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是1910年春患痢疾去世的，其时她还不满21岁。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1〕
从9岁（1902年）开始，毛泽东开始进私塾读书。到1910年这个时候为止，他先后换了五所私塾(其中两次被逐出校门)，师从过七位有学问的先生。八年私塾教育（包括他在「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的半年，和在毛麓钟家里读书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读了许多「新书」和「杂书」。17岁的毛泽东心高志远，显然，群山环抱的韶山冲已经关不住他的心了。当年他对斯诺就坦然说过：「《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3〕
作为一个在十几年间凭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创下了一份家业，由农民变成米商的毛贻昌，希望自己的长子继承父业，积敛家财，光大门庭，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他不知道，他的饱读了诗书和已经开始接触新思想的长子已经是「少年豪气在天边」了，他要走出韶山，冲向他心中的天国，去拼搏，去闯荡。父亲的主意和自己的志向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折磨着年青的毛泽东。他知道，要在「职业选择」上反对父亲的主意，绝非易事。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一秀健在的时候，年青的毛润之当然会给妻子谈起这些。贤惠的一秀以她在娘家所受的家教和文化熏陶来看，也是会从内心支持丈夫的。据现有资料，一秀患的是痢疾，死亡的时间是正月初二。据内科专家说，痢疾高发期在夏秋之间，冬春之间患痢疾的极少。但如果患的是中毒性痢疾，在当时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七天左右便可导致死亡。她病重时，正是农家准备「过年」的时候。毛泽东寻医问药照拂妻子，小两口在病榻间贴心的交谈，都是可以想见的。如今，惟一能说几句体己话的妻子已离他远去。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他袭来。一个17的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于是，在痛极之时，毛写下了第一首掉亡妻词《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彭明道先生指出：该词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约写于1911年)。这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陆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尽管他的文笔还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经足够让他作这样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1〕
让我们循着这条轨迹，再一次解读诗人的心声吧：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不止是相思之苦，也不止是怀念亡妻的愁苦，这是一个有志少年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祗有这样事关一生命运的大事，才能使青少年毛泽东心潮起伏，直如倒海翻江。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奈。愁苦和烦恼使他失眠了。愈是睡不着，便愈觉长夜难明。睡不着，披衣起坐，但是，何以排解内心的寂寞和苦痛呢？满天繁星，哪一颗能为我指点迷津？哪一颗能照亮我的前程？
通宵的冥思苦想，彻夜的心绪翻腾，答案在哪里？17岁的少年，难免要「晓来百念都灰烬」了。这时，一个远去了的、模糊而又熟悉的身影，忽然飘在他的眼前。如果她还活着，也许可以向她诉说一点什么。可是，现在她已经离他远去「剩有离人影」。他还能说些什么？向谁说去？真是「欲说还休」呵！此时，寒星渐隐，残月西沉，一个孤独的少年，一个孤独的男人，在人生的烈火里煎熬，在翻滚的心海里徘徊，他，怎能不潸然泪下？〔4〕
一秀去世后不久，经过春夏将近半年痛苦的煎熬之后，毛泽东终于坚定了恢复学业的决心。他知道，对父亲硬碰是不行的，必需说服他支持自己。据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趁父亲外出经商即将回家的机会，称肉买酒，准备了一桌酒饭，把毛麓钟、毛宇居、毛岱钟、周少希等有学问的老先生都请来，（有人说，应当还有他的表兄王季范）。这些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大多做过毛泽东的塾师。他们都觉得毛泽东聪敏好学，闳中肆外，志存高远，才堪大用。待毛贻昌一到家，老先生们几乎众口一词，赞成让毛泽东去湘乡读书深造。毛贻昌毕竟也是见过世面、通达事理的人。韶山人有句俚语：「没媳妇留崽不住」。他内心明白，儿媳死了，儿子去意已决，再也没有什么办法留住他了，不如听从这些有学问的本家长者的意见，让他出门求学，也许儿子日后能干出胜于做米店老板的大事来。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毛泽东胜利了。这年秋天，他背起简单的行装，走出了韶山冲，走向一片崭新的天地。故至今韶山还有老人说，倘若罗氏不死，毛泽东当年可能就走不出韶山冲——这当然衹是老人们带有宿命色彩的一种街谈巷议罢了。但是，如若果真如此，不啻是一个乡间弱女子，无形中以一己之(魅)力拯救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惜中国人没有这个福气。
「试婚」还是骗婚？
1918年6月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山岰，开始闯荡江湖，他的全部行囊衹是一个小布包袱，里面有几件替换衣衫；他的最高学历，不过短短几年中等师范教育，除了有些古文根底外，其余数学物理音乐图画等普识教育几近空白。1921年毛曾对「新民学会」一众会员坦承自己「缺乏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
出湖南后，是年秋天毛泽东到了北京，当起了「北漂」。他对斯诺说「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3〕
