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车士在隔离审查三个多月期间，先后被审问，被毒打60余次。被打伤出血的伤口未及结痂又变成新的伤口。有的人对“好汉不吃眼前亏”错误理解，不顾他人蒙冤受苦和“玩火自焚”的古训，他们仿效付三光、杨约拿、此阿昌等人的投机行为，瞎编罪名，乱点“同伙”，进而盛行乱点乱供风，有的人一次点出上百名“同伙”。如此反复循环，所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越来越多。但是参加批斗会的群众却越来越少，来的人也不敢抬头，生怕被斗的人看见点成“反革命分子”。全副武装的看守人员，夜间用机关枪、冲锋枪对着受审查人员的住所上空疯狂扫射。县城的居民生活在极度恐怖中。
经过三个多月的隔离审查后，阿车士等11人以“裴霜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五花大绑，再扣上手拷。力大过人的三位民警，竭尽全力对阿车士加强捆绑力度，扣上两道手拷，拖到看守所院坝的水泥地上曝晒数小时。直到看守人员饭后换岗时才得以松绑。双手因捆绑过紧，时间过长而血脉受阻，导致尺神经、挠神经严重受损而失去功能不能动弹很长一段时间，几致残废。进入看守所后，因他是被列入“顽固不化”、“死心踏地”而要处以死刑的“死囚犯”之中，被拖进没开窗口、没有光线、空气污染，周围潮湿的单人牢房中关押。死牢中没有光线，全是黑的，24小时中不知道何时是白天，也不知道何时是黑夜。只知道脚镣金属撞击声多了，就猜到大牢房早上开门放风。吹了哨子就是晚上熄灯睡觉。死牢中氧气不足，呼吸困难，有被闷死的危险。
1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里，他被拖出死牢，在微弱的光线下，一个身材矮胖、嘴脸铁青、满面凶相、酒气熏天的人，带着两个看守民警把他带到行刑室，那里挂满脚镣、手铐、棍棒及血迹斑斑的绳索等刑具，还不开口训话就突然拔出手枪用枪口猛击他的心脏部位，直至休克昏倒，醒来时那人大声吼道：“把电台交出来！”阿车士感到莫名其妙。此前在隔离审查几个月中，从来没有提出过“电台”问题。而此时突然提出，更感到茫然。于是横下死心，理直气壮地反问说：“电台是什么？我没有见过！你们为什么害人？你们才是反革命呢！”一伙人暴跳如雷，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叫来正在服刑的刑事犯和茂清和自称是《中央社》记者的在押犯王培元，用特号脚镣在他的光脚杆上钉牢后，强迫他在室内拖着脚镣来回跑步，直至被脚镣磨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才被拖回牢房。
一周后的一个深夜里，他被从碧江县公安局看守所带到怒江州公安总局的一间办公室里。进门时看到墙角中布满棍棒、绳索、瓦渣和装着冷水的水桶等刑具，看到这些刑具，本能地想到更为残酷的逼供暴刑又一次将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大约深夜1点左右，阿车士尚未立稳，就被踢翻在地，“把电台交出来！”的吼声，在屋子里震荡。阿车士重复在碧江县公安局的痛骂，怒江州公安总局副局长李春（主持工作）恼羞成怒，强行逼压他跪在早就铺好的瓦渣上，再用一根长木棒，横压在他的双小腿中部，木棒的两头各站一人，使尽全力、狠砸他的双腿时，他疼痛入骨、惨叫连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蒙、一阵耳鸣，休克昏死后，他们用冰冷的水把他泼醒。李春说他装死而狞笑。接着改用绳索，将他的双手扭向背后合并交叉，用绳索的活扣套上，绳索的左右两头对站二人，捏紧绳索，四人合力拉紧挤榨他的双手时，又一次疼痛钻心、眼冒火花，耳闻蟋蟀叫鸣音，又一次休克昏死。更为恶毒的是，当时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干部全然不顾法律的尊严，执法犯法。用一根木棒对着阿车士的头颅打来，所幸老天有眼命不该绝，打来的致命重棒被横躺在地上面的桌子一角挡住而幸免于难。否则阿车士的头颅瞬间被打出脑浆，魂归上苍，阿车士的后人也像被冤死的其他人一样，只能领到三百元的抚恤补助金了。也不会有人去追究行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
如此种种暴刑，仍然没有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终于亮出经过精心炮制的妻子的“口供”证据时，阿车士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头脑轰鸣，如同“五雷轰顶”。善良朴实的母亲已被牵连，老人家年纪大、身体弱，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严刑拷打的逼供关。为了不让她老人家受刑惨死，决定利用到自己家乡寻找所谓“电台”的押解途中，找机会跳河或投江，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以示抗议，以此了结牵连母亲的遗憾。于是答应和他们一道去寻找所谓“电台”。
阿车士在州公安总局被施酷刑后的第三天，在两名公安人员的押解下去“追寻电台”。当时没有公路，他已经作好绝死的思想准备，只等机会来临。快到河水汹猛、乱石林立的子冷河，准备过桥跳河时，由于此前一位叫田鸿基的被冤去挖“电台”，曾从此桥上跳河自杀，他们早有防备，把阿车士置于二人中间，用捆着他的两股麻绳一前一后拉上，再加上手铐已把他的双手反扣，过桥时无法抱住押解人员跳河同归于尽。当天行至子冷甲乡公所就宿。天黑前他在住室墙角上捡到一片锋利的罐头铁皮藏于鞋内，准备待押解人员入睡后，趁黑夜用它来割断自己的颈动脉血管自尽。但是入睡前经验丰富的押解人员又把阿车士的双手反扣上，让阿车士睡在他们二人中间而不能割颈自杀。第二天继续前行至里吾底村对面的江边，准备乘小木船渡江时，押解人员又叫他坐在木船的中隔，用两把划板架在他的左右肩上，划板的两头各站一人，把他牢牢稳住，又加上绳索捆绑，手被反扣，乘船过江而未能投江自尽。至此他已失去自尽或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的机会。正处在求死不能，欲生渺茫的绝境中，突然想到在去到里吾底村的最后一条路上，佯装逃跑，让押解人员开枪打死，但也无法实现。到里吾底村见到母亲时，母亲告诉他，和同村的冤民开付卖、木阿用、赵国恩等人已被拷打扣押十多天了。阿车士想，在州公安总局被严刑不过4天，说“阿车士已经供出母亲藏匿电台”，毫无根据，全属谎言。为了寻找凭空杜撰的“电台”，州公安总局已挖掘过美国传教士的坟墓，和一些人家的宅基地。就在前几天，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阿匹子带学生到怒江实习，也被卷入此案，把他押解到里吾底村，逼他交出“电台”时，他逃跑抗议，被押解人员用冲锋枪扫射，因往坡下狂奔，未被射中而幸免于难。阿车士在里吾底村同母亲和其他蒙冤村民一道，被关在“大跃进”年代中的大粪加工房内被拷打凌辱两夜一天后，又押回碧江县看守所。过了几天他的胞兄付阿士也被关进碧江县看守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