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盛行，必定带来告密成风。
我说的还是满清时期，特别是乾隆朝。
手工统计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的《清代文字狱档》，共载85案，至少有22个案子，是因告密而人头滚滚的，占1/4强。
其中有群众举报，也有同族同告、亲亲相告，甚至子告父都有，画风都是我们熟悉的。
但最奇葩的，还属发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这一案。
240年前的三月二十一日，宁国府太平县（今安徽黄山）人焦禄，向知县周学元举报他的族人焦良先、焦永榜，说他们“捏造谤帖指奸污辱”，也就是编造毁谤他的文字，诬陷他跟人通奸。
本来就是一件很普通的民事案件，怎么就惊动乾隆了？
因为焦禄呈上作为物证的“谤帖”，“内‘大不仁’三字之上写有‘清朝’二字”。
是不是有点绕？
其实很简单，就是谤帖上有“清朝大不仁”五个字，这五个字，连上奏折的封疆大臣都不敢直接引用，只能描述为“内‘大不仁’三字之上写有‘清朝’二字”。
这就由普通的民事案件上升为悖逆大案了。因为满清入关，打的也是解放汉族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旗号，敢说“清朝大不仁”，绝对是活腻了。
所以知县周学元接到举报，不敢怠慢，第一时间讯问焦禄。焦禄供称，族长焦良先等诬告他跟族内焦永榜之子焦滚来的未婚妻陈氏通奸，并将此事写成告帖，贴在焦氏祠堂门首，然后将他逐出宗祠。而他在离开宗祠之前，将告帖揭下，发现里面有反动口号，于是赶紧到县衙告发。
看来，如果此事属实，焦氏被族灭，那都是轻的。
好在知县周学元多了个心眼，发现焦禄在回答问题时“情词闪烁可疑”，为了弄清案情，便亲赴焦村，秘密传唤焦良先、焦永榜等当事人讯问，两人供称，“并无捏造谤帖之事”，事实是焦禄确跟焦永榜的未婚儿媳陈氏通奸致其怀孕，事发后按族规被逐出焦氏宗祠，没想到竟反咬一口。
双方各执一词，知县周学元带差人到焦禄家中搜查，一番翻箱倒柜，虽没查出什么“不法字书”，却搜到了两张状稿，经笔迹比对，跟焦禄提供的物证，即那张“谤帖”同出一人之手，于是再次提审焦禄，焦禄见事情败露，只好招认那“谤帖”是他自己写的，目的就是为了诬害焦良先等人。
案情明朗，焦禄虽是诬告，但“清朝大不仁”五字实际存在，这当然是悖逆大案，知县不敢擅自处理，遂上报两江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
萨载接报，也不敢有一秒拖延，即命知县周学元将全部涉事嫌犯提解到省会安庆，然后汇同安徽布政使、按察使，三司会审。
这一审，案情没有再反转，只是披露了更多细节：
诬告者焦禄，又名“焦四六”，是焦永榜的族弟，两家也是邻居，常有来往。没想到，焦禄居然跟焦永榜三子焦滚来的未婚妻陈氏通奸，导致她怀孕。不仅如此，去年十二月初九晚，焦禄趁焦永榜父子不在家，潜入他家，意图强奸焦永榜次子的老婆杨氏。杨氏不从拼命叫喊，惊醒婆婆，遂叫同族人焦文秀，将焦禄当场抓住，并讯问出跟陈氏通奸致孕之事。因为当时焦永榜父子不在，没及时报官，等焦永榜回来，将此事告知族长焦良先，汇同族中长老审问，焦禄无言置辩。为免家丑外扬，焦永榜同意不报官，只按族规将焦禄逐出宗祠了事。
宗族社会，被逐出宗祠，也就等于今天说的社死。焦四六心怀忿恨，为了报复，便捏造“谤帖”，到县衙告密，想把族长焦良先等人搞死。
为谨慎起见，两江总督萨载再次让焦四六“当堂默写字画相符”，证实那含有反动口号“清朝大不仁”的谤帖确是他本人所写，这才定了案。
很明显，诬告者焦四六，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他家有老婆，还有两个儿子，如果说，他跟焦永榜的未婚儿媳通奸，尚存在两情相悦的可能，也许还能归入“婚外恋”讨论的范畴，但后来还意图强奸焦永榜的另一个儿媳，那就不仅仅是道德败坏，而且是妥妥的刑事犯罪了。受害者一家及族长只是将他逐出宗祠，一方面是不希望家（族）丑外扬，另一方面也是宽宏大量。
