工厂领导来了，说这活他们接了，但是有个条件，不能收费，算是他们对老将军的敬意。我们执意不肯，他们只好同意代收从外面购进的纸张费，厂里现有的纸质量不够好，他们立即出去采购。我们要印一千份，虽然那天到现场告别的人规定只许几十人，但我们要把这份讣告于事后送达给亲朋好友。到我们取货的那天，清点后发现有二千份，工厂说，多的是他们赠送的。
为了留住父亲离开我们的最后场景，我们想摄影。然而那“六不准”中严厉规定“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这是要堵死了我们的路。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摄影高手要来，他们不是以什么“新闻单位”的身份，而只是“志愿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免费前来服务。
为父亲送别的8月5日一天天地近了，陕西老干部局的人每天都在叮嘱，人数不能超过几十人，只能是亲属。我们小心低调地等着那天的到来，可是不断的电话、问讯、来访让我们心里明白，不可能只是几十个人参加。
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曾是四野解放海南岛时的师长，他托人打电话来说，丧事一定要办好。还有很多在职的、离休的、去世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和家属打电话来说，一定要办好告别。父亲的战友多已不在世了，他们家人的问候多由遗孀作代表，刘亚楼的夫人两次打电话，说“邱部长是大好人呀，人都走了，还这样对他，事情一定不能这样不声不响地就过去。”
很多人得知父亲的去世，都表示了要最后送他一程。父亲家乡的人要来，江西兴国县主要领导表示了慰问，并提前备好了花圈。一些老同志和家属要来，他们是延安供给部的，新四军四师的，四野的，还有中南军区的，总后的，国防工办的，那些地方留着父亲的工作足迹。从这些致意和问候中，我们得到了安慰，但也如实说明情况劝他们不要来。
要来的人在增多，现场要有人维持秩序。北京十一学校的“校友会”闻讯，会长王鲁光不顾身体严重残疾，亲自布置，要求“校友会”全力以赴作好这件事。
8
为父亲送行的日子到了。
从医院到八宝山的灵车是我们请用的红旗牌轿车，司机五十多岁，和我们素昧平生。灵车开到了天安门，司机突然停车在路边的金水桥傍，自言自语说：“老爷子过去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在天安门上，今天让他再看看这儿吧!”天安门前不能停车，交通警察过来示意是违章，要作处罚。司机想作些解释，但不知如何开口，灵机一动拿起了放在车子里的讣告展示了一下。警察敬了个礼，说了声“别影响交通”，转身离去。
灵车路过万寿路总后大院门口，司机又停了车，说“这是老爷子长期工作的地方，让他再看看吧。”灵车到了八宝山，我们按白喜事的规矩给了师傅一点意思，他表示了拒绝，说能送这样的老人走好最后一程是他的荣幸。一个普通司机令人非常感动。我们一直记得他——李师傅。
我们预定了一个休息厅，来的人很快就挤满了，工作人员很快为我们开了第二个、第三个休息厅。但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人多拥挤不能进到里面休息。来的有些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年纪略轻一点的就自觉地聚集在大厅外，形成了一片人群。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匆忙赶来，说在八宝山大门外的马路上车子被堵住了。他乘坐的出租车司机问，是哪位领导人的丧事，为什么没有交警维持交通?同学回答，是一个普通老人。司机说，那他一定是个好人，自发来这么多人送别，那可是积了德的大好人呀!
聚集在大厅外面的人很多互相认识，他们互致问候，谈论着，问着为什么以“会作千古”写横幅，为什么不发逝者生平简历?
人们很快发现，有两个人不去签到，在人群中走来串去，不时地看停车场上的汽车牌号和下来的人。对他们的举止，人们纷纷投过鄙视的目光。他们察觉后离开，很快又回来，在签到处翻阅一下签到册，然后到一边在小本上记着。每当新到了一批人，他们再重复着刚才的动作。人群中有人在低声骂着，有人干脆向他们发出一声“呸!”那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死去后仍被他们羞辱的老人会受到如此崇敬，而他们的“使命”却被视作如此作贱!
