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之外，中共党国也在加强贯彻“基层治理”来动员群众帮助消除异议和不稳定因素，提高共产党在社会最底层的统治力。
第四章：“党的刀把子”
许多被捕的维族人都是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标记出来的。IJOP是一个“系统的系统”：官员们通过该平台进行沟通，并将数百万个调查分配给下级跟进。
ASPI在本文中指出：IJOP是由新疆政法委下、再教育运动的产物“反恐维稳指挥部”掌控。柯坪县委政法委2018年的决算文件称，当地的“反恐维稳指挥部”员工身着迷彩服，并远程监控再教育营。
中共的法律和秩序体系，即“政法系统”通过政法委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政法系统对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负直接责任。尽管习近平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削弱政法委的地位和影响力，近年来新疆各级政法委的预算和职能不断增加。这是因为在中共的其他运动期间，政法委的影响力往往上升；在新疆的运动中，政法委又控制了先进的监控技术。此外，2010年，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仑在乌鲁木齐提出了“大政法委”治理模式。在再教育运动中，一些外国记者认为朱是大规模再教育营的总设计师。
第五章：法律武器化
新疆的执法草率、严厉，而任意。为了实现运动的目标和指标，高层官员们颁布了许多和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新规；在基层，干部们则公开宣扬他们如何不再依法照章办事。官方媒体不时对这种声音进行正面报道和推广。ASPI发现，警方记录称乌鲁木齐市有街办官员曾威胁一些家庭，“你们家中有人被公安机关收押审查，你们不能再这儿购房居住，如果你们不及时搬走，将你们全家收押”。
虽然许多维吾尔人因文化或宗教表达而被拘留，也有新疆居民因为被指“对社会不满”，或是没有固定地址、稳定收入，而被“收教”或拘留。警方记录显示，看守所工作人员曾告诉维吾尔男子伊克热木·伊明，他原本不应该被收押，“都是你们社区民警凑数字把你放进来了”。据乌鲁木齐警方报告，伊明随后在全新疆和全中国最大的拘留设施中感染了乙肝（没有得到治疗）和梅毒[11]。这使研究人员对新疆再教育营的内部条件产生更多疑问。
在新疆，法律变成了官方的武器；在全国范围内，习近平治下的法律改革使以往关于程序责任和司法独立的理想变得更边缘化。党国正堂而皇之地使用严法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消除社会上反对的意见。
第六章：一线总指挥
习近平经常引用古代中国名言“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是县一级的最高长官，在新疆，他们负责反恐和再教育运动政策的具体贯彻实施。ASPI的研究人员把新疆过去七年的440多名县委书记汇编入一个数据库，并发现这些“一线总指挥”绝大多数都是汉族，现代中国的主体民族。在撰写本报告时（2021年9月），新疆没有一位县委书记是维吾尔人。这些数据说明中共多年前承诺的民族自治早被抹杀。在汉人主导的党国体制里，种族主义根深蒂固。
本章节将介绍新疆三位较有名的县委书记。第一位是药宁，他在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过精英教育，是中国媒体的宠儿。从学生时代起，药宁就表达了对党国的无限忠诚。ASPI在巴楚县发现了9个新（扩）建的拘留设施[12]，在监督管辖这些设施的当地官员中，药宁位于金字塔顶端。在新疆的工作岗位上，他面临着巨大压力，一位亲近的同事也因过劳而去世。药宁称，他在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名言中寻找慰藉。
第二位是杨发森，他在反恐运动中开创了新的治理手段，并在最近被提拔为新疆自治区副主席。他“富有创意”的宣传工作手法被当局称为“拜城经验”，并在反恐运动中成为新疆其他县模仿的样本。2015年，杨发森到北京在习近平面前作报告，称让受教育程度低的维吾尔青年接受劳动改造可以提升社会稳定，这种做法在后来的2017再教育运动中变得普遍。
药宁和杨发森都是汉人。本章介绍的第三位县委书记，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是维吾尔人。和大多数维吾尔官员一样，他任副职，坐在二把手的位置。买吐送在2017年写了一封题为《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的公开信，恳请维吾尔人积极参与维稳工作，自此名声大噪。他代表着在意识形态上和当局同心合力的维吾尔官员阶层。虽然致力于为党服务，他们往往扮演着装点门面的角色。
第七章：“没有与稳定无关的部门”
在反恐运动和再教育运动中，很少有部门或官员能避开“维稳”工作的政治责任。有时，最无辜、最不起眼的政府机构也会执行压迫性的政策。比如，喀什林业局曾帮喀什市的多所再教育营管账一年。
本章，也是最后一章点出了数量惊人的、设计实施过新疆压迫性政策的党和政府部门。这些部门负责着两场运动的不同方面：政治宣传、再教育、“访惠聚”、强迫劳动和人口控制等。因为现有报道中极少有关于新疆政治宣传的分析，本章将重点讨论相关政策。
在新疆，再教育工作不仅发生在所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中，也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显要位置。在已经持续七年多的运动和密集的宣传工作中，党和政府企图改变人们的行为和语言。目前，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群体被分配了虚构的汉族亲戚，被教导该如何布置和维护自己的家[13]，他们的庭院被“现代化”和“美化”[14]，而他们的古墓和清真寺却在被摧毁[15]。
第八章：结论
新疆官僚机构的内部运作和中国全国性的威权统治模式呈现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而且，新疆运动期间的一些治理手段曾先在其他地区被推行，而新疆的“维稳”手段也成为了越来越多其他地区（包括香港）效仿的对象。
未来的学术研究应该进一步探寻当下中国全国性的运动式治理和相应的政策影响。考虑到许多高级中共官员，例如习近平和朱海仑都接受过“再教育”劳动改造，并称当时的艰苦体验改造了他们的心性，学者们也应进一步研究大规模心理创伤是如何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循环往复。
附录
ASPI的研究人员整理了三份附录，其中列出了2014年至2021年在新疆自治区级、地级和县级的党、政、军等部门任职的主要官员。在本报告的第六章《一线总指挥》中，作者使用了第三份名单中的数据（过去七年中新疆440多名县委书记的姓名和基本信息）来分析和制图。虽然三份附录不会在此公开，APSI或将考虑共享这些附录的请求。
关于作者
许秀中是一名独立研究员。她曾在《纽约时报》任记者，后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国际网络政策中心(ICPC)任政策分析师，也为《华盛顿邮报》等撰稿。
雷国俊是 ASPI ICPC的高级研究员（非常驻），也是拉筹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达莉娅是 ASPI ICP的研究员。
鸣谢
感谢研究人员杜亦文、郭宝源、王梓君*、尼若拉·艾勒玛、内森·鲁瑟和凯尔西·门罗对这一项目的付出和贡献。感谢弗格斯·汉森和丹妮尔·凯夫的指导和支持。出于安全考虑，王梓君是化名。
感谢提出了宝贵意见的同行评审员，包括白道仁、古茂森、山姆·泰宁、何淑梅、沛德·玛蒂斯、迈克尔·舒布里奇和爱德华·施瓦克。还要感谢和作者们分享了《乌鲁木齐警方记录》的耶尔·格劳尔。本文中所有观点、分析，以及任何错误或遗漏都由三名作者全权负责。
英国外交部为这一项目向 ASPI ICPC提供了116770澳元的资金，本报告是其中的关键产出；项目的其他部分见 ASPI“新疆数据项目”网站。
本项目的额外研究费用由美国国务院2020-2021年度对“新疆数据项目”捐赠的资金承担，亦受来自政府、行业和民间社会的 ASPI ICPC其他资金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