按大清律例，焦四六之前已犯了和奸罪、强奸未遂罪，“和奸罪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诱）奸杖一百”，而强奸未遂，至少“杖一百流三千里”。所以，如果受害者告官，两罪并罚，他至少被打一百杖，并流放三千里。基本上，能挺到流放地也生不如死了。
不管怎么说，只是社死，也算是捡了一条狗命，就算以后不能姓焦了，也可以换个ID，比如@不着四六什么的，继续混日子嘛。
当然了，开个玩笑，那时没社交网络，改名重来做不到。但有一招，他就跟现在那个也被除名后继续作恶的谁一样，为了报复，祭起举报大旗。
为什么不诬告族长等人贪污公款，或者反咬他们也跟良家妇女通奸什么的，偏偏要捏造“谤帖”呢？
因为他很清楚，乾隆治下，只有“悖逆”罪才是最致命的，也是最能引起官方重视的。如果告准，那是会族灭的，这样报仇才彻底。
于是搬石砸脚，在和奸、强奸未遂之上，又加了一项诬告罪。
按大清律例，诬告反坐，“加所诬罪三等”。也就是说，你告对方是什么罪，查实是诬告，就按那个罪名加三等处罚诬告者。
但是，两江总督萨载最后给焦四六定罪，什么和奸、强奸（未遂）、诬告，那都不是事，罪名只一个：大逆。
也就是，焦四六最大的罪，就是在“谤帖”上写“清朝大不仁”五个字。
萨载的奏折上，给焦四六的量刑建议是：“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不仅如此，“胞弟焦文学、子焦秀彩均照律例拟斩立决，幼子焦秀广年仅七岁，母陈氏、妻胡氏照律解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然后，“所有房产查明入官”。
乾隆怎么处理的？先是在萨载的奏折上加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四天后，三法司核准案情，乾隆再下旨：“焦禄即焦四六着即凌迟处死，其拟以缘坐之焦文学、焦秀彩着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也就是说，焦四六为了泄恨诬告别人，写了“清朝大不仁”五字，不但自己被千刀万剐，他弟弟、儿子也都人头落地（从宽只是多活俩月），母亲、妻子及七岁儿子，被发给官员为奴。
那么，告密之风会因此案而消减吗？
当然不会。按文字狱档记载，从时间上来看，在焦禄案后，至少还有六起因告密而引发的文字狱案，其中有一起也被判明是诬告。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河南固始县民胡元杰，向州府告密，说他发现该县知县戴如煌所著诗集内有“悖逆词语”。知州上报河南巡抚李世杰，经李世杰汇同开封知府等官员一审再审，确系诬告，戴诗中“语句并无违碍”，完全是胡元杰“附会解说”，“大肆狂吠”。
这一案中，胡元杰为什么要诬告其知县，也是为了泄恨吗？
应该不是。档案载，胡元杰“失馆穷愁”，即本来是一个私塾教师，因为不可知的原因没书可教，穷困潦倒，据其在被刑讯之后供认：“实只意图讹诈，恐所首事不重大不能胁制官者多得银钱，因而丧心病狂妄加注释……”
就是说，这一次诬告，目的是为了讹诈官员，然后怕举报之事不够大达不到讹诈效果，就将知县的诗集“妄加注释”。（至于他的没书可教会不会是该县哪项政策造成的，就不得而知了。）
从焦四六到胡元杰，再加上二十多年前的赵永德，喜欢告密的，为什么都是这样的小人？还有，乾隆治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告密者？
一句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一边说着“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清代文字狱档》之《谢济世著书案》），一边举起屠刀，严打思想罪，于是，举报文字案也就成了小人报复、讹诈的利器。开篇说乾隆朝有22宗文字狱因举报而起，其中也就这三起是诬告，其余的，都是一告一个准。
所以，告密时代，只骂小人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