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偏远的苏拉威西岛，一名中国工人不幸逝世。他的儿子花上三个月打听父亲遗体的下落，最终却可能见不到他的最后一面。
这是中国在印尼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其中一个不幸故事。德国之声访问数名当地中国工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活着回家"。
中国在印尼“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企业里，许多中国工人表示遭到剥削。有人不敢吭声、有人冒险偷渡、有人客死异乡家属却找不到遗体。德国之声访问数名中国工人，他们说，“活着回家”是他们唯一希望。
自7月28日开始，32岁的张超心底总是回绕着一个问题：“父亲的遗体究竟在哪？”
张超的父亲名叫张广永，来自中国江苏，他在2019年11月与从事境外劳务派遣及分包的南通京唐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唐”）签署合同后，到江苏德龙镍业公司（以下简称“德龙”）位于印尼苏拉威西的“德龙工业园”从事木工工作。
这是一座面积达2,200公顷的工业园区，专门生产镍铁与不锈钢，是中国在印尼“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发展项目——印尼是世上红土镍矿含量最多的国家，而镍矿则是制造电动车电池的必要原料。该工业区有多个由不同公司合资执行的项目，而张广永隶属的PT OSS公司为德龙与厦门象屿集团合资的德龙工业区二期项目。
2020年时，张超的祖父及母亲不幸相继去世。张广永曾两度申请回国奔丧，却都被公司拒绝。张超称，父亲的护照在抵达印尼时，就被德龙收走了，张广永最终未能见自己的父亲与妻子的最后一面。
今年7月28日，人在江苏的张超突然收到京唐的通知，告诉他父亲因糖尿病并发症抢救无效而过世的噩耗。他向京唐询问，“遗体在哪里、存放在哪个殡仪馆”，对方却始终不透露更多信息。
三个月后，京唐于10月27日又以书面通知张超，写道：“张广永在印尼因病去世已两个多月了......我司一直在垫付尸体保管费用至今，现因印尼警方多次要求火化遗体，而我司并无法律上的义务继续为你们垫付张广永昂贵的尸体保管费用。”
京唐要求家属在20天内前往印尼处理后事，并表示逾期公司将按照当地法律规定处理遗体火化的事宜。
这纸公文，对持续为寻找父亲遗体奔走的张超而言，宛如晴天霹雳。过去这三个月，他从公安局到政府单位四处寻求帮助，却始终求助无援。
“要我们20天之内前往印尼处理，但我们要订航班、办护照、等绿码（中国电子通行证），到印尼后还得完成5天隔离，根本无法短时间做到，”张超着急地说，“这等于是在为难我们。”
张超不愿意就此让父亲的遗体被火化——他希望透过尸检，了解父亲真正死因为何。“说我爸爸糖尿病抢救无效死亡，我根本不相信。”张超说，7月11日时父子俩通过电话，当时他还很正常，而张广永在出发前也做过体检，身体也都很健康。他决定自己开始调查。
张超四处向父亲的同事打听，得知张广永在7月24日因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并在隔天被检测出新冠肺炎确诊。他后来找到父亲当初入住的医院电话，顺利联系上其主治医师，才终于得到新冠确诊的证明书。
德国之声多次致电张广永所属的京唐公司、并寄发邮件，但至截稿前并未得到任何回应。在确认父亲感染新冠肺炎后，张超有了另一个疑惑。他指出，父亲的工地执行的是半封闭式的管控，中国工人被禁止离开园区，但当地印尼人则能正常上下班。“因此，我们认为他不是病亡，是工亡。他在工地内工作，被人传染新冠，怎么能算病亡？”
张超向京唐指出，父亲应是新冠死亡。但对方不承认，要求他把医院提供的死亡证明拿去给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做公证。联络上使馆，对方要求他先出示父亲的护照，但他的护照却仍被德龙扣着。
“他们提的都是我办不到的事情，”张超无奈地说。
走不出的工业园区
生前长达一年半无法回家、逝世他乡的张广永，只是众多滞留在印尼的中国工人中的其中一个不幸案例。根据印尼人力部统计，2020年在印尼的中国工人有35,781名，但多名工人向德国之声表示，许多人没有取得正式工作签证，他们入境时由公司协助取得不能合法工作的旅游签，因此在印尼的中国劳工可能比官方统计的还要更多。
长期关注中国劳工的劳权团体指出，这在印尼是普遍现象，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向德国之声表示：“我接触超过一百个在印尼的中国工人，他们用的都是非法签证；而光是在德龙，就有约一万名中国工人。”
根据东南苏拉威西省政府资料，2021年当地最低薪资为每月约194美元；而张超表示，父亲工作一日的所得就有人民币350元（约55美元）。相当于对公司来说，中国工人工作四天所需的成本，印尼工人可以工作一个月。
即便如此，比起当地劳工，中资企业似乎还是更愿意雇用中国劳工。李强指出：“虽然当地劳工工资较低，但他们可以组织罢工、且因受当地法律保护，享有各种福利。相较之下，中国劳工乍看工资相对高，但他们的劳动强度可以更大，也较好管控。”
护照遭扣押、没有合法身份，再加上公司的严格管控，许多中国工人就这样被困在距离首都雅加达近1,800公里的苏拉威西，就连要踏出工业园区，也需要领导批准的书面字条——据工人所说，公司内部以防堵新冠疫情为由，基本上已经不准工人出去。
同样在德龙工业园二期项目打工的郑玉荣（化名）也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家了。51岁的他于去年10月在一间外包商的引介下来到德龙镍业的二期项目工作，他的护照也在入境时就被公司扣押，至今仍拿不回来。
“合同约定的6个月工期已结束5个月了，没给一份收入，连生活费也没有，最多就给点饭钱去食堂，”郑玉荣气愤地向德国之声说，“我尝试拿回护照也试了快半年了，但保安配着枪站在园区里，最后你连领导办公室的门都进不了。”
另一名匿名工人则透过文字信息表示，外包商原本答应要给他每个月2,100美元的工资，到了印尼后却变成1,600美元。他说，本想着“一带一路”项目有保障，最后却是“被骗了过来”。
10月18日，一名约莫25岁的中国工人被发现在苏拉威西一处码头工地附近死亡。印尼《罗盘报》报导，在现场勘验的警察表示，从绳结的角度来看，该名工人是上吊轻生而死的。提到这则新闻，郑玉荣在电话另一端叹了口气说：“他也是德龙的工人。这里面啊，有哭的、有疯的、有自杀的，什么人都有——真的是说不出的千辛万苦。”
清零政策下的牺牲者
郑玉荣并非首次赴印尼打工，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他也曾经在印尼工作。他说：“当时很顺利，合同上说工期6个月，6个月到了就回国了，没料到这次会这样。”
事实上，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印尼的中国企业也面临困境：中国工人不愿意来了，而且在印尼失业率因疫情攀升的情况下，当地人也对中国企业雇用自家蓝领劳工感到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