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谷兰牵肠挂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家人的安置问题。
关于母亲的安全问题，我考虑到两个小弟都在日本读书，妹妹在济南齐鲁大学读书，则凡弟弟在南京工作，我如果在刺杀孙传芳的现场被人打死，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个人，带着我那两个孩子。老人担不了这个惊吓。我决心到南京去一趟，同则凡弟弟商量商量，并且让他在必要的时候把娘接到南京去。
“大姑的母亲并不知道报仇的具体计划是什么，为了不让她着急，大姑也一直瞒着她。但是弟弟妹妹们年龄大一点的，是知道大姑的计划的，他们也都出谋献策。”沈渝丽说。
到了南京以后，她的弟弟施则凡听了姐姐的复仇计划后，表示报仇的事情应该由他这个男孩子来完成。
施谷兰不同意他的想法说：“父仇非报不可，中良哥（施谷兰的胞兄，体弱、性懦）既无报仇之心，这报仇的责任应该轮到我。如果我没有杀死孙传芳而牺牲了，那么这个报仇的责任就要落到你的身上。”
施则凡终于同意了施谷兰的计划。他们相约好，见到施谷兰的信，施则凡就速来天津把老母亲接到南京去。
剩下就是两个儿子的抚养问题。
施谷兰在遗嘱中写道，如果她自己出事，孩子们交给妹妹施纫兰抚养。
家人已安置好，枪支弹药也已到位，就差最难的那个问题：如何接近孙传芳。
好在，施谷兰已经在孙传芳的女儿孙家敏这里找到了切口。
在耀华中学附小开学典礼的那天，她把大儿子打扮得整整齐齐，带着他到了学校。
孩子在礼堂门口张望着，看见拐进来一辆挂着蓝色车篷的汽车，赶忙告诉母亲，那就是孙家敏常坐的车。
汽车直接开到了礼堂门前，一个中年妇女拉着孙家敏的手走了出来。看装扮，施谷兰判断那是孙家的保姆。
儿子高兴地喊着孙家敏的名字跑了过去，施谷兰趁这个机会迎上几步，看清楚了车身上挂着的汽车号码牌——1039。
开大会的时候，施谷兰有意坐在孙家敏身边的座位上。从孙家敏口中她得知，孙传芳夫妇最爱看电影和听戏，周六晚上经常带她一块儿去。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天津的各大戏院门口经常能见到施谷兰衣着华丽的身影。
她几乎是场场不漏，却每次都不到终场就退出戏院，在门口踱步，或者在停靠在路旁的汽车群里来回走动。
“那时候富人家看戏，往往是随来随走，一不小心就会漏过。大姑是报仇心切，不顾疲劳，经常守候到夜半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沈渝丽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施谷兰在那一年的中秋节见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
中秋节那天，我发现1039号汽车停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电影散场的时候，我看到孙家敏从楼上下来，我跟着她一同走出了大门，看到一对男女带着孙家敏上了汽车，我才意识到那个男的就是孙传芳。他戴着黑墨镜，我狠狠地看了他几眼。
施谷兰这样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孙传芳的情景。
虽然只是看到了孙传芳，这次近距离的接触仍然让施谷兰彻夜失眠。她写下了一联五言对偶句：翘首望明月，拔剑向青天。
随后，她蘸足墨，在“剑”和“翘”字下重重点了两个点。
从此以后，施谷兰改名施剑翘。她把两个儿子大利和二利的名字分别改为“佥刃”和“羽尧”，两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正好是她的名字“剑翘”。
最后的准备
仇人终于见到了，接下来就要筹划如何接近和下手。
施剑翘到孙传芳居住的英租界20号路去过很多次，但是他们家的院墙特别高，还安装着电网。两扇大铁门经常紧紧地关着，简直如铜墙铁壁一般。
“怎样才能进去？我曾经幻想着到他们家当佣人，或者是家庭教师，或者在他们的门口缝缝破烂，摆个摊儿卖点东西，以图慢慢接近，但是这些打算根本都不可能实现。”
后来，施剑翘又打听到8月17日是孙传芳的岳母做八十大寿，她本来想混进去动手，又考虑到人多混杂，开起枪来很有可能会误伤别人。
万一一枪打不死孙传芳，我反而白白牺牲，同时在租界地打死人又怕给国家带来灾难。当时手枪也有了，老人孩子也安排好了，就是没法下手，当时是我最着急、苦闷的一个阶段。
大雁南飞，树叶飘零，转眼到了1935年的冬天。施剑翘的复仇计划，仍然停滞不前。
1935年农历9月17日，是她的父亲遇难十周年的忌日。从早上起来，施剑翘就觉得胸中像压着一块磨盘一样憋闷。她背着母亲，备了些纸钱，独自一个人去了日租界的观音寺为父亲烧纸念经。
当时寺庙里冷冷清清的，香客寥寥无几。施剑翘跪在垫子上，伴着和尚们咿咿呀呀的念经声，把一串串纸钱投进火盆里，投着投着她就失声痛哭起来。
