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突然之间，吴莫愁这个名字消失了。从《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之后，她一度几乎霸占了人们的视线，代言百事、肯德基、美宝莲，去欧洲时装周看展，登陆纽约时代广场。
外界对她的揣测很多：“被资本淘汰”、“沦落到街边商演”、“传闻已被封杀”，有媒体在标题里写，她的消失，“陨落早已预见”。
我们与吴莫愁取得了联络。
在上海长宁区的一家茶馆，时隔三年，我们见到了吴莫愁，她看起来活泼、松弛，脱掉鞋子，她抱腿席地而坐，单刀直入开始对话。我们就“吴莫愁为何消失”这件事和她聊了四个小时。
以下是她的回答。
所有知道吴莫愁的人：
好久不见。
和大家不告而别，已经约莫3年了。这段时间，很多热心的朋友帮我解释。有人说，吴莫愁过气了，以前拿天价代言费，后来沦落到小县城商演，所以找不到她了；也有人说，吴莫愁唱功不行，没庾澄庆罩着，就被市场淘汰了；还有人说，吴莫愁耍大牌，被封杀了。
我想提供一个不同于以上说法的答案。
直接原因是我妈妈生病了，根本原因是我承受不了压力了。所以，2019年初，很突然地，我给经纪人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她，我希望把手头的工作都先放一放。这一放，不知不觉就放了近3年。
好了，我终于说出来了，这让我放松不少。接下来，如果你有时间，我想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6年
把时间倒回2012年，我登上《中国好声音》的盲选舞台。那首让我一战成名的《Price tag》，即便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它很“炸”，但我自己并没有那么满意。
我唱过很多次《Price tag》，本应游刃有余，但那一次我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生硬之处。
舞台是个神奇的地方。聚光灯很亮，舞台上的人一般情况下看不清观众，只能看到面前的四张椅子，椅子那边是四个可以被写进音乐专业教科书的导师。彼时我20岁，还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状况，兴奋和紧张并存。
《好声音》的赛制很紧，我来不及处理加入哈林战队后纷乱的兴奋、激动、紧张，就被推着往前冲了。盲选过后是擂台赛，然后是小组终考，一番车轮战，终于，来到了那首把我推上舆论风口的《痒》。
录制时已经是凌晨四点。我不擅长熬夜，只能强打精神，身上那条超级紧的皮革面料的裙子让我胸闷气短，心慌意乱。紧张，紧张，还是紧张，最终站在舞台上，音乐响起的一刻，那种紧张爬升到了极致，它的直接表现就是，我把字都唱没了。
但我没法逃走，我被架在舞台上，硬着头皮去追赶节拍，把歌词从嘴巴里掏出来，完成彩排了一遍又一遍的既定动作。那是一次灾难级的表演，下来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好声音》期间的表演。前段时间，我翻找手机相册，看到我在参加《好声音》前，在酒吧里唱《他和她的故事》，和我在《好声音》期间唱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可我赢了，出现严重失误的我，竟然战胜了唱将金池姐姐。
那一刻，我想，我真XX幸运啊。后来很多时候我却在想，如果我能早一点明白，幸运是有重量的就好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时候她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从一个完完全全的素人，变成了《中国好声音》全国亚军。这种加速就像赛车游戏里面那种喷射器，你摁一下，就会“哗啦”往前冲，那种感觉很爽，但控制不好的人常常会撞到墙上。
我是失控的那类人。首当其冲失控的就是我的音乐。
我喜欢 R&B，喜欢 Rap，喜欢新潮的音乐，但市场分给我的并不如我所愿。也许我在比赛期间“作妖”的形象太令人印象深刻，越来越多的奇怪又好玩的歌找到我，《舞底线》、《大奇葩》、《小蛮腰》等等。我并不排斥这样的歌曲，他们在既定场景里，是很合理而且生动的。比如《舞底线》，它的歌词是妖怪的语言，不是人类的语言系统，可是放在《捉妖记》里，一群妖怪在我的歌声里舞蹈，它是很惬意放松的。
但当找到我的工作总是让我唱这几首歌，不分场合，不分情境，坦白说，我并不好受。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人们觉得只有我这种“不好好唱歌”的歌手才能唱这样的歌，然后越来越多的歌找到我，然后我不停地演唱它们，然后人们又加深了我“不好好唱歌”的印象。
然后失控的是负面新闻，各式各样的负面新闻。
最开始是大家说我和导师搞对象，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扔给我，我整个 be like，What？Excuse me？然后大家开始追问我父亲的事，我不擅长做表情管理和情绪管理，一聊到这个我就会哭，很快我龇牙咧嘴的照片全网都在传，于是我成为了“亚洲最丑女艺人”。丑着丑着，又是一个更大的新闻，我的照片在地铁上把一个小孩吓哭了。即使十年后的今天，大家提起我，都会记得，我把一个小孩吓哭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哭了的孩子到底是谁，我连慰问的机会都没有。
曾经有一部大制作的电影找我，让我出演妲己。如果当时我腆着脸去演了，可能又要成为另一个贻笑大方的新闻。
我承认，我一直处理不好和媒体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非常害怕记者群访。一群人站成一排，面无表情地拿着麦克风，怼着我。我不知道谁是谁，甚至有时候分辨不出是谁提了哪个问题。我理解这是他们的工作，我也深知应付这些提问是我的工作，可那样的阵仗总是让我难以招架，也无法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我解释吗？很多时候解释无用。比如说，曾经有个我耍大牌的新闻，证据是一张工作人员帮我调整袜子的照片。
你看，我的解释又长又臭，苍白无趣，没人愿意听。但我不解释吗？那又是另一则更大的新闻了。
很多人告诉我，进娱乐圈就是要有娱乐精神。但我做不到，我就是会当真，会较劲，会委屈。出道十年，我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甚至恋爱都没谈过，那么克制小心，为什么还是要经历这样的事呢？我接受不了。
最后失控的，是我对音乐的爱。
你相信吗，最红的时候，我根本意识不到这叫红。生活就是登上长得差不多的飞机，住进长得差不多的酒店，身边永远是差不多的三个人，然后唱差不多的歌。如此循环，1年365天，大约350天都在工作。
不可避免地，我开始对这一切感到麻木，唱歌和表演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我自认是很要强的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对待音乐。以前，我总能想出奇形怪状的点子，但那时，我却怎么都做不到了，就像某个控制灵感的开关被关上了。
音乐变成了次要的事。它是品牌植入的渠道，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不管这是否符合我的表达和期待。它也是助推我站上各种各样的领奖台的燃料，但领这些奖时，我慌张、煎熬，就想拿脚趾抠大平层。
终于，2015年前后，我不听歌了。一个歌手不听歌，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