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
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
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
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1973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
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
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
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抓了四人帮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从北京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
但事实是，1973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