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有一个避不开，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亲自发动者和最高领导者;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指挥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名义上是副组长、代组长，实际上是当家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终身最高领袖;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妻子，新中国的首位第一夫人。江青在众多场合高声宣扬“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以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无人提出过质疑。而毛泽东对此也长时间处于默认状态，只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才在1974年7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可是，连当场亲耳聆听此话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也不能完全接受，认为总能代表一点吧。
毛泽东在世时，江青高升、显赫，号称“文化革命的旗手”，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毛泽东逝世后仅27天，江青即被隔离审查逮捕下狱，成为世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公开审判定罪，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如此大起大落世所罕见。这真是一种错综复杂而又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而神秘的作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标记和深刻烙印。
这种特殊关系不仅是中国人研究“文革”史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也是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邓小平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这位女记者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她问：“中国人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1]“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2]等。而邓小平则明确回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性质是不同的。”[3]同时又指出：“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4]邓小平的回答，为澄清一些议论和猜测，提供了关键性的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样的回答，并未能彻底解开人们心中关于毛江关系的种种问题和疑团。不过，邓小平的回答也没有关闭人们探讨毛江关系的大门，而是留下了继续探讨澄清历史真相的很大余地。
一
人的情感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情感更是如此。因此，要搞清楚毛泽东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关系，就必须对他们二人在此之前的情感生活的发生和延续作一简要的回顾。
毛泽东认识江青是在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江青奔赴延安之后[5]。毛泽东同江青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流传版本颇多，什么“课堂表现说”、“登门请教说”、“康生介绍说”等等。不过毛泽东和江青本人都没有写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这种属于二人感情世界的东西，已无从考查，而且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也并不是重要的。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相识、相爱和结婚，并不是由党组织安排和负责介绍的。而且可以说是违抗组织的意志，抗拒舆论的颇大压力而进行的一种自由恋爱式的结合。
对于毛泽东与江青的这段姻缘，当时在延安就议论颇多，成为街谈巷议的一个热点。不仅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大多持不赞同的态度，女同学反应尤为强烈，认为江青不配成为党的领袖的夫人，而且地方党组织亦有专电中央表示不赞成的。
例如，当时的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刘长胜等，就曾向党中央汇报江青在上海的种种不良表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亦曾专电延安反映曾在当时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杨帆(当时名殷杨)对江青的看法。由于反映颇为强烈，以致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洛甫)不得不出面找毛泽东谈话，劝他慎重考虑，但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7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革命前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比如老红军曾志(陶铸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就说：“我当时就十分疑惑，像主席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怎么会与上海滩这位声名狼藉的明星结合呢?她与贺子珍是两路人。”[6]而且谈到1939年初到陕北见到彭德怀时，还谈到“已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的蓝苹(江青)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传闻。”
可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在2010年第6期的《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江青的亲情世界》的文章，头一个小标题就是：“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他的回答是：“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杨银禄认为，江青能够放弃在上海过明星的安逸生活到条件艰苦的延安，说明“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因此，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这里杨银禄似乎混淆了一个界限：奔赴延安是一回事，而同毛泽东结婚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江青当时是革命的女青年，有条件被毛泽东选择，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选择她做终身伴侣是明智和适宜的。因为，即使是一般人的恋爱结婚，也要考虑对方除政治以外的其他条件。而对领袖的婚姻条件，明显地应该高于一般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于女人，妇德是一个必需考虑的重要条件。
我并不赞成“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妇德标准。现代社会主张恋爱自由，女人的贞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认为是头等大事;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贞操也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江青当时虽然只有24岁，却已结过两次婚，又同别的男人同居过。而且由于同上海艺人丈夫唐纳的婚姻纠纷，在小报上闹得沸沸扬扬，绯闻缠身，名声颇劣。加上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还没有审查清楚。在这一方面，江青同杨开慧、贺子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样一个女人，一般男人选为对象都要思之再三的，何况是要做党的最高领袖的夫人。
况且，在当时的延安，毛泽东选夫人可以挑选的对象颇多，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的。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个男人，有权利选择自己心爱的女人。不过，情感有时是会蒙蔽理智的。毛泽东在同江青结合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较之他处理军事、政治等国家大事要略逊一筹，并不能认为是很明智的。说是失败的婚姻，可能有点过份，因为也曾经有过爱情和幸福。而且人是会变化的，感情也是会变化的。谁也难以预料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如果从结果的角度来回顾，作反向的历史考察，那么应该说，毛泽东选择江青做终身伴侣并不是明智而慎思的选择，并不是最佳选择，结果也并不是美满的。
二
从1937年秋毛泽东与江青相识，1938年11月两人正式结婚，到1963年江青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这25年可以概括为两人关系比较平静和协调的时期。江青还做了些好事，没有出大格，当然也会“偶而露峥嵘”。这25年可分为两大段：