也许是我当时哭得太痛了，当家和尚下楼来劝我，无意中跟他说，烧纸念经不过是尽子女的一点心意罢了，其实这不都是迷信么？和尚很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是迷信的话，也不会传了几千年。到现在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有名的人物不都是相信佛吗？
“孙传芳”三个字霹雳一样击中了施剑翘，她马上就停止了哭泣，赶忙向和尚问了个详细。
通过这个不明就里的和尚的介绍，施剑翘了解到靳云鹏和孙传芳都是东南城角居士林的居士，靳云鹏是林长，孙传芳是理事长。
这之后，施剑翘心思缜密地对这个消息进行了核实。恰好，第二天她就在广播中听到：“孙理事长晚上7点钟在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讲经。”施剑翘如时赶到了广播电台的门外，果然1039号汽车停在那里。播音完毕以后，孙传芳从电台出来，还带着一个卫士。
这一下，施剑翘确信无疑，孙传芳的确是居士林的理事长。下一步，就是如何接近孙传芳寻找行刺的机会了。
很快，施剑翘就在居士林遇到了一位姓张的女居士，她很热心地向施剑翘介绍了居士林的情况，并邀请她入林。
施剑翘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并用“董慧”的名字入林。居士林还发给她一个林友证章，此后施剑翘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出居士林了。
一天，居士林从南方请来一个法师讲经，大殿的佛龛前放了一个巨大的供桌，讲经的和尚坐在中间，桌子的两边放着两把太师椅。施剑翘打听后得知，一个是林长靳云鹏的座位，另外一个就是理事长孙传芳的座位。
那一天孙传芳如期而来，但台下的施剑翘并没有动手，她在对刺杀计划进行着最后的完善，并等待着一个万无一失的机会。
那天孙传芳也来了，没有戴黑墨镜，我看得非常清楚。他身材不高，两个三角眼，从面部上看是一个很凶的人。当时我注意了开枪的方向怎样才方便，同时不至于伤了别人。
后来施剑翘发现，每个星期三，孙传芳都必然会到居士林来，在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决定动手了。
在这之前，她先提笔给在南京的施则凡写信，让他来天津把母亲接走。
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施剑翘在天津与堂弟施中达和大弟弟施则凡把所有的刺杀细节和准备工作又重新梳理了一遍，以保证万无一失。
三人经过商量以后，又补充了三个细节：
其一是准备一份告国人书和印刷十几张传单，打死孙传芳后在现场散发，将施剑翘亲手杀死孙传芳为父报仇这一事实告知国人，以免施剑翘万一当时被人打死，施家为父报仇这一目的事后被人隐瞒。
其二是为了不牵连朱其平，关于枪支的来源可以说是从太原一个退伍军人手里买的。
其三是做一件合身的大衣，便于携带手枪和文件，更重要的是大衣口袋的样式要便于取出手枪，以免临时误事。
最后，大家经过商议，预定在1935年11月13日动手，在动手之前，施中达要离开天津到北京去，以免被牵连。
这个计划几乎可以说是十分周密、天衣无缝了。商量好后，施剑翘把施则凡和母亲一起送到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我看到母亲苍白的头发，蓬松在帽子外面，心里非常难过。想这次可能就是母女的永别了。
把母亲送走后，施剑翘马上收起眼泪，快速办妥了计划中的所有事情。
写好了告国人书、几封遗嘱，又用4元钱买了一架小油印机，印了60多张传单。
传单的一面写的是施剑翘为报父仇作的两首诗，另一面是一个简短的声明，一共四条：
第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第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第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第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署名处6个大字“报仇女施剑翘”，每一张的名字上面，都盖上了她的大拇指印。
血溅佛堂
11月13日清晨，天空下起了雨。
看着外面的雨，施剑翘心里非常担心，这样的雨天，孙传芳会不会不到居士林去呢？她给居士林打了两次电话询问，电话都没有要通。吃过午饭后，施剑翘决定到居士林碰碰运气，但是她没有带枪支和传单，心里总觉得孙传芳不会去。
到了居士林一看，孙传芳果然没来。施剑翘就随着居士们上殿念经。但是只一会儿工夫，一个佣人匆匆忙忙跑进殿，将一本经书放在了孙传芳的座位上。
施剑翘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紧接着，孙传芳披着黑色的僧袍进来了，坐在他固定的座位上。
我非常着急，孙传芳来了，我又没带枪，是改天再说还是回去拿枪呢？但是考虑到那天下午来的人少，可以避免误伤别人，同时早就定了那天动手，凡弟他们都热切地期待着，犹豫了几秒后，我还是决定说干就干。
于是她租了一部汽车，回到家里，把文件和枪支都在大衣里藏好。
