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徐铸成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参加上海市政协学习时，与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的霍锡祥在一个小组。他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中写道：“江华有时也派我了解他对时事问题的看法，我和他谈后都写了书面汇报。”显然，解放后响应中共号召从香港回来的这位市政协委员，仍然是统战部门非常关注的对象。
徐铸成的这项特殊工作，对象不光是上海本地其所熟悉的高级知识分子，《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还说：“61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浦熙修是著名女记者，原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在“反右”中被毛泽东的宏文讥刺为连接罗隆基与上海《文汇报》编辑部的“一位能干的女将”；宋云彬是文史学者，曾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与徐铸成属好友。
不过，江华向徐铸成交办的特殊工作并非都能顺利完成。比如，《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也写了吃闭门羹的事例：“傅雷是反右斗争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时首先揭发他的反党罪行的，他对我一直怀恨。60年，统战部的江华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刚进他家的门，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来，说傅生病，不能见人。”还有一位是《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徐铸成在另一篇《交代与一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交往关系》中说，与他“过去气味相投，常在一起应酬喝酒。57年后从无来往，只在见面时彼此问问好而已。统战部领导60年前后曾希望我做些他的工作，我说明困难，没有做”。有些什么困难呢？徐的交代材料没有说明，但似乎不难揣测。赵超构在“反右”期间检讨一番即过了关，不但没有被划成“右派”，而且在1957年6月和9月、1958年1月三次获得毛泽东的小范围接见，晤谈甚洽。令人不解的是，对被毛泽东称为“我的老朋友”的赵超构，江华同样要设法了解其内心思想，真有点草木皆兵，多此一举！何况，赵出言一向谨慎，紧跟形势，即使去交谈一番，也未必会有多大收获。这些因素，不知是否徐铸成推托此事的“困难”所在？
据徐铸成在交代材料中称，这样的工作，一直到“文革”前夕戛然而止。这不难理解，既然政治局势丕变，像他这种摘帽“右派”很快又成为新的革命运动要打击的对象，而统战部门不久也陷入混乱之中，江华这类干部自身难保，谁还顾得上交付新的工作？
对这项特殊工作的直接委派人江华，徐铸成在有关交代材料中数度提及，通常称“统战部的江华”，有一处是“市政协领导我们右派改造的江华”，未曾写明他的具体职务，因而有必要在此略作补充。江华先后担任江苏省阜宁县委敌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保卫部部长、华中五地委社会部侦察科长、苏北区党委社会部保卫科长、华中行政办事处公安处侦察科科长、政保处处长，江苏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三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从他的经历看，长期在军队或地方从事情报、政治保卫工作，应在50年代中、后期从公安系统调入统战部门，改为专与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尽管工作对象有变，而职责似无多大变化。而且，为了及时、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这些人的内心，特别是他们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用上了情报刺探和搜集手段。摘去“右派”帽子不久的徐铸成，就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从上述交代材料可知，被打成“右派”的经济学家沈志远也做过这类工作。可以肯定，在江华指派下充当同样角色的高级知识分子，绝非一二人。
上述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确确实实是徐铸成在特定历史时空的非正常生存状态的一部分。读到这些内容，很容易让人想起前些年章诒和女士笔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卧底”的现象，而徐铸成的这段特殊经历，恰好构成进一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的重要参照。当整个社会处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双重控制下，每个单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没有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权利，何况像徐铸成这样“右派”帽子虽摘而帽痕犹存，一旦掌握其命运的干部以为党而做的名义提出某种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故此，“告密”也好，“卧底”也罢，大抵不会是这些文化人自觉自愿的行为，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尔”。我极为赞赏《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前言”中的一段话：“只要是对作者当时身处的那种语境有所经历和了解，就不难从这些文字中觉察到共和国已经逝去的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沉痛感，也不难从这些文字中体悟到可怖的政治高压会导致多么严重的人格和思想扭曲。作者这些违心的文字，曾对他自己亦可能给他人带来一定的伤害，但这一切无疑更应该归咎于那些畸形而荒诞的政治岁月。”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中，随着“右派”问题改正，徐铸成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恢复了应有的社会地位。我在他指导下读研究生时，曾就其回忆文字中对人隐去姓名、对事语焉不详之处一一询问。他的自传《八十自述》（初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出而未发行，后改名《徐铸成回忆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中有一处：“1963年，五十六岁，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轶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金陵旧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这位“某领导”，即指升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的江华。徐先生当时还补充一句：“前几年他出我外快（沪语‘赚我便宜’之意），写了一本小说，请我帮忙润色，费了我不少工夫，后来发表了。”这部小说名为《湖上的枪声》，在《新民晚报》连载了不少日子。我从他口中听到“江华”这个名字，仅此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