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指挥部成立后，编组既定，就分三路追击共军。十二月一日共军乘虚占领永昌和山丹。张掖因韩起功防守严密，无隙可乘，共军未敢轻举攻城。此时新编第二军第二旅马步銮旅，第三旅马忠义旅，尾追共军，自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民国二十六年元月底，在武威以西的四十铺，永昌以西的二十铺，红庙墩和永昌东南的八坝及水磨关之间，展开激战，鏖战缠斗，形成拉锯战，我军抱着宁死一万人不失寸土的牺牲精神，英勇战斗，勇猛作战。
在当时西路军的策划者，张国焘所写的《我的回忆》中有：我当时最注意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马氏)骑兵旅苦战，虽会获得几次零星的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势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
“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中，每日都有谈话会，毛泽东、张闻天似乎因为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辞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
缘因河西走廊正在鏖战方甘之际，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成在西安劫持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张、杨力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河西共军前线喊话，“蒋委员长已在西安投降，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对于这个严重的突发事件，青海方面分两方面分别表明态度：第一，马步芳会同马步青和中国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李天民、马绍武、郭学礼、书记长李晓钟，青海省政府委员李乃芬、谭克敏、魏敷泽、杨希尧、魏敷滋、姚均等向南京专电表示;“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委座效力外，他无所顾。”第二，在河西加紧作战，以实际行动打击共军。我军则因蒋委员长精神感召，对共军喊话置之不理，反而积极作战，愈战愈奋。十二月十四日，在永昌四十铺之役，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永昌城外北海子及南渠之役，勇猛痛击共军，一度发生白刃肉搏战，共军不支败退，我军乘胜追击，我刘呈德团、马忠义团、马元祥团各部，于二十八日力克永昌，共军向西逃窜，且自动放弃山丹、集中残部于临泽及高台两城顽抗，希图休整。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底，共军在永昌失利后，其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率残部占据高台，在高台构筑工事，希图顽抗。我马彪部于二十六日年元月十日抵近高台近郊，十二日开始猛攻，共军拚死抵抗。在高台城西有一碉堡，与高台成犄角之势，其中驻有共军一排，掩护共军防守高台。该碉堡周围以栆树树枝做障碍，无法通过，若不先克此碉堡，则高台实难克复。自十二日开始猛攻，一连七日毫无进展，我骑兵团马团长得知，于十九日亲自率领冶占林、杨占林两传达兵，手执大型扫把，冲至障碍，拉开栆树枝，进入碉堡底层，点燃扫把，碉堡的椽木因为年久，实实在在非常干燥，一见到火就燃烧起来，顿时碉堡便成一堆火堆，一排共军全部烧死。高台失此凭借，我军与二十日拂晓集中所有步骑兵力，奋勇猛攻，是日中午我马彪部首先攻入高台，发生激烈巷战，以大刀肉搏，前赴后继，双方伤亡非常惨重，共军第五军歼灭大半。是役共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二十四师吴代朝，第九军三十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及特务团团长均被击毙。
战役刚结束，我马忠义旅长登城巡视，发现在两个女墙之间横着一根粗木中间系着一根粗绳向城外垂下去，他判定必定有人经此下城墙逃脱，用望远镜向远处了望，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黑色人影在移动，急派骑兵数人，指明方向，迅速弛追，半小时后果然追到那个行动踉跄的人，当时即被逮捕，那人自动承认“我就是共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不愿再走，就地坐下，结果就地枪决。
二十一日，在临泽以南的沙河堡，与共军混战终日，其骑兵师政委秦贤道被击毙，自次日起临泽之役，鏖战一昼夜，共军骑兵师师长秦俊彦被击毙。
共军在高台、临泽失利后，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已失去西进能力，因之放弃通过兰州、嘉峪关大道，转向南移，由张掖以南之龙首堡，窜入祁连山。
青海各届闻讯，我军在河西战役中大获全胜之消息，欢腾鼓舞，派党政军代表郭学礼、马德、马师融、魏敷滋等，由西宁专程前往河西慰劳。
西安事变，蒋委员长被张学良、杨虎成劫持，共军在陕北及甘肃河西一时十分嚣张，此时东北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北回民处境危殆，内外情势至为不利，，但西北同胞，上郅军政人员，下至一般贫民，莫不拥护中央，爱戴领袖，继续在河西坚决而勇猛的进行剿共的军事战争，与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作殊死斗争，迨张学良悔悟，护送蒋委员长回京，而杨虎成置中央善后命令不顾，形势复杂趋紧张，西北回教领袖马鸿逵、马步芳等二十六人，于民国二十六年元月二十日通电全国，陈述三点：
(一)内战固须避免，然剿匪并非内战，真正之和平，当于秉承天地之正气，整饬国家纲纪中求之，始有济耳。
(二)侮御固须集中国力，然危害国本之危险份子，仍当别论。
(三)戡定内乱，系中央大权，政治不能解决者，自当以武力解决之，此为立国之常经，对于陕变，岂能例外?
