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7日，是中国高考的日子。
今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高考”（科举）状元们，他们在中了状元之后，都有怎样的出息。
并借此文，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舒缓一下压力。
1904年7月4日，大清帝国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科举考试。
在1904年的科举考试里，状元、榜眼、探花，也就是全国第一名、全国第二名、全国第三名，是以下这几位仁兄：
状元：刘春霖，河北沧州人
榜眼：朱汝珍，广东清远人
探花：商衍鎏，广东番禺人
以下我们看看，他们参加“高考”成功之后，人生都有怎样的出息：
状元刘春霖在考中状元之后，去了日本留学，然后回国，在直隶谘议局、大清谘议院担任议员，然后在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担任监督一职。大清亡了之后，刘春霖先后任职袁世凯的总统府、中央农事试验场，再后来，担任直隶教育厅的厅长，1928年辞职不干了，然后就闲居在北平、天津等地，1942年病逝。
1904年最后一届科举状元刘春霖
可见，我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他的一生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建树和出息，不过当然，由于他有优秀的学养和履历作基础，他的人生状态，始终都可以维持在中产阶级以上。
而榜眼朱汝珍，这个广东清远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出息，民国期间，他在香港主持孔教学院的办学工作，也曾经担任香港孔圣会的会长，然后又担任香港清远同乡会的会长，等等，后来也是在1942年病逝。
1904年最后一届科举榜眼朱汝珍
当年的探花商衍鎏，考中之后，也去了日本留学，然后他去了德国，在德国汉堡一家当时名叫“殖民学院”的大学里做教职人员，一战期间回国，做过大总统府谘议、江西财政特派员等职位，再后来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解放之后，商衍鎏担任江苏省文史馆副馆长、江苏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1963年病逝。
1904年最后一届科举探花商衍鎏
可见，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的前三甲：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他们“高考”成功之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人生建树，没有太大的出息，不过，毕竟是前三甲，他们的人生，确实基本上都可以维持在中产阶级以上的水平和状态。
这其实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看法：高考成功，最多只能保证你中产阶级左右的生活，而你是否能够跻身上流社会、成为成功人士、乃至在历史上留名，则不是由一次高考决定，而是由你这个人的综合素质决定，这个综合素质，至少包括情商、人品、抱负、眼界、决断力、三观、胆量……等等等等。
好。回顾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我们再溯源而上，看看更早一些年份的状元们，他们的人生，又有多大出息。
时光倒流一年，1903年科举考试，当年的状元，名叫王寿彭，是山东潍坊人，他人生的最高职务，是担任山东省教育厅的厅长、以及山东大学的校长，后来在1929年病逝。
建树也不算很大。
1903年科举状元王寿彭
再看一个。
1898年当年的状元，名叫夏同龢，贵州省麻江县人士，考中状元之后，夏同龢先是进了翰林院，然后去日本留学，北洋政府时期，夏同龢曾经担任江西省实业厅的厅长，1925年病死在北京。
可见这个状元夏同龢，也没有太大的出息。
1895年的科举状元，名叫骆成骧，四川资中人，后来也是留学日本，大清倒台之后，骆成骧回到四川，后来任四川高等学校的校长，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再后来任教于四川法政学堂，1926年病逝于成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骆成骧，也没有太大的建树。
还有1892年的状元刘福姚、1890年的状元吴鲁、1889年的状元张建勋、1886年的状元赵以炯……等等等等，都没有大的建树，不过，他们的人生，也都可以维持在中产阶级以上。
通观有清一代，真正在历史上留名的状元，其实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1856年的状元翁同龢，他的出名，是由于担任了同治皇帝、光绪皇帝两个人的启蒙老师，不过翁同龢在晚清时期的政治业绩，并不突出，因此在近代史上，名气并不大。
1856年科举状元翁同龢，担任同治皇帝、光绪皇帝的老师
第二个就是1894年甲午年的状元张謇，张謇在民国时期有一定的出息，但在近代史总体来说，也没有太过突出的建树，毕竟论近代史上一流的名人，其实张謇也是排不上名字的。
1894年科举状元张謇，清末民初实业家
我查了一下档案，清朝268年江山，一共产生114名状元，其中真正在历史上留名的，其实就只有翁同龢、张謇两个人，其余的112个状元，都没有太大的建树。
我又查了一下明朝，明朝276年江山，一共产生90个状元，其中在历史上留有鼎鼎大名的，你猜有多少个？答案是：
零
是的，明朝90个状元，在历史上留下显赫名声的，一个都没有。
而在明朝的历史上，那些做出大事业的、鼎鼎大名的人物，你比如说袁崇焕、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郑和、严嵩、李时珍、于谦、宋应星、王阳明、方孝孺、胡惟庸、郑成功、熊廷弼、史可法、徐霞客、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等等，
没有一个是状元出身
明朝当官成就最大的张居正也不是状元出身
同理，清朝也是这样，那些在清朝时期建树较大、名气较响的人，例如说林则徐、刘坤一、李鸿章、沈葆桢、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谭嗣同……等等这些，也没有一个是状元，反而，他们的科举考试成绩，并不突出。
其中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等人，还都在科举考试中，曾经有过落第的经历，例如李鸿章就曾经在1845年的会试中落第。
清朝最有名气的大臣李鸿章曾在1845年的会试中落第
然而这些人，都在他们后来的人生路上，都反超了当年在科举考场上考赢他们的那些状元们。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一场考试，其实不能真正决定你的一生，真正决定你一生的，归根结底是
你的综合素质
讲到这里，我们应当指出，张之洞是1863年科举考试的全国第三名，也就是当年的探花。
1863年的科举考试（高考），前三甲是这样的：
状元：翁曾源
榜眼：万崇后
探花：张之洞
张之洞确实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有很大的建树，不过，这其实也恰好说明了问题，同一届的状元翁曾源，只当了个“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一辈子没有什么大的建树，而同一届的榜眼万崇后，更是默默无闻。
也就是说，当年的第三名张之洞，在人生这个大考场上，完美赶超了当年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这也又一次印证了：考试证明你学习能力不错，但是人生能否成功，则最终要拼的是综合素质、综合能力。
1863年科举探花张之洞
任何的考试，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今天的高考，它都只能考察你一门或几门学科的知识，而对于考生的综合素质，你比如说：人品、情商、眼界、魄力、胆量、决断力……等等,科举也好，高考也罢，这些纸面考试，其实都是考不出来的。
