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接到江青信的第三天，就给军委各常委写了一封信，对这份《纪要》大加赞扬，给予极高的评价。信中说：“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修改，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文件本身是毛泽东亲自审阅，而且修改三次才定稿的。林彪又作了这样一番高度赞扬和肯定，还会有哪一位军委常委能提出不同意见呢?自然是顺利通过。在用中央军委名义送中共中央之后，4月10日，这份《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到全党。从这个全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场主演者是江青，后台支持是林彪，而全场的总导演则是毛泽东。
四
江青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制造舆论到具体发动，煽风点火，运动群众，制造天下大乱，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而这些当然是遵照毛泽东直接授意和总体意图来施行的。
毛泽东自认为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江青策划组织写出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序幕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江青，还是毛泽东都是承认的。据江青说，批判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她先向毛泽东提出的。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支持，但允许她保留意见，她才敢于组织写批判文章的。江青说：“当时彭真拚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20]又说：“1961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21]，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22]江青这段讲话大体上是比较真实的，这可以从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只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23]这就是说，这篇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而在全国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引起巨大震动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打着毛的旗号先搞起来，然后再经过毛的审阅、修改、批准，再公开发表的。在这个问题上夫妻二人的配合是十分紧密而适当的。
毛泽东希望看到的那种亿万群众奋起造反，风起云涌，意气风发，各种群众组织遍地开花，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由江青一手操纵的中央文革，千方百计，煽风点火，制造事端，运动群众而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
众所周知，被毛泽东御封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由康生等人授意引发的。而这篇大字报在中央电台的广播和《人民日报》的发表，加上配发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放开群众手脚，“踢开党委闹革命”，打乱原有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之势，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毛泽东对这点是满意的。他在之后不久说：“时间很短，来势很强，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24]
当时的各种各色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多如牛毛，名目繁多。例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司令部，分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有聂元梓(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所谓五大领袖。上海的工人全市性组织就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工人赤卫队两大派。赤卫队被打垮后，站在工总司一边的还有几十个组织。在著名的《紧急通告》(1967年1月8日)上签名的群众组织就有32个之多。武汉“7·20事件”时的两大派，一派叫“百万雄师”，一派叫“三钢”、“三新”，其实大派下边的群众组织更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有的组织可以多至成千上万人，也有只一二个人的小战斗队，在那里“傲霜雪”、“丛中笑”。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两大派，一个叫“九一五”，一个叫“九一六”，在北京也很有名。中共中央党校人数不算多，只有千余教职员工，也有四大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红色战斗团和革命串连会，也有其他战斗队。而一些著名的群众组织的头子，都通过各种方式同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取得联系，获取支持，以所谓“通天”本事，作为造反的最大资本，争当“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坚决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旗号，挥舞着林彪创造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大棒，煽动利用群众组织，上骗毛泽东，下谋个人私利，甚至假群众之名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下边我们就举几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实例：
江青一伙为了在社会上制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沦，由张春桥出面，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秘密接见清华“井冈山兵团司令”蒯大富。奉了这道密旨，蒯大富连夜八方联络，组织力量，在12月25日纠集了上万人的队伍，在首都举行大游行，在长安街上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一直贴到天安门城楼上。蒯大富还在广播车上带头高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喊出这样的口号，迅速传播四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也就是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的这一天，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控制下，成立了名为审查王光美，实为迫害刘少奇的专案组。这是利用群众名义为阴谋服务的一个突出的事例。
再如，江青一伙为了在上海夺权造声势，就利用“新北大公社”聂元梓，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炮制者的名声，派她去上海造反。上海本来是江青一伙的根据地，但自从柯庆施病死，换上陈丕显任市委第一书记之后，就不那么听江青指挥了。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上海的权。1966年11月17日，江青接见聂元梓，对她说：“上海的运动开展得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却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上海市委问题严重，问题没揭透。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25]等等。聂元梓奉命，带领手下的干将孙蓬一等人立即赶赴上海。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同上海市委有什么关系呢?总得找点理由。这个理由也不难找。因为上海市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常溪萍曾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担任过工作队的副队长(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于是很方便地被戴上“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等帽子。这样，北大造反派到上海揪斗常溪萍也就名正言顺了。于是，常溪萍也就逃脱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了。
当然，聂元梓到上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揪斗常溪萍。正如聂元梓同张春桥共同拟定的策略：“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打倒上海市委。”于是，聂元梓同11月9日新成立的“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相联合，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批斗会。聂元梓在大会讲话中，坚决要求罢免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聂元梓等人在上海大闹大折腾一番，为江青等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制造了声势，作了贡献。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刘少奇。对于这个“敌人”的斗争，是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而揭开帷幕的。但帮忙把刘少奇彻底打倒，以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的是江青。