走投无路之际，毛找到他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的恩师，时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先生，杨先生通过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给毛谋到一份「临时工」，在图书馆当助理员，任务是打扫馆室、登记书目、整理书报杂志服务北大师生，月薪八元大洋勉可糊口，杨先生把他安置在家中门房里暂住，以至当年常登门拜访的梁漱溟教授还以为是杨家新来的「门房」(看门人)，三十年后，当年杨家的「门房」穿上龙袍登了基，梁教授以「委员」身份在天子脚下的「政协会议」上为农民请命，不防被刚坐上龙椅不久的新天子当众骂个狗血喷头。
在此情况下，毛居然窥伺主人家的独女千金小姐扬开慧，一厢情愿地开始单相思疯狂追求杨小姐，毛说「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3〕这就是大陆吹鼓手们竭力虚构和颂扬的「伟大领袖伟大爱情」的开始。可是现今己披露的所有事实均证明，当时无论是杨小姐本人还是她的父母都无意于毛，有关此事，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就读时的同学好友、后旅居法国巴黎的萧子升(萧瑜)在《我和毛泽东行乞记》第十一章「许配毛泽东的杨开慧」中有详细记述：萧第一次见到杨开慧，是在杨家的饭桌上，当时萧在湖南一师就读，是其老师杨昌济的高足之一，而杨开慧则是十几岁花季少女，就读于长沙中学。
从那一年起，萧和两个同级同学，熊光祖、陈昌等三人（注：没有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尚在东山小学上学－－笔者注），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例必到杨先生的家去讨论功课，和杨先生的家人同吃午饭，饭后再返回学校。同桌吃饭的，除了萧等师生四人之外，还有开慧和杨师母。当她们进来之时，萧等祗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以此代替寒暄；席间萧等从无一人开口说话。在整整两年的时间中，萧等每个礼拜天都在杨先生的家里吃午饭；因杨先生吃饭时从不讲话，大家尊重他的肃静，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快，而且气氛肃静，连一个字也无人吐露。萧说己等亦并非冷漠。不可能旁若无人似的坐在那里；有时与杨开慧视线相通，也有藉眉目交流。一九一八年，当萧等因筹划赴法勤工俭学，在北平杨先生的家中用饭时，在饭桌上的表现仍和在长沙时一模一样。萧等三人总是同去同回，但有一次例外，一天午饭过后，杨先生送出门之时，他忽然让熊光祖留了下来，停一会再走。于是光祖又坐了下来，萧陈两个人先走了。当时萧猜想，杨先生一定有什么话要单独和光祖说，而不愿意让萧等听到，对于那件事情萧从来没有再提过。一九二0年，萧在巴黎之时，忽然接到开慧一封长信，感到不胜惊奇。在那封信中，她告诉萧杨先生的死讯。她知道萧钦佩和尊敬杨先生，而她深知杨先生去世的噩耗会使萧十分伤痛，因为杨先生和萧之间宛如父子。她信中充满了忧伤。萧和杨开慧之间从不曾交谈过，这封信是萧接到的杨唯一的信。在那封信的未尾，她说她正动程返回长沙，但却未告诉萧通讯地址：因而，萧也无法写信给她。一九二○年毛泽东回长沙之后，便和杨开慧结了婚。还生了三个孩子。一九三六年，萧第三次旅居法国，老朋友熊光祖到巴黎去访萧。他们很自然地谈到过去第一师范的种种，对杨先生的家庭都不胜感伤。他们都认为开慧不应该遭到惨死。说到这里，光祖深深地叹一口气道：「是润之杀了开慧。」〔8〕
最后，萧问熊隐藏在脑子里很久的一个问题：萧说：「约莫在二十年前，我就想问你一件事，但从未提出来。现在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从杨先生家里走出来，他又把你叫了回去的事情吗？杨先生和你说了些什么？是怎样的一件秘密？」
熊毫不犹豫地答道：「杨先生和杨师母打算把开慧嫁给你。」光祖又补充说：「开慧自己也有这个心。我当时不得不告诉杨先生，说你巳经结过婚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和你们说的缘故。」
事后有一天在日内瓦萧和他妻子孝隐谈到杨先生的家庭，她深有感触地说道：“它是一个命定的悲刻吗？它真富有诗意！”
萧立刻拿起笔来写出下面的一首诗：
人生好梦最难圆，往事悲思四十年。
未挑琴心先有意，偕飞比翼早无缘。
灵犀曾未通胸次，宝剑无由挂墓前。
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8〕
中共党史的吹鼓手们篡改历史，粉饰说杨开慧对毛泽东一见钟情，并至死不渝。他们对萧瑜在该书中回忆的史实，封锁消息之余从貭疑到谩骂，一口否定，以便营造「伟大领袖伟大爱情」的神话故事。其实，杨开慧和杨家父母曾有意选择萧瑜而非毛泽东为杨家女婿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毛泽东出身在一个不通文墨的农民家庭，虽然毛父曾艰难创业，向农商方向发展，过上了小康生活，但到底不过是个小暴发户而己，与诗书之家杨家并无什么共通之处，换言之，毛泽东的家庭教育背景与杨开慧相去甚远。萧瑜则不同，萧父萧岳英为湖南著名教育家，与杨昌济先生一样，曾经留学欧美。故杨开慧和杨家父母选择萧瑜至少在家庭背景相同方面，有充分的理由。据萧瑜该书所说，杨教授去世后，杨开慧给远在巴黎的萧瑜写了封长信，告知了杨教授不幸去世的消息，因为杨开慧知道「杨先生和萧之间宛如父子。」相信读者会明白一个花季少女给一个少年郎君写长信意味着什么？(信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杨开慧写信的对象是萧瑜而非毛泽东，这己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况且，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授的独女千金小姐杨开慧即使情窦初开欲找个如意郎君，北大校园里多的是才子少年郎，怎麽会看得上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比自己年长八岁的来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没有稳定工作的「临时工」？而据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1980年出版的《毛泽东传》(海外出版过百种毛泽东传记作品中最畅销、同时也最被推崇及被引用最多者)第三章以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Salisbury)(曾作为邓小平的客人专访邓小平)1985年出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八章均有提及1919年末，当时杨昌济先生病重卧床，扬开慧待奉在侧，心情忧伤、郁郁不乐。其时毛泽东在长沙攫取了一笔长沙学界驱张(驱逐督军张敬尧)的政治献金二次进京，密会扬开慧，口袋里有钱了，于是豪花浪掷，也不知使了什么流氓手段，将年仅十八岁的扬开慧骗出去「试婚」结果「野合」了。对他们的交往，杨家父母极力反对，斯诺的书里也不讳言「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3〕结论是说毛杨结婚是毛利用扬小姐的幼稚天真，「试婚」(骗婚)生米煮成熟饭的结果。至于毛杨是「同居」还是「结婚」？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何时何地举行的婚礼？毛对斯诺说「说不清。」〔3〕可见毛对这段婚姻极不严肃。