这些综合素质，只能在“人生”这个漫长的、真实的、而且是“开卷”的“考场”里，才能慢慢地、一点点地考出来。
拿我们今天的名人举例说，马云、马化腾、雷军、任正非……等等这些杰出人物，当年论读书考试，都不是佼佼者。
因此我借此文，忠告广大考生朋友：
如果你考好了，上了心仪的大学，那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千万不要骄傲，因为上了大学，仅仅是你人生的起点，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最终能不能成功，仍然是个问号，前面我列举了那么多的科举状元，他们后来都建树平平、默默无闻，就是很好的警示，记住，要磨练你的综合素质，人品、情商、勇气、魄力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从长远来看，其实比你的考试成绩，更为重要。
如果你没考好，没能考上心仪的大学，那么也大可不必气馁，高考成功不等于人生成功，高考失败也不等于人生失败，人生成功的路子有千万条。许多40岁左右的人搞同学聚会，都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在老同学当中，当年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往往比当年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混得还要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其实说来说去，还是那个道理：综合素质决定人的一生，而不是高考。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高考这种事，尽力了就行，条条大路通罗马，天下哪有绝人之路。
好了。说到这里，我总结一下“高考”和“人生成功”之间的逻辑关系：
逻辑一：高考成功说明你的学业优于他人，但并不能证明你的个人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优于他人。
逻辑二：高考成功，大概率决定你的人生至少有中产阶级水平，但你能否跻身社会上层，要看你的综合素质、综合能力。
逻辑三：高考成功，只能说明你人生成功的概率，比其他人要高一点点，但概率高一点点，并不证明推论一定会实现。
逻辑四：高考失败，并不能说明你人生失败，尤其在工商业发达的现代社会，其实人成功的机会有很多，大浪淘沙，综合能力强的人，最终都会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行文到最后，我把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在1904年的考卷给挖掘了出来，贴在下方，给有兴趣的读者收藏阅读，也看看当年，让刘春霖中了状元的这篇高考高分作文，到底写了些什么。
《状元刘春霖科举答卷原文》
作者：刘春霖
日期：1904年7月4日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主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忱所仪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钦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固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
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未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言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予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
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
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之得失。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予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雍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数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寓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战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哀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巨，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国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对之要务。苟予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后有勋、华之业。
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主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忱所仪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钦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固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
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未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言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予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
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
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之得失。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予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雍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数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寓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战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哀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巨，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国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对之要务。苟予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后有勋、华之业。
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