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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余英时寄语港人:尽量的反抗 不能有幻想

权威中国历史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一生做学问,是快乐的?

“不是快乐,他很平静。”余英时太太陈淑平说。

“因为他做他喜欢的事情。”记者问。

“因为他做他愿意做的,能做到自己的基本价值,他守住了,对不对?那作为中国人是很幸运的。”前几天,余太太跟记者在长途电话说。

能守着自己的价值,是幸运的。美国一场大风雪后,农历大寒刚过,一月二十一日余英时先生八十八岁生日前一天,记者与一位摄影师、一位朋友到他普林斯顿郊区家里拜访,采摄近四小时。早知道访问余英时教授不容易,访问以后的工作更难。一切,都有香港及美国的美好心意在背后支持。风雪日子,如沐春风。民主不可能在贫瘠之地开花,这是余英时写过的。他对记者说,香港有自由民主的象征性,这一个堡垒,一定要坚守。今天,工作仍然是他的生命,他守在普林斯顿大学郊区森林小屋,继续写回忆录,编订英文学术论文结集。严冬有深棕色野鹿走动,等到烂漫山花过后,五月天,披浅褐色短毛,满身白点的小鹿斑比就会来访。“我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进香港,师从钱穆先生,之后就一直关心香港。”余英时在《中国与民主》(122页)写。从香港离开的人,还是会记得香港。余英时当时来香港看望父母,成为新亚书院钱穆学生。在香港约五年,余英时父亲余协中,经常跟家人一起到石澳及山顶看海、坐茶馆。访问里,记者问余教授记否足迹细节,他都忘记了,情谊,却是一生的,在心里,在脑里。“犹记风吹水上鳞”,是余英时在文章里用来志记香港记忆的诗句之一。可以想像,他在美国悼念钱穆先生,回忆最后一次台北见老师时,眼泪不住落在纸上的情景。如果钱穆与余英时师生给予香港一个未完故事,那该是学术与思想在自由之地开花传承的一切可能。治学天涯广阔,“道假众缘,复须时熟”,治学知难而不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是余英时的胸怀及价值。一九五五年,余英时获新亚书院院长钱穆保送到哈佛大学当博士研究生。一留六十多年,那是他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感觉自己是个无国籍(stateless)的人以后,从自由走到更自由的历程。“他就是平平常常一个念书人,真的,然后他很关怀社会,因为现在的社会太不公平了。”跟余英时相守一生的妻子陈淑平,不说丈夫辛劳,也不说丈夫大学问,要的只是与人平和开朗的相处。她从台湾到美国读书而认识余英时,父亲陈雪屏曾任行政院秘书长,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书名,就是陈雪屏题字。按仅有的几次电话及见面印象,余太太是个思想非常独立、说话直率幽默开朗的女性,夫妇相濡以沫,天天相对,有时argue(争拗)多得很。从好玩的角度,这位历史学人说话这么妙,想还是有原因的。余英时看今天的香港,是看一个局。他了解共产党的控制只有越来越紧,“这个你挺清楚的,你只要抓住基本的情况,我对共产党没有幻想。”前几天记者再致电教授,想看他对立法会补选有没有看法,他说没看新闻,不置评。对于陈健民等三子及其他占中者判刑在即,他很明白各人心里的价值,“照法律做就是,如果坐牢就坐牢,坐牢也不是坏事,像印度的甘地。当然避免坐牢较好,但有人愿意付代价,也是没问题。”在那次面对面的访问里,历史家用对待学术的真诚,也跟香港作了一次真诚的对话。他不喜欢共产党是明确的,但他对人有情,从小就看到天性。他批判到位,因为搞得清一个格局,所以,说话对局不对人。政改不重启了,他认为等于是没有了。“可以再等5年,再等5年,永远这样下去,几次就到50年了。”“你对新女特首有什么看法?”记者问。