1937年秋，蓝苹到达延安并改名江青，一年后同毛泽东结婚，从此开始了她个人生活历程中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阶段。到延安后，江青先后在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抗战八年中，除演戏外她几乎很少出头露面，主要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并协助毛工作。在这八年中，二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1939年曾在毛主席家吃饭的曾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江青因怀孕反应，吃饭时呕吐，“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7]当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当连长的高富有也说：“那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8]
1947年转战陕北时，江青任中央纵队直属队的协理员。这段历史是后来被江青本人屡屡提及的个人经历中光辉的一页。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在延安的十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9]是否真的这么好，我难以确定。但应该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江与毛的感情虽然也不时发生一些纠葛，就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协调的。
1949年进北京，是中共变成执政党的历史性大变化，当然也是江青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毛泽东以党的主席而又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江青成了名正言顺的新中国第一夫人。随着身分、地位和物质条件的巨大变化，江青“官升脾气长”，性格中卑劣的方面越来越显露而发展了。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江青的脾气越来越大，稍不如意便大发雷霆，很难侍候。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江青的感情世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志在前引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去看望他，都六月份了，主席还穿条破旧的有几个洞洞的毛裤。我问：‘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没毛病，只因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后来是曾志在广州帮毛主席订制了两套线衣线裤。不过，因为江青生病，还曾因患子宫原位癌，去苏联做过手术和放射性治疗，毛泽东“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到广州时，毛泽东把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自己住较差的三号楼。毛泽东还特别嘱咐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10]。
从总体上说，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同江青之间的矛盾显著增多。而毛泽东对江青也采取“管半个”的态度。所谓“管半个”，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同自己的秘书高智在散步的时候说的。毛泽东说：“江青我只能管半个。”高智说：“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毛回答：“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高智接着说：“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11]
有一位毛主席卫士的话，把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说得很形象。他说：“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12]毛泽东中共建国后—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以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睡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
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去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病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几个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疗养区如北戴河等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至于玩不到一起，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而毛泽东对卫士长说的话层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泽东认为：“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当然这个话也可能是毛泽东不高兴时说的，也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从江青的角度说，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这些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中共建国时，江青还是年方35岁的中年妇女，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21岁的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代表毛江二人关系的全部，而主要是生活中的表面现象。考验夫妻关系的更重要的应是对重大事件的处理。而这方面恰好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当时住在那里研究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其间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江青你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材料交中央组织部，你要好好交待等。江青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是反毛的。毛泽东当即找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指令设专案侦破。这说明毛是信任江青，而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的。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匿名信专案一直到1961年才破案。写信者竟是曾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伯渠的夫人朱明。“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13]
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那个时候毛泽东同江青关系的事。1960年代初，有一次江青为一件小事而责骂了杭州某宾馆的服务员张素兰。李敏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14]毛泽东能为江青的事向一个服务员道歉，并说出：“为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这样份量很重的话，说明同江青的关系是好的，是有感情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江青的某些政治观察和分析，还是欣赏的。对她反映的某些情况和问题，还是重视和赞同的。毛泽东有一次去广州，就曾亲口对省委负责人陶铸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15]而这一点，也正是江青自己引以为荣的。按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16]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性质吧，在50年代江青公开露面参加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并不多。影响比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她参加了为配合这场批判而进行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日报、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训当时活动的几个县委的宣传部等共13人组成。其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化名李进的江青。他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访问160多名各界人士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又印成小册子，产生较大影响。这篇《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吓人的大帽子，说他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强加的罪名，已经显示了江青善于用“左”的观点强加人罪的特点。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这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于50年代的二人关系，江青曾与延安的老熟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过一段话，颇有一点自我总结的味道。江青说：“想到目前、度日如年。我和毛主席生活不融洽，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是无法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之间，只是政治夫妻而已。”[17]“政治夫妻”一词不太好听，但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到了“文革”时期，就发展扩大到了极端。