原电云：以上三点，鸿逵等认为平定陕乱，国人应守之概念，并且盼杨等及其部属，凛遵国家善后命令，在中央指挥统一下，挽救危难之国运，使西北不致惨遭蹂躏而丧国家之元气。若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西北人民，拥戴国家，爱护桑梓，决不与杨等叛部及万恶赤匪同戴一天。
通电发出之日，即高台惨烈战役大获全胜之时，马步青在所着《河西走廊歼灭战》中说：“高台之役，无疑是决定性的一战”。共军第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在所写《走出祁连山》一文中说：“高台血战七昼夜，第五军又几乎全军覆没。”通电中说：“西北人民，拥戴国家，爱护桑梓，决不与杨等叛部及万恶赤匪同戴一天”。高台战役之辉煌胜利，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与正面的答复。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一日，共军自认为主力已被歼，在实际与形势上，已失去取胜的条件与因素，因之发出哀鸣，致函我总指挥马元海商洽和平解决战端，总指挥置之不理，未予答复。他认为：共军在高台惨败，军头被击毙甚多，踪象显示，已放弃通过兰州、嘉峪关大道西进的企图，转向南移，窜入祁连山区之可能性很大，诚如此，则为孤军深入，陷于狭长崎岖山峦层叠，路径狭小的山岭绝地，给养补给都是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且该地区是祁连山的主峰所在地，高度海拔六千公尺，终年积雪，不曾融化，在此严寒季节，匪军窜入毫无人烟的的山区，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匪军大多是南方温暖气候中生长惯了的人，对于严寒刺骨的气候，绝难适应，因此天时地利对于共匪绝对不利。现在乘未完全窜入祁连山之前，把握时机，将留在张掖以南倪家营子的一股匪军予以聚歼，则河西走廊之战，很快就可结束。
马总指挥调马元彪、马禄、马朴各骑兵旅以及马步銮、地、韩高功、刘呈德等部，连同湟源、循化上四工、西宁等民团，参加此一决定性之战役，胜利公算甚大。总而言之，是投入河西战役全部兵力百分之八十，以绝对之优势兵力，以高山压巅之势，猛烈一击，一举荡平此一共军的残部，永除后患。于二月二日对从倪家营子发动猛烈攻势，奈因共军于走投无路之际，作困兽之斗，顽强死力抵抗，双方伤亡惨重，至二月下旬，我军休整三日后，于二十二日集中火力，密集射击，并全部军力，发动猛烈攻势攻击，继续激战五昼夜，更番轮战，我循化上四工民团司令韩忠良，团长马忠良，营长马学良、马朝选等英勇牺牲!第二路骑兵指挥马朴臂部负伤。二月三十日倪家营子及附近堡寨十余处先后克复，残余共军逃出重围，在龙首堡与河调堡之间，我西宁民团遇伏，发生遭遇战，结果阵亡多人。
