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识分子干部纷纷“坦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罘，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我，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这么一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刘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在1942年，我却不曾懂得。
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时候突击成为特务的。但是他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做“路线特务”，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施。（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察为明；“党内人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归论”，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别人继续坦白。李又罘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述的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
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无论那是对还是错，都应当影印。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川来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务，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可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她这话使我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种令人惊恐的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德西北抗敌书店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才部待过。这时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他被囚禁多时，怎么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想。正在此时，他有一回在放风的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串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是个由武汉去的大学生）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是什么呢？”常经理一皱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道：“你组织！”于是他就照这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听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袱、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样的含着眼泪的笑啊！
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患了美尼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大会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眼花，站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杨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便都是杨述伺候的。就在这时候，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宣传都要建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在病得不能动。却听到他在院里跺着脚喊：“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们搬出去！”于是由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钻塌了一个大角，顶棚也一条一条地吊着。没入帮我们收持，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住在这个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吟成了一首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话：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发现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杨述说：“她会不会是小华呀？清华纪毓秀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两人一琢磨，她就是！但当时谁敢上前相认！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志恒书店创办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阿波罗网采集海外网友评论：
搞这套人整人的游戏，中共还有历史渊源啊，看来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是真正的忽悠人。
延安就是中国的拉斯维加斯，除了毒品，就是妓女！
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组织
海外华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是部杀人的绞肉器。都是延续苏共的杀人冤案，斯大林杀了成千上万他所称稩的亲爱战友和同志，还派共党高级官员到中国来屠杀那些有理想的高级干部，师长、军长等精英分子。美其名是肃清。文革就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