三
江青在中国政坛上日益活跃起来是60年代之初，打出的旗号是搞“文艺革命”。这是借助于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的东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发展，用他主观认定的“阶级斗争为纲”去观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毛泽东写下《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半年后的1964年6月27日，他在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写下一大段《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他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需要“认真改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江青出场了。她先是准备抓京剧团，以北京为基点搞京剧革命，但没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的支持，于是转而去上海。在那里，她得到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的支持。
关于江青是如何举着“文艺革命”的旗号，搞所谓“样板戏”，当时在文化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曾有一段亲身经历的生动描述。
1964年全国京剧会演时，山东京剧院带来一个剧目《奇袭白虎团》。试演时，江青突然出现在剧场。没过几天，她突然召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周巍峙等到中南海开会。会上，江青趾高气扬地说：“抗美援朝的事，你们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诉你们那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奇袭白虎团》不过是其中小小一段插曲，你们告诉山东京剧团，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啊，对了，那个带队的什么宣传部长，不就是谭启龙(当时山东省委书记)的老婆吗?告诉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又说什么山东省不接受她的意见，妨碍她修改样板戏，那个女宣传部长也被打成反革命，《奇袭白虎团》就成了江青指导创作的样板戏”。[18]这位作者是江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同学，已经十多年没有看见过江青，她的突出感觉是：“江青变了。”
如果说，江青搞“文艺革命”是借着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的东风，那么，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高压强势的姿态登场，则完全是毛泽东亲自一手策划导演的，而江青也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这集中体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中共中央文件的炮制和出台的过程中。
江青要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充当急先锋，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而且要有一种权威的形式出台，造成一种令人慑服的声势。可是，江青在党和政府中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职务，资历浅、地位低、名声又不太好，不好出台亮相。恰好此时，1966年2月初，北京由彭真出面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扩大会，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份提纲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企图把由批判京剧《海瑞罢官》而在全国引发的大批判狂潮限制在上层建筑领域和学术批判的范围之内。这份文件在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各地。批转前，在京中央常委讨论过，彭真等还专门到武汉请示过毛泽东。当时毛并未表示反对。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就把《二月提纲》发至全国。但是，很显然，这是有悖于毛泽东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方向和意图的。《二月提纲》的发出，为江青阐发“左”的文艺理论(当然不只限于文艺)提供了适宜的时机和对立面。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江青去找林彪，以借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和声威来产生一份表达自己观点的文件。江青专门到苏州同林彪作了长谈，二人一拍即合。
江青到苏州找林彪长谈后，林彪马上给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对江青大加赞扬。这个指示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文字不长，但对江青评价非常之高，什么“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的意见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等等。实际上把江青摆在部队文艺工作太上皇的地位。这不只是政治观点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中互相勾结和支持的需要。
根据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他们与江青一起开了一次会。从2月2日到20日，18天中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共2l部电影)，看戏3次。实际上主要是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别人记录而已。部队同志整理的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又专门请了并无军职的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参加，反复修改。最后又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重视，亲自审阅修改三次，然后才送林彪，建议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文件的名称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几个关键性文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可见，从始至终，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赞成，便没有这份《纪要》。
《纪要》的核心和要点是提出一个十分错误的论断，即：“文艺界在中共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文艺的结合。”因此，《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些论断很明显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但却是符合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是他的关于文艺的两个错误批示的延伸。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是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观点和意图的。
3月19日，江青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示“根据你的委托”，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几经修改已经完成。信中特别强调：“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传达了毛泽东17日的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这个批示反映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关心和重视，不但亲自审阅修改，而且连如何发出的方法都考虑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