“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不是没意见,你看她当选,就是因为她跟着北京走。她执行北京任务,不然北京不会聘用她。对特首没什么好期待的,特首她不跟共产党走,那怎么做特首?我对特首是根本没有期待的,从前是梁振英,大家很不喜欢他,是不是?”六十多年前一段香港自由感觉,对余英时还是很深刻,那是民主与学术必须的环境。除政治以外,他认为香港人还是要坚持生活上的各种自由价值,这是最重要的。“说实话,香港在殖民地时代,自由非常充分,没有民主,但1950年生活在香港,我就感觉没有任何控制,我要说甚么说甚么,我要做甚么做甚么,只要不犯法。所以你们要争取生活有充分自由,政治上没办法,你不能说推翻这个,我要另外来个普选如何如何,那你做不到的。但尽管香港主权在你(中共)手上,我们要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自由,越多越好,这一点可以做,但你想重新选个政府...(不可能)。”普选行政长官目前是没有了,参选立法会的意义,他四年前在电话里就对记者说过:首先要在立法会拿到24票,取得否决议案的主动权。“人多才起作用,泛民主派在立法会,能占多数人,或者能占至少可以否决(议案)的人数,二十几个,比如说24个、25个我不知道,那就会起作用。”他认为这样不是向共产党投降,“有一个立法会可以发挥,可以有说话自由,那我就利用这个东西,他有什么东西就利用,(中国)叫做废物利用。”有说大陆最先想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结果却在香港实践了。今天台湾还没有实行统一,但民主自由法治却走上轨道。对余英时来说,香港特首好一点、坏一点关系不大,没相干。香港人只能尽量躲开控制,各种方式都可以试,基本是不让共产党如愿以偿。“(有些)大陆的人看着香港是一个希望,希望能够跟外面沟通,能走一条新路,不希望你们变成他们一样,那是没问题,香港有自由民主的象征性。”余英时说。“所以你觉得香港位置重要是不是?”“当然重要。等于我们大陆的朋友不希望台湾被共产党打过去,因为台湾是象征在中国民族地方也可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从前有一理论,说民主自由在中国不实行的,现在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主制度、民主自由、法治,都做到了,表示大陆也可以,香港也一样。香港没有政治上的自主能力,但思想上、生活上、文化上保持自由,至少不让他们压迫,那就是你们成功的地方。”雅典犹如希腊的学校,香港相对于大陆,本身就是个学术堡垒。余英时说,大陆很多教授很愿意到香港各大学去访问,待一阵子,然后把观念带回去,这很重要。“学术很重要,国内绝对没有香港的学术堡垒。”余英时说。他看今天的香港,是得力于英国殖民者的自由环境。“我看英国人在香港是有功劳的,说老实话。当时是殖民地,被他割去一块,是个奇大耻辱,结果让中国开一个门户,开一个将西方学术、文化传进中国的门户。所以最早像辛亥革命,孙中山就在香港大学念过书,在香港念过书。”“你觉得英国人做得够不够?其实50年代也有港督想推行民主发展,因为怕中国反对,没有推行,你觉得是不是在道德责任上没有做得很好呢?”“我想很难再做得更好。他不能说我不管了,你们去民主,你们自己选举政府。”“要是他提早一点推行民主的制度。”“他不可能太早,因为他最早也不愿意放弃香港啊。他非到中共一定要香港,97一定要还,九龙一定要一块还,但那时候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没那么多时间布置。而且布置也没用啊,最后交给共产党,共产党也照样方法要控制,这不能怪英国,我觉得英国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最好就是甚么都没做?”“他做不了,根本实际上他做不了。你们现在觉得如果当时建立民主制度,普选之类的,那就好了,实际上做不到的。第一主权还在英国人手上,你是殖民地啊。”他认为除非英国退出香港,不管了,但那就被共产党拿去了。若说英国过去做不够,往回推,推到英国身上,他认为是“后见之明”。“彭定康是这么说的:应该更早推行民主。”记者说。“这话可容易说,但这话不到今天你说不出来的。你在英国没有退休,你想不出这话来的,你想都想不出。”“往前看,英国人有什么可以帮我们?”“英国人现在不行。共产党抓得很紧,(一脸)主权在我,他特别防英国人。他怕英国人在香港捣乱,他知道英国人还有一些有很好的印象留在香港。所以他对英国防范比美国还重。所以不大可能希望英国能够帮你们香港争取民主,没甚么作用。”熟悉思想哲学的余英时,随口说出一本对彭定康民主思想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哲学书籍。“我知道他思想上很受Karl Popper的影响,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那是彭定康最欣赏的书,那是讲民主自由最重要的一本书。所以彭定康,香港人对他印象好,因为他是最后一任嘛。”奥地利哲学家Karl Popper于1945年写成上述著作,有别于传统政治哲学争辩民主是否对人类社会是较“好”的制度,作者相信人类文明的存续并非依赖“绝对的知识”,而是靠建立容许意见、知识及理论得以切磋辩论的程序及制度,在面对不同时代,都能够继续完善,并自由回应当下时代需求,这便是Popper所说的“开放社会”,也即是民主,而它的敌人,就是“绝对的知识”。余英时在雨伞运动前已经写了〈公民抗命与香港前途〉,2013年7月1日于《苹果日报》刊登。“我支持香港占中,他们把我的书都禁掉了,不准我的书在中国出现,原因主要是为了这个。2014年,我记得清楚得很。”三年多了,国内控制越来越严。“我的书还是不能在国内出现的,绝对不能。不过偶然杂志上可以写着我,也可以出版,不过那个基本上跟政治无关。