元月四日，共军第九军残部，由山丹以南之凤凰山、西流沟、南流沟，占据了梨园堡，同时我军尾追不舍，于八日进至梨园堡近郊，集结三个骑兵旅，围攻该堡，继鏖战整整三个昼夜，共军二十九军政委陈海松和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被击毙，我马彪部团长谭应德、马占成、英勇牺牲，十二日克复梨园堡，共军残部经龙首堡窜入祁连山峡谷的康龙寺一带。
龙首堡是由河西走廊向南越过祁连山山谷，是青海极北面的一个堡寨，是甘州河流过祁连山山谷之口，是甘州河谷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其南方为黄番寺、康龙寺、红湾寺和二寺滩，黄番寺在河西民乐县南方大雪山之阳，甘州河之南接近青海祁连设治局所属扁都口。该地区为西北名驹骏马的著名产地。共军残部逃到龙首堡的不到两千名，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右支队由军长孙玉清率领，左支队由军长程世才率领，总率领为徐向前本人，分别逃窜。我马忠义部、刘呈德部，以及部分民团，在甘州河谷黄番寺、康龙寺、红湾寺一带的大坂、山峦、峻岭之间，节节扫荡。三月二十五日，在牦牛山麓激战中，其右支队大部被歼，共军第30军88师师长熊厚发被击毙。同时，共军第9军军长孙玉清经梨园口失利，率少数人逃窜，在草岭大坂的三道沟脑流窜时，被肃州民团发现，正在设卡防守，我马忠义旅长下令围捕，激战数小时后，孙玉清被俘，右支队被扫荡肃清。
左支队约计一千人，由30军军长程世才率领，在甘州河谷流窜时，为马忠义部及湟源民团李增荫团尾追，正在共军打尖休息时，徐向前向当地土着问询，这个地方叫什么?土着答道：红湾寺。徐向前吃了一惊，啊的一声，红、完、死，完了，完了，红军完了。又说，只有逃命一条路了。便决计向西逃窜!我马忠义部及李增荫部之骑兵追至甘州河谷野牛山原始森林地带，共军窜入原始森林，判断共军脱逃者为数不多，且我军给养补给困难，所以没有追击，返回甘州防区。总指挥马元海派第100师刘呈德团兼程开往嘉峪关外，在玉门、安西一带部署，以堵截窜往新疆之路，四月底共军残部在安西附近窜出祁连山，即为刘德呈截击于安西、五营村、王家园子、红柳园子、白墩子一带，共军残部死伤多人，又窜入戈壁滩、嘉峪关外，截击行动就此结束。
河西走廊之役，始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共军利用截获我商民的羊毛皮筏，在靖远县中泉子强渡黄河，至次年四月底安西截击止，以整整半年的时间当中，最惨烈的战争有四次，第一是克复古浪，第二是鏖战高台，第三是倪家营子拉锯战，第四是扫荡梨园堡。
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是共军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会议时，原有8万多人，附在青康草原水土不服，生活困难损失甚重。在甘南改编为西征军时，尚有3万人多装备优良，是共军的精锐，且为久征惯战之师，强渡黄河之后，企图在河西走廊盘据，扼甘新之要冲，西进打通新疆，希图取得国际共党的援助!
