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无不知道毛泽东有一首著名的「悼亡妻」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颺，直上重宵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毛写于1957年5月11日，其时全中国「上层建筑」中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和「经济基础」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被毛用信誓旦旦的「阳谋」诱骗出来「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可是与此同时，一个极其恶毒的「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的阴谋早己在毛心中反复蕴让并即将付诸行动(不到一个月后的6月6日毛亲笔掇写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正式宣告「全国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即「反右运动」开始。至同年11月，「反右斗争」大局己定，数百万「右派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瞬间沦为贱民，从此偌大国家万马齐瘖、鸦雀无声；中华大地一片泠雨阴风，暗无天日，毛同意该词「内部发表」。1958年1月1日，毛指示「公开发表」该词，此时，另一闯祸苗头「大跃进」也己在毛心中窜起。
故而海外现今有研究文章分析说、毛在此时写下这首词和选择发表的时机，是为了表现他温情的一面，以掩饰他不顾个人及政党的诚信，用「阴谋」、「阳谋」」的欺骗手段发动「反右斗争」的狰狞面目。
笔者同意这种分折，但亦有新观点欲补充如下：据迄今揭露的史实表明毛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他借写诗填词公开发表以达其政治目的不足为怪；但从另一方面说，以毛当年党 大陆位如日中天之势，若为政治目的，他有多种更直接更有效的政治手段可供选择和利用，不一定非要选择写词发表这种较为隐晦的方式。笔者认为，古谓「诗言志」极之有理。毛这首「悼亡妻」词和他其他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甚至和他在其他时间精心抄录书写别人的诗词一样，都是他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环境下心情和内心感触的一种自然流露和反映。举例说，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71岁生日后三天，毛泽东突然写条子给祕书田家英，索要「三垂岗」诗。
田家英为他找出了这首《三垂岗》诗，毛随即用他「气势磅礡」(龙飞凤舞)的毛体字将它恭恭敬敬地抄写下来：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岗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为清代严遂成所作，是歌颂后唐李克用父子的战争咏史诗。三垂岗，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市，据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载：「初，(李)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今河北邢台)，还军上党(今长治市)，置酒三垂岗，伶人奏「百年歌」(西晋诗人陆机写的组诗，共十首，每十句为一首，歌唱人的一生从幼到老的悲欢变幻)，至于(唱到)衰老之际，声甚悲，座上皆凄怆。时(李)存勗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
二十年后，公元908年，李存勗果然带孝出战，在山西潞州境内三垂岗大败朱温父子，其后灭掉后梁，在洛阳重建后唐，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奠定了霸业，三垂岗亦由是载入史册。
中国古代诗歌浩如烟海，其中咏史诗所占比例不大，而描述战争的咏史诗更少；严遂成在清代诗人中不算出名，其《三垂岗》一诗被收集传诵不多。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他71岁生日后突然想到这首诗，不惜令秘书翻寻，其后更恭恭正正地抄写下来？原因有二：
其一，这首诗不但描写战争，而且写出了父子两代英雄。唐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李克用从代北沙陀少数民族中崛起，一生征战，创立了「连城犹拥晋山河」的基业。他死后，儿子李存勗父死子继，又是南征北战，消灭后梁政权，统一中原，建立后唐，被历代史家视为父子英雄。「风云帐下奇儿在」，毛泽东显然从这首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想起了毛岸英。
其二，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定的时候想起毛岸英？因为这时候毛泽东心情极为烦恼，在党内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背叛了他，令他十分生气。专制国家特有的「接班人」问题和激烈的党内斗争令他寝食不安，一时感触，竟写条子令祕书查找古诗《三垂岗》，并且居然罕见地称晚辈田家英为「同导」，可见他当时心情十分紊乱。「鼓角灯前老泪多」，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回说此前之1956年，值毛得天下登上金鉴殿后不久，本来其威其势正是如日中天之时，但是毕竟毛泽东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草莾枭雄，远非治国之材，不久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在党内遭到挑战，共党八次全国大会否定了他「阶级斗争」路线，通过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路线，并且从党章和大会决议中删去了所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支持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非但如此，前方吃紧之际，后院却起了火。毛此时还要面对家庭不和所引起的烦恼和麻烦：据毛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透露，1956年江青在广州与毛己闹得很不愉快、关系很僵，毛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下，忆起曾对他无限忠诚的亡妻，情难自禁之际，挥笔写下这首悼亡词就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问题是在当年一切「政治挂帅」，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大陆，一众政治吹鼓手和无耻文人抬轿者把「伟大领袖」一首普通的悼亡词吹捧上了天，强加了许多政治意义。本来「蝶恋花」这一词牌就是古人专用于怀旧悲秋，思念故友亲人的，其中许多名作都表现了这种意境。可是，曾被蒋宋美龄骂作「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6〕的投机文人郭沫若(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却肉麻地吹捧说：「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泿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说到艺术价价值，毛死后倒是有学者嗫嗫指出毛词下阕后三句韵脚与上阕不同韵，破坏了「蝶恋花」一仄到底的韵律。而当日正当号称「大文豪」的郭沫若和「大诗人」臧克家曲意奉迎极极尽吹捧能事之际，避居台湾的胡适之和赵元任己毫不留情指出毛词的破韵，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上下两韵」的毛病。