在写书界,我的书还有人看,都是私下,国内我的书不能公开卖,但私下卖得很多。在网上可以订,在广西出版,有12本、12本的,卖一千块钱(每本价钱以倍升),这都是人家告诉我的。”转眼香港回归20年都过了,学生、抗争者都因社会运动坐牢了,此时此刻,他认为只得继续清醒。“许可下尽量反抗,尽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肠好了,给我们好东西了,给我们自由。”“学生没有幻想,他们就是要自己去争取,所以他们不怕坐牢。”“除非你逼他出手,不管了,那就是他真面目出现了。但如果这样子,香港还是会反抗的,你不能把每个人都杀掉吧?”“啊,杀一个人都不好啊。(余:是呀。)哎,你觉得他会吗?”“他也不敢。他也不是没有顾忌,他也有顾忌。不过他怕的东西他不说出来,你以为他很自信,我觉得他没有自信,他装得很自信,实际上他怕。”“你觉得他怕不怕香港?”“他怕,他最大的感情就是怕。”“啊,恐惧。”“是恐惧,所以他越来越凶。如果你很自信,你不会这样怕的。你骂几句有什么关系?国民党时代《大公报》也是駡国民党的。”余英时认为坐牢当然在某程度有用处,但完全靠坐牢也不行。被取消议员资格的议员,也不聪明,本来要多选进立法会,从内部系统对付制衡政府,“但你现在自己把这条路给断掉了,不是很聪明的办法。这是一下子出气,很高兴,出气代价太大了。”他知道,在香港制度下,能做的是很有限,可是,“你不能说完全不用他的system,我重新来过,那是革命啊!你怎么革命呢?现在你不可能革命嘛,你们后台是大陆,你革命解放军就出来了,你更不能动了。”作为一个有份量的历史学者,也曾任中大副校长,余英时认为大学校园里讨论港独,认为校长、教职员及学生,各有位置。“我看见中文大学有一个独立研究社团(香港独立研究学会),我是在中文大学校刊物看到的,它不说是要独立,他研究独立,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可是,今年一月中,中大迫于中方压力,再发声明反对港独。前此,去年九月,十间大学校长已联署反对港独,余英时对此有他有独立的看法。“这跟校长没关系,校长不重要。你要不要做校长?对不对。你说我不做校长那当然可以,但你还想做校长你就得听他话。”“是不是很悲哀?”“是悲哀,那你对几个校长的要求太过头了,他那个职责就是执行香港的制度,香港的制度规定不能...”“不是说大学有学术自由吗?他可以不说话就成啦,为什么要公开说?”“也有不说话的吧。”“不是,他们十间大学的校长都一起签署。”他认为除非不想做校长,否则很难不执行一个政府的原则。“你的书里面说,大学要做一个监督民主(政府)的机构。”“当然是啊。但中国过去提倡民主靠北京大校之类,那北京校长是蔡元培啊,后来是胡适啊,那不一样呀。国民党政府也不能要胡适怎么样,不能要蔡元培怎么样,但是这是共产党政府啊。我认为faculty(教职员)和学生可以自由表达,学校行政人员你就不要管他。真正的大学力量,不是行政办事人员。办事人员只有照规章做,我根本就不期待他们能怎么做。”大学校长角色矛盾,怎样反应,怎样处理,只能靠校长个人。“校长要是很有独立性的人,那他可能不管,让你们去讨论。但是校长也想做官做下去,那他就可能不让你讨论独立。”“那就是反映我们大学学术自由...”“看学生怎么办,看学生用甚么方式。不是在于校长说话的问题,校长说甚么我们可以不听。”“但是我们对他们有期望(expectation)。”“对校长有expectation我想很少,我不认为现在你找到一个校长接受任命,还可以独立,这校长马上就没有了,校委会马上就开会,把你开除了。你找到几个这样反抗的人?如果有这样一个反抗的人,他何必做校长?所以靠学生、靠教职员(faculty)。”七十年代初,余英时回中大当副校长,因为几间书院改制事情,闹了风风雨雨,以往老师唐君毅对他很不满意,结果,回中大两年后,余英时返回美国去了,后来他也拒绝回来中大当校长。“校长的立场会影响学生跟老师在学校里面的学术自由吗?”“我相信不会吧。校长没有那么大力量,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也代过校长的,我不觉得有甚么大力量,我走的时候他们都要我做校长,我不要做,觉得没有用,校长就是聘教授或者开除教授,或者甚么,只有这点作用。校长没有那么大号召力的,对校长的期望太高了。”如果心里珍念学术自由价值,余英时认为校长也有回旋余地,用隐蔽方式,不用公开方式支持。“要是他聪明,不大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是很好的校长了。”现在的大学校长也会跟中方官员接触,政治迫人,没有中方官员会同意学生讨论独立的,中方官员都是听党话,余英时说:“基本上是校长不可能公开允许学生讨论独立,这是很确定的。他只能说,学生讨论他知道了,或是知道了假装不知道,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期望他是有良心的校长,在这个议题上放宽、放松已经很好。”相同的价值,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做法,余英时忠于自己,始终直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余宅屋外小路留着一月的残雪,和那用网罩好的锦鲤小池,一切都是美好的。近来风雪,余太太说启动过屋里的发电机,应付停电。在香港的人,想起普林斯顿森林小屋里“小书斋”,处处书稿,和余太太打趣的说话:“他说如果书房整整齐齐的人,大概都是不看书的。”读书人屋里的价值,令人温暖。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夏雨荷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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