在北京度过激情浪漫的四个月后，1920年初毛泽东回到长沙，杨开慧也扶父柩回了长沙。可是毛却居然抛下他的新婚妻子杨开慧，去找他的「旧爱」陶斯咏去了。陶斯咏（1896年-1931），即陶毅，字斯咏，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周南女中师范科毕业生，时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20世纪20年代初也是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中，她都是副会长，当时毛泽东祗是个理事。据萧子升、易礼容等人的回忆，均称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毕业后留校工作。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进，倾向无政府主义，主张教育救国。
陶斯咏于1916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在周南女校，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向蔡两人在中共官方党史中均占重要地位，其中向嫁蔡兄蔡和森为妻，逝于1928年，毛得天下后，蔡曾在毛政权中任高官要职－－笔者注)毕业后，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但她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联系。她有事来长沙时，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不久，她与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
陶斯咏由杨昌济先生推荐加入新民学会。她有胆识，敢于抛头露面，做事干脆利落。[1]
陶斯咏是毛泽东的初恋情人。毛泽东与陶毅不仅同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投，但是家境却相差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加上彼此政治理念不同，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持续下去。毛陶分手后，仍保持来往。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
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祗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1921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1918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祗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祗在1921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
1921年，毛泽东年近而立。父母均已去世，这一年他回韶山过春节时，作为长子，他已经把家里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弟妹都跟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房子让给人家住，田地典给人家种，债务一次还清，债权一笔勾销——他已经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生活上呢，他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特别是心仪已久爱慕莫名的开慧，已经成了他的妻，他已经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一个那留在记忆中韶山南岸上屋场七弯八拐的「老家」所无法相比的新家。应该说，他心底里满盈盈的幸福感，他己无后顾之忧地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放开手脚去实现他「现代帝王」的梦想了。这一年，他在思想、信仰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自从1918年北京之行通过杨昌济先生的关系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他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门槛，随后又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湖南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洗礼。曾经在他的思想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逐渐淡化了。克鲁泡特金、杜威、罗素的巨大的身影，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渐渐淡漠，模糊。他已经自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并已经努力地在为自己的信仰奋斗，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是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在不断地施展自己的权谋，贯其一生，一切为了自己个人的权位，其余一切包括亲情、友情、人情全可置之不顾。
当年6月底，毛泽东以「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从李大钊陈独秀那里领到了200大洋的路费，随便拉上一个同乡旧友何叔衡自称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去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中共一大)谁知假公营私第一步就碰了壁，代表李大钊陈独秀出席并主持会议的北大学生张国焘貭疑何叔衡的代表资格，称何非共产主义者，无权出席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得到多数与会者支持，毛虽不服，也不得不藉有事需回湖南处理令何实时退出会议返回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