签到册一页一页地被写满，粗算已有一千多人，但实际不止这个数。因为有了“不速之客”在签到处附近徘徊，有些人有所忌讳，不便前去签到。
有的人带来了鲜花和花圈，或是当场买来花圈和挽带，请人写上敬献者的名字。那些以老同志名义送的花圈被放在了告别厅的室内，很快就挤满放不进去了，晚辈的花圈只好放在告别厅门外，上面清楚地写着敬献者的名字，就摆在那两个“不速之客”的眼前。
但是，“不速之客”毕竟奉命而来，消息传开，给等候在休息厅的人们心中加上了阴影。走在最前面向父亲送别的人，一定是重点的监视对像。几位老同志遗孀说，她们先走，他们的丈夫都是中国老百姓耳详能熟的功臣名将，又能怎么奈何了她们。父亲的老战友、解放战争中的四野兵团政委、原总政副主任黄志勇说，他走在最前面，记名字就记吧，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份上，还怕啥!?
礼仪开始了，人们四个一排，在哀乐中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然后向站在侧面的亲属慰问，这样一排人紧接着一排人地连续不断走了两个小时。
告别仪式结束了，我们撕裂心肺的哭声也留不住父亲。我们送他到了火化室的门外，那里的工人师傅叫我们稍候。原来，平日只开启一般设备，那个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设备事先没有上级通知做好准备。当他们得知了要送的人是父亲，他们自己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它开启，以最高规格表示对逝者的敬重。
9
不知道这个自发的送别得罪了谁，我们又受到了新的刁难。此时下手让人难过之处，莫过于丧葬费了。父亲生前没有“职业”，没有普通城市居民的“劳保”，也没有“工作单位”，按规定只能由民政部门按社会无业人员那样发放最低的丧葬费用，金额还是几十年前的规定，随着物价的上涨，现今连个体面点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封建王朝时有句话，对人最刻薄的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此时此刻，莫过于此。
陕西老干局实在看不过去，但无法违抗那个“政治格局”，也不便违反上面“规定”。他们反复商议，对我们家属说，赶紧找出一些医药和看病的发票，与此相关的或多少能沾上点边的发票也行，不是说老人家看病吃药可以全额报销吗，那就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尽管抚恤金一时没有着落，他们还是比照干休所里其他去世的老干部的标淮，费用一律从宽从优开支报销，并及时地发放了。在这上，陕西省领导表现出了从容大度，老干局不愿再请示北京了，因为每请示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比他们想的差得多，不仅有时不近人之常理，有的甚至难于向公众启口。
10
令人心痛的一幕终于过去。
我仔细地回忆着父亲最后的日子，想他还有什么交代的事让我们办。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幕，当父亲在喉管切开手术后，就没有了说话的机会，他被送回病房麻药失效后，病情很快就恶化了，一时清醒，一时昏迷。有一天我们去看他时，护士对我们说，早上接班时发现父亲自己咬烂了自己的舌头。护士的表情极为惊讶，她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一个人咬破了布满神经的舌头，是多么大的痛苦，父亲一定是要以此表示什么。他在弥留之际有话要说，他不愿意让人堵住他的口舌，他有多大的冤屈要说，有多少历史真相不愿意让它们湮灭。
父亲初到北京住院时仍然很乐观，他自认还有几年阳寿，说病好后要把他的回忆资料继续修改，他说他不怕死，但不想现在死，他还有事要作。喉管切开手术后父亲病情的急剧恶化，令他意识到，他的心愿怕是难以自己完成了。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就咬烂舌头示意我们，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竞事业……
我把存在我这里父亲的东西清理出来，有他的手稿，有录音记录，有他的书信，还有我记下他谈话的笔记。最多的是一些我记写的小卡片，有他和我长谈的实记，有他闲坐或散步时即兴议论，有他和来看望他的人聊天谈事，有他和我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每次之后我都立即整理记写下来，久而久之，居然记下了五百多张卡片，七个本子，后来有了电脑，就及时输入，已累积成了几十万字的电子文档。我看着它们，细心作着整理、核对、取舍、归纳。此时，父亲一生的经历，特别是他遭难重新有点自由后走过的二十年艰辛的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整理父亲留下的谈话记录，重新阅读这些年来父亲写给我的几十封信时，我把他的遗像摆放在我书桌上，他面对着我在笑，像是在鼓励着我，可是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在那些稿子上写的修改和批注，已经成了他最后的遗笔。
父亲晚年受了那么沉重的政治打击，他没有消沉，他把最后二十年精力全投入到他认定的崇高事业中去了，他要还原一些历史真相，把它们留给后世。父亲耗尽心血和精力作这些事，他的一句话令我悟出了其中原由，他说：对那段历史，毛泽东不是最后的裁定者，邓小平也不是最后的裁定者，历史才是最后的裁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