毛共初得天下万帮来朝的淫威加上郭沫若之流无耻文人的肉麻吹捧，使该首诗词得到铺天盖地的宣传。被谱成歌曲及改编成地方曲目在电台日夜播放；被拍成电影强制组织民众观看；被选入中小学生语文课教材，千百万学生必须随时背诵默写，若有差错，就不再是语文学科的差错了，随时会被上升为「政治错误」(对「伟大领袖」不热爱？不忠诚？)弄得许多稚童学子和家长们提心吊胆；这首词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推出国外「输出革命」……
胡适先生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说过「『历史』原来是人造的…….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凃抹起来……。」
在极权专制的共产党手里，历史早己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至今时今日许许多多成年大陆人仍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的功劳，国民党「消极抗战」，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更不知道在毛泽东共产党管治下曾经活活饿死数千万同胞……。
那麽，被精心装扮粉饰的「伟大领袖的伟大爱情」到底真相如何呢？下面是笔者所搜集得到的历史真相资料，在此与广大读者分享：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是历史事实，无可否定的。个人的婚姻，本属个人隐私。祗因毛泽东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袖，而且他后来的几次婚姻，都充满是是非非，纠葛不清。于是，多年来，人们对他的第一次婚姻，便生出了一种神秘感。有的人讳莫如深，有的人却是言不及义。更有一干好事者和别有用心之徒，胡编乱造，飞短流长。但细究其源，搅了这趟浑水的，却又是毛泽东自己和那个大名鼎鼎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49年共产党掌政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大救星」和「伟大领袖」的家庭、婚姻状况是一无所知的，在老百姓眼里仿佛属于「国家机密」。以笔者这样的六十年代大学生而言，虽在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读中学、大学，除了如前所述从语文课本中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知道他的夫人杨开慧死于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手中；其余诸如毛的婚姻史、现夫人、下一代都一无所知。直至六十年代席卷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才从疯狂的毛泽东神化运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认知了毛夫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的好学生江青同志」以及「伟大领袖为中国革命胜利牺牲了六位亲人」其中当然包括「蝶恋花」词所悼念的「元配夫人、革命伴侣」杨开慧。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毛泽东参与组建共产党，在湖南农村纠众闹事大搞「痞子运动」，烧杀抢掠，举行武装暴动，率残部上井岗山，占山为王、打家刼舍，被国民政府悬赏通缉，早己名闻全国。可是当年的中国老百姓除了知道毛泽东是「共产党」、「朱毛红军」之外，对其个人的其他信息均一无所知。直到30年代末，毛共在延安站稳了脚跟，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一点讯息。也正是《西行漫记》这本书，通过斯诺的记述首次向世人透露了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毛称：「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
数十年后，经原湖南省「毛泽东诗词研究员」、广播电视厅退休干部彭明道先生多次亲赴韶山村调查访问，才得出事实真相和结论：
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叫罗一秀，罗的娘家罗氏家族这一支，世居韶山杨林桥（其他两支居麂子滩、鹅公坝）炉门前，与南岸毛家相隔不过六里之遥。毛、罗两家不但都是当地的殷实人家，而且是有些世亲关系的。翻阅《罗氏族谱》，远的不说，光是祖、泽、贻、芳、远（一秀之父鹤楼，即“远”字辈，派名“远雄”）五辈中，“配毛氏”者屡见不鲜。而毛泽东的伯祖父毛德臣（派名恩农）的妻子，即为“罗氏”。罗鹤楼的元配，一秀的生母，就是“毛氏”（《谱》载：咏堂公女。彭明道按：毛咏堂是毛泽东的远房叔曾祖）。罗鹤楼有田产、通文墨，在家族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又名毛贻昌)，家有二十多亩良田，又兼作谷米生意，在银田寺还有商号，再加上这种远亲关系，两人是熟识的。这就是两家结亲的背景。〔1〕
罗鹤楼与毛氏，生有五子五女，不幸五个儿子和次三两女均早夭，祗剩下三个女儿（罗鹤楼与继室尹氏也生过一子，亦夭亡）。而毛贻昌（即毛顺生）有三个儿子。这正是罗鹤楼选中毛家结亲的一个原因。一秀过门后，每当农忙时，毛泽东都去炉门前岳家帮助干农活，以尽半子之劳。这使得鹤楼老人对女婿非常器重。〔1〕
事后毛泽东本人极力隐瞒歪曲历史，抬轿者鼓舌唱和，合力把毛装扮成一个「包办婚姻受害者」和「封建礼教叛逆者、反抗者」。有的人用现代的眼光去观察和衡量历史，说毛、罗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收童养媳」。试问，在清末光绪年间谁的婚姻不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毛、罗两家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由两方长辈订下、且当事人并不反对的这桩婚事，在当时已可算是开明的了。