离开家的时候，保姆正在给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喂饭，刚满六岁的大儿子看见妈妈回来了又走，从后面追来，叫着“妈妈，妈妈”，但是施剑翘甚至连头也没有回，就踏上出租车走了。
这一去，很可能和孩子们就是永别。
下午三点半左右，施剑翘又一次踏进了佛堂。
看到孙传芳还坐在原来的地方，从未拿枪杀过人的施剑翘突然感到两腿发软。
为了让自己镇定，我闭上了双眼。再睁开眼时，看到自己的杀父仇人就在眼前，我又恨从心起，牙关咬紧，我的心也不跳了，腿也不软了，头脑非常冷静。
此时，她距离孙传芳还有一段距离。在那种安静的场合，如果她贸然起身，恐怕会被别人注目，影响后面的行动。
于是，她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有一位张居士便对她说：“你不会到前一排去吗？”
施剑翘答应了一声：“好”，上前一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
她默默地在大衣口袋里打开了手枪的保险。她在手稿中写道：
枪一出袋，我就照准孙传芳的右耳后打了一枪，他立刻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我又向他的后脑和后背打了两枪，他的脑浆瞬时流了出来。
孙传芳当即气绝身亡。
有几秒钟的时间，佛堂上如死一般寂静，周围的人都吓傻了。
等到反应过来，大家开始惊叫和逃跑。施剑翘见大仇得报，马上把传单如雪片一般撒在院子里，边撒边喊：“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我到公安局去自首。”
但是没有人敢开腔说话，和尚和居士们全都站在那里发抖。施剑翘当时便想，她若离开居士林到公安局自首，很可能说她是企图逃跑，于是她只好到电话室去打电话给公安局。
电话还没有打通，附近的两个警察听到枪声，已经循声赶了进来。开枪的施剑翘比这两个慌慌张张的警察还要镇定，她告诉警察，枪里还有三颗子弹，并要求他们带她去自首。接着，这两个警察战战兢兢地把施剑翘带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分局，局长阎家琦亲自审问了施剑翘后，马上把她关了起来。
居士林的三声枪响，把整个天津市乃至全中国都惊动了。当天，大街小巷里都响起报童稚气又急促的叫卖声——
“号外，号外，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子，从法庭开始审理到最终判决，每一步都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当时大部分的媒体和民众都对这个年轻女子为父报仇的行为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这当然与孙传芳杀人无数、不得人心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也不得不说，施剑翘在此后每次公开亮相时所表现出的淡定从容、大义凛然，让她在当时成为了人们心中不折不扣的“侠女”。
她站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法院一审判决她有期徒刑十年时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后，施剑翘被改判7年，但是她仍然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
在舆论的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了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实际上，最终对施剑翘的赦免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
“冯玉祥和奶奶的叔叔施从云一起参加过反清运动，他听说昔日战友的侄女有此复仇的举动，立刻联合了李烈钧、张继等30多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奶奶服刑不到一年，就重获自由。”施朝说。
1936年10月15日的清晨，监狱里一位姓芮的科长走到施剑翘的身边，轻轻地对她说：“恭喜你，你已经得到国家的特赦了。”
5天以后，在居士林枪杀了孙传芳的施剑翘走出高墙，重获自由，那一年，她整满30岁。
施剑翘用十年时间，独立策划和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刺杀任务。此后的岁月里，她被冠以“侠女”、“烈女”等各种头衔，不断成为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除了那份她自己写的手稿外，奶奶几乎从未提起过这段往事，而且至死也没有再和爷爷相见。”施朝平静地说。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