青海是马步芳统辖的新2军第100师，海南警备第1、2旅，马步青的骑兵第5师，其总兵力不到3万人，武器装备，远较共军低劣，民团方面谈不上训练，只是在保卫家乡，卫护宗教自由的大原则下，以血肉之驱，持着长矛、大刀以及十九世纪陈旧的枪支——套筒、铅丸火枪，借凭着武器不顾一切，牺牲肯战、力战、死战、与共军缠斗、硬斗、决斗进行惨烈的殊死战争认为只有胜利是一条生路，没有胜利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决心与共军拚斗到底。
列宁说，回教是共产主义的绊脚石。这话一点没说错，回教的信仰中心是宇宙间只有唯一无二的主宰，他是全能于万事，而且是仁慈公道的，他创造了大地万物并养育之。共产主义坚持无神论邪说，反对一切宗教，到了毛泽东当权后期，刻意神化自己，《毛选》成为大陆人民遵奉的经典，家家供奉毛像，对一切宗教无不横加禁止，使大陆人民不但物质生活贫乏，精神亦无所寄托。中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乔连升说，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的，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经上述讲话可以明确的看出，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扼杀一切宗教直到消亡为止。
河西剿共战役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战，西北民风纯朴，宗教信仰极为浓厚，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因为共产思想，在理论上遵奉马列主义，坚持荒谬的无神学说，否定宇宙间唯一主宰的存在。在这思想冲突的情况下，以宗教奉献，牺牲的信念与决心，激发了无比的奋勇与斗志，在任何困难与情况下，奋斗，牺牲，不计一切的为卫道而与共军周旋到底。
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河西走廊战役，是青海与河西四郡的全民，不计一切的参与了战争，汉、藏、回都没有例外奉献了一切。汉族、藏族信佛，回教信仰真主。一位汉族同胞听了共产党的无神论后说，既然人类是猿猴变的，把老天爷创造的万物之牲为后代。藏族同胞听了共产党的无神论之后说，人类是猿猴变的，我们大家都不例外，那么我们的佛爷如何归属?那个藏族同胞说：啊妈妈!佛爷也是猿猴变的!那我们顶礼膜拜的是牲畜，把佛爷糟蹋到这种程度，是可忍，还有什么不可忍的呢?
除了思想问题外，其次是天时与地利对共军极端不利，十月是冬季的开始，共军大多是南方温暖地区的人，从南方流窜到河西，都是穿着轻便的衣着，河西走廊南为祁连山，高达六千公尺，终年积雪不得融化，北为蒙古戈壁，气候寒冷异常，冬季最冷时候，平均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共军没有厚暖的衣着，而且河西走廊的物资贫乏地区，补充不易，这一天时的困难确实无法克服。
谈到河西走廊南为祁连山，若共军越过山峦重叠，险峻难行的祁连山，向南求生，既无可能，环境亦不允许。向北横过蒙古戈壁，向宁绥逃窜，不要说给养无着，连饮水的供应都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共军只有在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前进，这样就遭青海骑兵尾追、截击，无法避免了。
第三的兵种性能的差异：青海是著名的产马区，所以青海以骑兵着称，这次河西战役，青海编成三个骑兵指挥单位，发挥骑兵的机动性能，用来对西侵的共军。马步芳在其自编的骑兵歌中有：突前线，扰后方，像闪电，似疯狂。真的在机动性能上的确一等一的灵活。同治初年陕甘回民反抗清庭统治时，陕甘总督杨岳斌在奏折中说：每值接仗，千群万骑，以相抗拒，一经击败，狼奔豕突，行走如飞。我军多系步队，日行仅数十里，纵倍道驰骋，亦仅百余，未及数日，辄复疲劳，往入出截前，竞乃反落其后马步之势异，饥饱亦复相殊。左宗棠致其子孝威信上说：贼剽锐殊甚，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遇暇军则有隙即入，亦不即招架，非长毛所能。可见河湟骑兵机动灵活，自古已然。在这次河西战役中，的的确确，骑兵发掘了极大的机动性与灵活性。比如共军刚刚驻营、休息、做饭、准备住宿，青海骑兵一见共军炊烟，急驰而至，共军来不及吃饭，将做好的饭食倾倒后即行逃窜，如此一连数日，真是马步之势既异，饥饱亦复相殊了!在青海骑兵飙疾如风的追逐下，共军经常饥腹行军，岂有不疲惫之理?