还有人说，一秀比毛泽东大了四岁，这不是他父亲作的孽吗？这同样是一种无知妄说。女大于男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东北民谣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吗？在韶山一带，女大于男的亲事多得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比他父亲大了三岁。再说毛泽东出身农家，自幼随父下田劳作，虽年方十四，己长得高大粗壮，个子己高过十八岁的新娘子，一秀长得丰满端庄，因而外表也甚匹配。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的大小事，全凭妻子应付。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惠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
在当时当地，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罗一秀是明媒正娶嫁入毛家的，对此，两家《族谱》均记载无误：
《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载：廿派，贻昌子三，长，泽东……元配，罗氏……（可惜“一秀”这个名字始终没有被承认）；
《罗氏三修支谱》载：远雄，字鹤楼……，元配，毛氏，……生女，长归毛……。〔1〕
这里必需说明一点，现存《韶山毛氏族谱》是「民国三十年四修本」（公元1941年）；而《罗氏三修族谱》是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的版本，续修则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两谱续修的时间，都在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和《西行漫记》及《毛泽东传》出版之后。因为远在北地，毛泽东当时大约都未见到。〔1〕
两谱所载，足可証明：毛、罗两家对这桩婚姻，都是严肃而郑重的。
事实上，当年的毛泽东自己对这桩婚姻也是严肃而郑重的。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除上述常去岳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的。1925年他带着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次日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1〕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据《罗氏族谱》载：因罗鹤楼五子皆夭，曾将其兄竹楼的次子迪泉过继为子。迪泉于1921年正月病逝。）罗石泉即一秀的堂兄，长毛泽东五岁，早年在毛泽东影响下参加过地下党组织，任过湘潭（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大革命时期韶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罗石泉受到迫害，远走他乡，辗转在洞庭湖滨的华容、南县、安乡等地谋生，直至日寇犯湘，湖区沦陷后，方迁回杨林避难。毛泽东并未忘记这位妻舅，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500万元，一说200万元，也有说70万元、20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彭明道注），一筒好茶叶，还邀他去北京小住。但罗石泉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答应次年立夏后天气转暖时，再去北京看看「姑爹」，一并治治病。不幸次年春节后他的哮喘病发作，引发肺炎辞世。此外，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还曾请他的连襟毛华村吃过饭。(按：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族谱》载：“五归毛”。即这个老五，也嫁给了韶山毛家，即东茅塘的毛华村——毛泽东近支的一个兄弟。〔1〕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不承认」这次婚姻，那麽
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又如何解释？
回过头来再看斯诺写的那段话，不难发现有两处错误：
一，「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不对。一秀嫁到毛家时，才18岁。毛泽东其时14岁。毛和斯诺谈话时，是凭记忆随口说的。不是毛泽东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一秀的年龄，就是斯诺记错了。直到现在，竟然还有论者以讹传讹，说“罗氏”比毛泽东“大五六岁”。是不是罗氏年龄越大，毛泽东「不承认」这次婚姻就显得越有理呢？
二，「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这里，同样不是毛泽东夸大其辞，便是斯诺错记。后来更有无聊文人，大概是为了给毛泽东此话作注，竟然说毛「拒绝和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1〕
彭明道先生说：指出这两处错误，并没有指责当年两位当事人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说，斯诺当年的那场采访，真是难矣乎哉！因为，毛泽东对英语可谓一窍不通，而斯诺虽然在北大任教时学过汉语，但用于采访对话，祗怕也是勉为其难，当面对毛泽东的乡音湖南话时，更是如听天籁。那时为他们担任翻译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宣传部长吴亮平。斯诺是用英文记录的，当然避免不了英语的句式文法和词汇的影响。斯诺自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举了毛泽东说「鸡」、「湖南」和「一碗茶」的「奇怪的变音」作例子，来说明他们这场采访的困难。而且，他后来也是用英文写作的，再后来才由英文本翻译成中文。这采访的困难加上翻译的准确程度，其间出现一些差错和谬误，原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三联书店在1979年10月重版《西行漫记》的《出版说明》中，还郑重指出：「斯诺的这本书，是一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不是一本历史著作。作者根据采访所得写成本书，有些是辗转传闻，有些叙述者当时就记得不甚确切，因此难免有失实之处。」这个版本还收录了斯诺早在1938年为中文译本作的序言，他说：「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遗憾的是，在新近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版的《毛泽东自传》中，这些重要的交代都看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