“文化大革命”中的头号大冤案，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最后被迫害致死。刘少奇冤案，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一家人，而是作为一条路线、一个“司令部”的代表，牵涉和株连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干部。在十年中，仅因受刘少奇案株连而被判刑的人，全国多达28，000人，受批斗和迫害的人多得难以计算。无论从地位之高，牵涉面之广，株连人数之多等哪个方面看，这个大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造成这场大冤案的责任，当然首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他负有难辞其咎的领导责任。但与林彪、“四人帮”的责任，性质上是有原则区别的。林彪与江青一伙是共谋犯，罪责难逃，但对造成冤案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却是江青、康生和谢富治。他们利用党和毛泽东的错误，利用掌握的专案组的权力，大搞阴谋诡计，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不择手段地罗织罪名、制造伪证、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欺上瞒下、刑讯逼供，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大量的，世所罕见的。
关于这一冤案的详情，曾参加两案审判的前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将军曾写了一本书，名为《共和国最大冤案》，近25万字，翔实可靠。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胡耀邦在1980年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曾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批人确实很坏，是一批骗子、恶棍、阴谋家。除林彪外，其他那些人在党内从来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搞阴谋诡计，手段倒是高明的，别的本事却没有。他们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把一些人的狂热情绪煽动起来，用最巧妙的方法把毛主席封锁起来，欺骗毛主席。比如说，好多人写材料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他们却有办法使毛主席看不到这些材料。到1967年秋，毛主席还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林彪、‘四人帮’造了好多假材料往毛主席那里送。1966年8月5日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只提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把刘看作是叛徒。把刘少奇看作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当然这是错误的，毛主席要负责任。但把刘少奇看作是叛徒，则是林彪、‘四人帮’造的假材料骗了毛主席。类似这样的冤假错案都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26]应该说，这个谈话是客观的准确的。
在陷害刘少奇这件事情上，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是得逞了的。无怪乎林彪知道毛泽东批准了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的诬陷报告之后十分高兴，特别批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当年留下的两个阴谋集团狼狈为奸、互相吹捧之词，今日却成了江青指挥炮制共和国最大冤案的铁证。
总结以上情况，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江青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在对刘少奇问题的定性上、程度上，打倒的方法上，毛泽东同江青又是有差别的，不完全一致的。从结果上说，毛泽东不管是受骗也好，自愿或不完全自愿也好，最后是信任了江青，同意了江青一伙炮制的审查报告，最终铸成了最大的冤案。
这里必须特别提到一点，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江青对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方针是忠实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热情甚高，日夜操劳。据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说：中共建国后，江青除了四次出国去苏联治病和疗养外，在国内也很少长住北京。“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一般是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但唯独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27]。江青为什么一改多年的生活习惯，一句话，就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方针，表示她对毛泽东的尊崇和忠诚。
五
而在这一阶段中，能突出表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系和态度的有两件事：
一是亲自提名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根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内容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这后确定的四大区参加成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乱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过其成员变动很大。这17人(如果加上后来任命的顾问陶铸，则是18人)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排挤出中央文革之外。到1969年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只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等5个人了。
这里不谈中央文革的作用和变化，而只谈能说明江青特殊地位的两件事：
一件是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据曾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关锋、穆欣等的回忆材料，开始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是江青提议把他加上。当时陈伯达曾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情况，怕叫叛徒的儿子参加中央文革会被别人抓辫子。江青这时就抬出了毛主席，说是要请示一下，请毛主席定。当然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第二天，江青宣布，她已经请示过毛主席，主席同意了。关键时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的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
另一件是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分而任意行事，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这件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信任的。
还有一件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这并非是夫妻之间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泽东曾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对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其对象、方针、任务、目标等等问题，他本人从未曾向党的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说明。唯一可以较准确地体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就是这封亲笔信。信中讲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的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讲了他自己“准备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谈到他对林彪的一些看法。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最高一级绝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意图，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连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可见毛泽东认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当然这封信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并告诉了林彪。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泽东认为领导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客观地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第一阶段，即从1965年到1969年党的九大这4年多的时间里，也确实是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比较亲密、和谐，矛盾较少的时期。是在入城以后，毛泽东同江青关系最好的一段。