第四是共军情势判断的错误。共军在强渡黄河之前，有一个敌情研究与判断，参加意见最多的是共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董是河北新河县人，北京清河预备学校及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炮科毕业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过职，孙连促将军在青海省任第一任主席时，董任团长之职，在青海驻过防。民国二十年，随孙连仲将军有江西剿共时，在江西宁都投入共军，此次在西征军任第五军军长之职。
民国十七年凉州镇马廷勷反抗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向西宁镇马麒求援，马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暗中派马伏良(外号七大栅)、马朝佐(外号仓大人)、马子龙(外号八营)等三个营，前往攻取永登，与西北军作战过，这三营一听见机枪猛烈扫射，便逃回了西宁。因此董振堂对马麒的军队训练认为平常作战能力不强，他认为渡过黄河，打垮青海军队没多大问题。董的判断当在民国十七、十八年时确实如此，西宁马麒的所有军队，三日一操练，春秋二季各会操一次，多半数的士兵把给养合拿到家中生活，所以当时有“我只吃粮不当兵”之谚，但自西北军进驻青海后，对青海军队的训练，起了示范作用，尤其是马麒之次子马步芳对军队训练非常认真，仿效西北军的训练方式，因之军队的素质起了决定性的变化。这一点董振堂没有料想到。对青海军队作战能力的低估，是共军在河西走廊失败的一个主因。
共军窜入河西后，张国焘致电毛泽东与张闻天，说明组织渡河西进之理由：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我军应向宁、甘发展，其目的与外蒙或新疆取得联络，打通国际路线，接受国际援助。其最终目的，在取得与新疆之联络，接受国际援助。那时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有3万多人，渡过黄河，到河西的人数，只有3万人之数，而且共军第四方面军的精锐，是久征贯战的一支有力部队。马步芳的新编第二军所属的第100师，海南警备旅以及马步青的骑5师等，共计兵力2万多人，其武器装备，远较共军恶劣，其训练亦不及共军精良，照当时有形的战力来说，实在不能与共军相拼、相斗，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可是，为了保卫家乡及卫护宗教信仰的两大前提下，发挥了至高无上的牺牲精神，为国家，为桑梓，为宗教自由奉献一切，以血肉之躯，拼死决斗，在“不牺牲绝无生路”的决心下，力战强敌，在艰苦中求胜，在危险中求生，付出了空前的牺牲代价之后，换来了惨胜。从靖远渡河，到古浪克复，我将、校阶级的军官、佐，为国殉职者70余人。且看马步青在其所着《河西走廊歼灭战》一文中说：如果说古浪之役，是这一整个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张掖、高台之役无疑是决定性的一战。我军防守张掖的部队是韩启功旅长，而匪军进袭该县的是程世才的第30军，高台地区进袭的匪军是董振堂的第5军，当时兵力既然是旗鼓相当，所以在张掖地区形成拉据战一直持续了1个多月，双方死伤都很惨重，而且都濒临精疲力竭的地步。从青海调来了几个地方团队，投入战场，于是起到了预期效应，不久急转直下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据共军第30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所写《走出祁连山》一文中说：“古浪一战，9军兵力折损一半，高台血战7昼夜，5军又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英勇牺牲，最后又在梨园口、康龙寺作战失利，30军遭受重大伤亡，政委陈海松同志战死，30军杀出重围之后，部队已溃不成军。至此，西路军的3个军及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已大部断送。追兵向乌云似地卷来，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只好把不到两千名的部队，编为左右两个支队，跑到深山打游击。当时红9军剩下的五百多人，编为右支队，红30军余部千余人，加上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的一些干部编为左支队，自石窝进入祁连山。