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评工分时遭受极大羞辱，再加上牛棚实在无法居住，我只好回到太原。当时的想法是：老子不回去了，反正你们不需要我，我也不指望你们那点可怜的工分。
记得刚下乡的时候，田锁柱见人就说他父亲是开火车的，把农民们羡慕得够呛。有人问他：“你爹能挣多少钱？”他回答说：“每个月八九十块。”周围的农民惊讶地说：“这么多钱可怎么花呀！”
有人又问我父亲挣多少钱，我怕吓着他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当时我父母的月工资合起来190多元，而许多农民全家人一年干到头，最多也只能分几十块钱，大多数农家入不敷出，常年都是欠款户。我插队的地方位于太原盆地，七七事变前非常富裕，村子里高墙大院很多，还有四五层的楼房。但是在我下乡以后，许多人都杳无音讯，留下来的农民，却要靠挖祖坟里的阴砖来盖房子。阴砖贴在外面，里面都是土坯。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太原以后，红卫兵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他们在“斗倒党内走资派”以后，又把矛头指向“牛鬼蛇神”，包括“五类分子”和统战对象。当年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说统一战线是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后来才知道，这东西需要的时候就高高举起，不需要的时候则弃如敝履。
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我父亲的口粮全是精米精面，而且每个月还有八张优待卷，全家人可以到政协小吃部大快朵颐。前不久与著名右派梁园东先生的孙女聊起此事，她也印象深刻。没想到困难时期刚过，政治气候就一天比一天紧张，直到“史无前例”从天而降。
那天中午我在家里睡觉，被尿憋醒以后急忙往卫生间跑。突然听到客厅里有人喊：“别让他跑了！”当时我也顾不得搭理他们，等到从卫生间出来以后，才看到客厅里坐着五六个红卫兵。我虽然知道来者不善，但还是问了一句：“你们来我家有什么事情？”他们不仅蛮横地拒绝回答，还警告我老实点儿。无奈之下，我只好返回自己的房间，不敢轻举妄动。
我感觉肯定是父亲出事了，所以唯一的希望是小妹能够早点回来。当时小妹刚上三年级，她放学回家以后也吓得够呛。我把她叫进里屋略加安抚，又悄悄地对她说，你去找一找爸爸。过了一会儿她回来说：爸爸没有找到，但院里有好几家被抄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被扔了一地。我从她的描述中分析，咱家没有被抄，说明父亲不是批斗的重点对象。然而即便如此，也是凶多吉少。
一个来小时以后，红卫兵终于撤了，我赶紧跑出去打探情况。听人说天主堂正在批斗“牛鬼蛇神”，我便向那里跑去。这时已经是五点左右，解放路上被看热闹的和提前下班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挤到天主堂附近，只能听到大喇叭里的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却不知道被批斗的是些什么人。一会儿大卡车押着批斗对象游街示众，因为人多，我只能看到卡车的一面。当时的心情极为复杂：既想看看车上有没有父亲，又害怕看到父亲被游斗的惨况。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上午，父亲正在开会，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叫了出去，随即带到民主党派的一个会议室里。他进去以后，看到红卫兵手持钢丝鞭，对面是几十个面如土灰的熟人，其中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父亲进去以后，红卫兵让大家互相揭发，立功赎罪，于是有人便揭发他是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没想到此人反而被暴打一顿。后来我才知道，天主堂批斗大会结束以后，父亲没有被拉出去游街示众。
红卫兵冲击政协大院以后，通知各单位去天主堂认领自己的人。参事室因为是省政府的直属机构，所以最早把参事们认领回去，随即释放回家。但是政协和民主党派却迟迟没有行动。又过了一两天，这些人才被押回省政协大院，全部关在大礼堂二层楼上的小黑屋里。20多天以后，处理方案才下来，其中绝大多数人被押回老家，只有个别人留了下来，其中就有我的父亲。
对于这个过程，我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与父亲是省政协的笔杆子有关。自从1949年以后，省政协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要依靠我的父亲。另外，他虽然是14级干部，却能在困难时期享受特殊待遇；这次抄家能够得以幸免，可能也与此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那次红卫兵到省政协造反，幕后操纵者是统战部门。也就是说，奉旨造反是早期红卫兵的共同特征。后来才知道，冲击省政协的是太原十中的高干子弟，否则他们不可能对统战对象了如指掌。相比之下，母亲单位的造反派就只知道蛮干。
母亲在三桥街小学任教，因为父亲的缘故，她自然成为运动的对象。好在小学生还不懂事，老师们也杀气不足，她还勉强能够撑得过去。但是在一墙之隔的十中红卫兵冲击省政协以后，学校的造反派便跑来抄家。他们以为我家肯定有金银财宝或委任状之类的罪证，没想到却一无所获。尴尬之余，他们看到床底下有两只箱子，便要打开看个究竟。
那两只箱子是我的四姥爷退休以后，因为租住的房子太小，寄放到我家的。我们解释以后，他们不信，于是我只好跑到五龙口把四姥爷接来。箱子打开以后，里面果然有四姥娘结婚时的首饰。面对这种情况，造反派无法处理，便只好在箱子上贴上封条，继续放到原处。
没有多久，政协也成立造反组织，刚调来的电工和烧锅炉的临时工都成了组织的骨干，正所谓黄钟毁弃，瓦釜轰鸣。于是他们发布公告，责令我父亲搬出高级宿舍，并扣发原来的工资，按家里人头发放生活费。我因为已经成年，没有被算进去。至于我的父亲，则被勒令去烧锅炉。当时父亲已经年近60，看到他拉煤烧锅炉的身影，我虽然心痛万分，却无能为力。过了几天，表哥从上兰村来到我家，所以我们两用父亲拉煤的小平车，把全部家当从东缉虎营的“高级宿舍”搬到东二道巷省政协“普通宿舍”。
我原来以为回家可以避难，不料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于是，我只好灰溜溜地返回清徐县徐沟公社西楚王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牛棚，咬紧牙关，继续过那看不到头的非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