六
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江青已经分居了吗?怎么又能说是“关系最好的一段”呢?看似矛盾，但认真细致地分析一下，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述，是“1966年9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28]
分居，这对于以永结同好、白头偕老的婚姻来说，当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过分居也有完全不同的原因和情况。概而言之，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使然。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包括一些高级的革命领导人也难免夫妻离多聚少，甚至孩子出生几岁还没有见到爸爸。而在和平时期，这种情况也依然存在。比如夫妻双方不在一地一部门工作，不得不两地分居。特别是像搞“两弹一星”的，都曾夫妻分居多年。当然这种现象由于各方的努力，已在减少。
一种是由于身体状况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性生活的减退，导致分床而居，分室而住。这在超过七十岁的老年人中是并不罕见的。这也算作一种分居现象吧。
还有一种就是由于情感的变化而导致的夫妻关系恶化，不仅不可能再同床共枕，而且连见面都感到嫌恶，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能公开离婚，只好分居。结果可能由于一段分离，促使双方冷静反思，重归于好;但更多地则不过是走向关系最终破裂而离婚的一个过渡。
那么，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属于那一种呢?我认为，1966年9月开始分居时，属于第二种情况居多;而进入七十年代，则第三种情况逐渐成为主流。理由如下：
当年毛泽东已经73岁，又面临“天下大乱”，事件繁多的局面，身边又有众多的人员服务，不太需要一位妻子的照顾，乐得身边少一位爱挑剔的女人。江青虽然当年只有52岁，但由于出身和经历使然，同毛泽东在生活上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个人欲望迅速膨胀，毛泽东的那种朴质的农民式的种种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她越来越难以忍受。遇到原来住房要维护装修而不得不搬出的机会，江青自然不愿去毛泽东选择的比较简朴住所中南海游泳池，而是选择了住房和服务更好得多的当时全国一流水平的国宾馆钓鱼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两地相距不远，乘汽车往返又很方便，可以常来常往。这恐怕就是1966年9月两人开始分居时的情况。
不过，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并非始终如一，不仅是两人间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个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大体上是在九大以后，特别是“9·13”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进入政治局，达到在党内位置的高点。但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文革”这个有权的实体机构却被取消了。江青获得了高位，但却失掉了实权。她又没有分管的方面和部门，按她自己的说法，成了一个“闲人”。一个曾经历过了几年众星捧月，呼风唤雨，大权在握，气焰盖世的人，让她再回到看几本“参考消息”，研究点文化动态和国际形势的坐冷板凳的秘书生活，那是很难忍受的。而这时，由于关心重点的转移，她选送给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资料，也不再受到重视。江青明显地感到她被毛泽东冷落了。因此找岔子发火也是自然的。
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说：“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送他的材料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回来了。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1969年10月，全国搞战备疏散，江青搬到北京西山。一天下令把放到钓鱼台10号楼里给毛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西山来烧掉。江青说：“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29]
不愿看江青送的材料只是开始，以后就更严重了，限制江青回家，面都不愿见了。大概是“9·13”事件以后，毛泽东就不愿意见江青了。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叫杨银禄通知江青，说毛主席“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当江青听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大发脾气。江青说：“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指示。”于是，江青就没有事先请示同意就去看望毛主席，结果吃了闭门羹。杨银禄对此事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车挡住……江青气呼呼地从车上走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江青两眼瞪圆，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样?你还敢还手?!’……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30]
一个女人如果要见结婚多年的丈夫，都要被挡驾，难以见到，有家难归，这样的夫妻关系真的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十分可悲的了。这样的分居也就离最后的绝裂不远了。据说，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同江青离婚，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是很难实现的。据说毛泽东也有过“分道扬镳”的批示，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事实。
七
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日益恶化，原因相当复杂，既有一般夫妻之间的“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又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上的不同判断和分歧。可以说是生活琐事与党国大事的交织。其中占主导方面的是政治，而非个人的感情，这大概正是所谓“政治夫妻”的一个显著特点。
所谓生活琐事的矛盾，例如，毛泽东吃饭不讲究，爱吃红烧肉，江青说毛是“土包子”，惹毛发脾气说：“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31]例如，江青同卫士们打扑克，只能她赢不能输，输了就同卫士吵架，闹得要毛泽东出面调解。例如，参加舞会，江青又挑乐队，又吵灯光，说三道四，闹得大家很紧张，毛泽东也不愉快。如此等等。按照一位卫士的说法，那时的毛江关系叫“有恩爱也有争吵”[32]。
在这个时间段中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因为1972年毛泽东的一场大病，引发江青的歇斯底里，竟指责医生和护士是“特务”，要暗害毛主席，引发毛泽东的严厉指责。请看负责毛泽东工作和警卫的中办副主任张耀祠的下述回忆：
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讨毛泽东的病情。江青在这个会上“恶狠狠地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要立专案审查。……”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如实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对江青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周恩来、江青、汪东兴来看主席。主席是了解身边工作人员的，他当着周总理、汪东兴的面，用他那硕大的手，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一席话，说得江青垂下头来……”[33]
自己的丈夫生大病，休克，甚至一度“摸不着脉”，这对任何一位妻子都是非常严重的大事。着急、上火、发脾气，都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情总要有个合理的限度，随意怀疑医生、护士是“特务”、“反革命”，要设立专案，致人于死命，江青这样的作为就是邪恶而不可理喻的了。何况江青身为伟大领袖的妻子，受人敬重的最高层领导人，如此作为，难怪毛泽东要生气，甚至厌恶，而不愿见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