我们沿着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西进，，整整走了47天，才从安西附近跨出祁连山口。我军攻安西不下，在王家园子又陷入了重围，激战了一整天，当晚才突围。突出了重围之后，我们涉过寒冷的黑水河，一口气跑了90里，第二天黎明才到达白墩子，刚到那里，那知道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我们且战且走，在红柳园子又遭包围。这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战，我们砸碎了电台，守着一片起伏地，准备和敌人拼到底。入夜，我们又突围出来，进入了戈壁滩。当时我们有统战关系的新疆部队，把我们接进了星星峡，五一节，党中央的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带着几十辆汽车，载着衣服、碗筷和哈密瓜来迎接我们，我们向一些虎口余生的孩子，扑进了母亲的怀抱，一时百感交集，热泪横流。悲壮的西路军结束了，活着回到迪化的只有700多人。”
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3万人，在河西走廊失利，逃到迪化的只有700多人，其中包括徐向前本人，政治部主任曾传六，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等。
这次战役，青海军以劣势之兵力，孤军奋战，力克共军精锐，歼敌3万余众，战果丰硕，战绩辉煌，其对国家有如下的贡献：
张国焘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编组西征军，企图挥军向宁、甘发展，与外蒙或新疆取得联络，打通国际路线，接受国际援助，如果我军不以劣势的装备，对共军作殊死战斗，以屡败屡战的顽强斗志拚个你死我活，绝对不会有辉煌丰硕的战果，将共军全部被歼;假如共军得逞，占领广大的河西走廊地区，扼甘、新通道，盘踞该区，与新疆取得联络实在不堪设想。自古“保西夏以固关中，固关中以定中原”，顾祖禹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绝，酿天下之祸。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可不畏哉!”。顾氏时代所说的陕西包括甘肃在内，陕甘两省虽在西北边隅，而一治乱，关系中国的命运甚巨。左宗棠亦谓：“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抵减亡”。
二十六年四月底，河西走廊战争结束后，共军全部被歼，时隔两月之后，七七抗日战争开始，邀天下幸，西北大后方得到了安全与巩固，屏障了西南川、黔的平静。西北和西南两大后方，是支持抗战到底的两大支柱，有了安定的后方，所以八年抗战，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假使我军在河西走廊失利，共军得逞，则形势突变，局面全非。例如抗战胜利后，林彪在东北接收共产国际之直接援助后，入关扩大叛乱，则国军节节败退，以致播迁来台，是其最佳说明。
当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窜至吴起镇，与陕北刘志丹、徐海东两匪合股时，毛泽东仅剩余二千余人。这是国防部剿匪战史的记录，当时担任西北剿共的几十万大军，如果有通心协力，切实配合，包围痛剿，以毛泽东率领的二千余残共，一鼓歼灭，绝非难事。实际上几十万大军“围而不合，合而不击，击而不猛”，留此后患，使我全民受史无前例之空前浩劫，居今思昔，感慨良多!
平心而论，青海军队以劣势之装备，肯战、力战、死战，仅凭坚强之斗志，孤军奋战，力克共军之精锐，将其全部3万之众予以歼灭。可惜当时的东北军情切抗日，自然不肯认真作战，就是嫡系的中央军，何曾力战过?共军长途流窜，国军仅在数十百里之外尾随，和清同治初年，陕西回民反清，清军尾随的情况颇相似，刘蓉说：“每一进攻，辄虚其数面，以似之走，以故此剿彼窜，殄除之数无几，而蹂躏之地转多，朝廷览其奏报，以为克城破垒，收复地方，勋业卓着，安知其流弊至于此哉?”又说：“如环节、攻而歼之，剿一股了一股，则逆势挫伤，不过数四大举(原文如此)，余党兽散。然而各统将不肯出此者，不但虑合围鏖战，胜败难期，而且旷日累时，无赫赫可见之功，不如击之使走，则捷报频闻，可为幸功邀赏也。”很惋惜的是，一日纵敌，百世为患，势穷力蹙之残共，几十万担任剿共之大军，如毛泽东之二千余残共，几十万担任剿共之大军，未能殄灭，使残共绝处逢生，虽与曰天意，岂非人事之未尽其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