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新谷歌公司CEO的桑德尔·皮查伊（Sundar Picha），2015年5月28日，在加州三藩市举行的2015年谷歌I/O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最近，Google母公司Alphabet有条重磅消息传到了中国。对此，大陆有官媒大惊失色的问道，“Google的接班人为什么是他？”“将成为Alphabet的新任CEO，接替联合创始人兼前任CEO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总裁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颂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到底是谁，什么来头？”
没有来头，就当不了CEO吗？这显然是中共烂熟于心的官场潜规则，而非西方社会正当企业的用人规则。“又是一位印度CEO，印度职业经理人群体在硅谷太无法阻挡了”，显然也不是“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而是本就存在的事实。
印度的职业经理人在全球商界、尤其是美国的尖端行业中叱诧风云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多年前，大陆已有媒体报导，“印度CEO正成为全球企业中的一道风景线”。比如百事可乐、花旗银行、联合利华、Adobe等公司CEO或前CEO都是“印度制造”。有调查显示，“印度人在全球知名企业中担任高管的人数仅次于美国”。
美国的精英教育向来以“常春藤”学府的高质量而闻名世界，而印度没有那么多“常春藤”，却依然能培养出“人数仅次于美国”的商界精英，就更令人感慨与叹服了。相比之下，中国的人数又如何呢？2011年，登载在《时代周刊》上的《印度的主要出口：CEOs》一文说道，“在美国500强公司里，CEO们除了美国人，最多的就是印度裔。这方面，华人是远远落后的”。连具体数字都没提，可想是因为少的可怜而难以启齿了。
印度既然有精英，就少不了培养精英的高等学府。尽管从数量上来看，不如美国的“常春藤”，但从教学品质上来加以较量，似乎还能胜人一筹。印度最好的两所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听起来并不显山露水，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节目却形容，“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等于“把哈佛、麻省理工、普利斯顿大学加在一起”。难怪美国和印度的教育界一直流传着“考不上印度理工，才到麻省理工来”之说！此外，“印度颁发的高等教育文凭，所有的英联邦国家都承认”。
印度盛产CEO已成为传奇，日本盛产诺贝尔奖已成为佳话，而中国却仍在这两大精英群体的人数上努力突破着“零”的大关。在教育产业上，中国惟一能盛产的，就只有“高考状元”了。
然而，对一直被官方称道、被北大、清华争抢、被中国人惊羡的3300名高考状元们所做的调查显示，“没有一位成为顶尖人才”、“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除了100位科学家与学校教育“有一定关系”，全中国100位社会活动家、100位企业家和100位艺术家“所获的成就和学校教育没有正相关关系”。如此惨烈的结果，不仅判了高考状元们的“死刑”，更是判了中共治下低品质教育的“死刑”。
在试图分析“Google的接班人为什么是”印度人时，陆媒谈到了“语言优势、人数优势、抱团作战相互提携、对于管理能力的重视”这四点原因。但最终还是被网友嘲笑称，“最后一条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管理能力”，中国人讳莫如深。因为中共垄断下的各行各业都是在效仿着官场规则来运行，“能力”靠后，“权力”优先。有多少领导的决策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就在几日前，总理李克强还怒斥，“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试想，中国最有权、有钱的单位、企业都发不出农民工的工资了，领导们的“管理能力”又体现在何处呢？
一方面，用枪杆子顶着人民脑袋抢来的政权，自认为就不需要什么管理能力；因此，红二代、官二代们即便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也只是混文凭，根本无心求学。另一方面，担心政权垮台的政府，最怕人民有思想、有能力。于是，就处心积虑的限制人民的自由。洗脑从娃娃抓起，长大后才不会对宪法中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一切自由权利有认知、有渴求。
一党专制下，中共不需要任何中国人成为精英，它只需要中国人把它视为惟一的“精英”，不顶礼膜拜，也得惟命是从。没有选票，中国人就永远无法为自己争取到自由。没有自由，中国人就永远无法拥有了解自我、展现自我的机会。
或许很多人还没发现，在所有的自由权利中，以信仰自由对教育的影响为最。有文章指出，“印度与中国都是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与印度一样，都“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能够源远流长，必定与这个地域对信仰的尊崇有着极大的关系。
对于印度，曾有中国人一语道出“他们那里有信仰”这一典型特征。然而，自古就有对天地神明以及儒释道的信仰的中国，在历史走过上下五千年之后，竟被中共搞成了一个“无神论”国家。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的“信仰篇”中，“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剿灭宗教，隔断神人联系”一节就已详细阐述了，中共是如何摧毁中国社会的信仰体系以及剥夺中国人的信仰自由的。
或许有人会质疑，信仰与教育、与培养精英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妨以美国学者A.E.Winship在190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来作为参考。因为研究对比得出，信基督的爱德华兹家族与著名的无神论宗师马克·尤克斯的家族，在200年中的发展与成就，“简直是天壤之别”。
资料显示，“爱德华兹家族，有信仰，人口数1394人；其中有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还有1位副总统”。
“马克·尤克斯家族，无信仰，人口总数903人；其中有310个流氓，130人坐牢13年以上，7个杀人犯，100个酒徒，60个小偷，190个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
中共常说，家庭是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而上述研究恰恰反映了，信仰对家庭教育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往大了说，整个社会的道德、信仰体系也决定着普罗大众所接受的薰染与教化。曾有调查显示，“83%的受访印度人认为自由实践自己的信仰很重要，这代表印度人支持宗教信仰自由，比全球平均74%要高”。这或许正是印度裔 CEO即便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也不影响国民普遍重视信仰的印度盛产CEO、并打造出能与美国比肩的精英教育的关键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