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上海“女研究生被拐案”曾轰动全社会。深入调查并揭开此案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武勤英。
据报道，上海某名牌大学的女研究生，因为要写毕业论文，去各个地方做社会调查。
这位女研究生去郑州后接着就被拐卖了。当时，这位女研究生以248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弓腰驼背的中年农民。
当天晚上，女研究生就被迫和农民结婚。全村人都来闹洞房，农民蛮力摁着她想要施暴，她拼死抵抗，嘶喊尖叫。
第二天，她就被扔进了小黑屋。次日晚，五花大绑绑着，被抬到床上。尽管她她苦苦哀求，但农民听都不听：“买你来就是要上床的。”强行与她发生了关系。
她开始绝食，但完全无效，没有人在乎她的反抗，每天晚上照样蹂躏她。
文章说，没有人权，没有道理，没有规则，甚至没有法律。有的只是“买你来就是生儿子的”。被拐卖到大山的女人，最后的结局是，如果不生出一个儿子来，就永远别想离开小黑屋。
据报道，武勤英查看了郓城县公安局1988年《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一位怀孕7个月的外地妇女来菏泽看牡丹花会，被犯罪分子骗卖。因不同意与买主同居，而被买主兄弟数人扒光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
郭屯镇傅宦屯村傅东良，男30岁，以800元钱买一11岁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奸淫半年之久。”
由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杀人、伤害、强奸等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杨庄集乡程屯村一男青年将买来不从逼婚的‘媳妇’连砍7刀，造成重伤。”
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被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一38岁妇女被拐卖到郓城后，半年时间被倒卖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多年后，武勤英撰写了《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采访《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的回忆。
以下是文章全文：
对于记者来说，一般都不爱重复自己。
前面总会有层出不穷的新闻，去召唤着他们去面对流动着的色彩斑斓的世界。这种职业习惯，恰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每一次发现都出乎意料，每一个脚步都令人骄傲，每一次微笑都是新感觉，每一次流泪也都是头一遭……。要不是出版社的同志督促得紧，也许，连自己也懒得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了。
掐指算来，自己对女研究生被拐卖一事的采访，已过去了10年，有很多细节，确实已渐渐淡忘了。但不知怎么搞的，也许因为写过这么一篇在全国曾经引起过轰动的报道，每当自己沧桑感上来的时候，每当自己感到江郎才尽的时候，或者干脆想自甘平庸——把自己比做街上的大白菜论堆撮的时候，都因在时过境迁之时，这件事的重新被人提及而觉得浑身一激灵。
来实习的大学生小高曾问过我：老师，女研究生被拐卖的事件是你写的吧?这是他在主动帮我抱着那厚厚的一摞从资料室借来的报纸时边走边问的。我想，我写这篇文章时他也就10来岁啊。
在一次河南省文史专家来京开会、大家在餐桌上议论起当前的骗术时，又举出《光明日报》曾发表过的这篇文章。一位老专家说那是位女大学生，另一位立即纠正道，不，是女研究生。他们记得清楚得很哩。
山东的一位青年同志来电说，老师讲课的教材，就收进去这篇文章。他告诉老师，认识这位作者，老师遂写下了“直言勤奋英才”几个字。
前不久，报社的一位后起之秀、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传亚同志更是兴冲冲地告诉我，他买了一本茅于轼的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其中有三、四页是引用的1988年9月3日本报发表的《沉重的思考》那篇文章。当然，这位著名学者的分析比起10年前的我的那篇“急就章”更深刻得多了，对于“曾经引起过不小的社会反响”的这件事，他提出了新的独到见解。我欣慰地看到，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坦诚批评。茅文中说：“‘为什么她不依靠法律来解救自己呢?’对问题的这种分析等于说‘刘少奇之所以被迫害致死，是因为他不懂得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一样地不着边际。所有的舆论中，竟没有一篇是从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分析的，当然更谈不上从这个典型案例中进一步发掘我国普遍存在的漠视人权的现象了。在我国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以为人权问题就是政治犯的待遇问题，从不认为基本人权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处境。”我喜欢这种富有生机的挑战。
时隔10年，还有人记得《光明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并且对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他给我的震撼和启示超过我自己写的任何一篇文章所带来的收获。
二
有一位日本记者说：如果一生中能采到三个独家新闻，就是大记者，不叫独家新闻叫它“大新闻”也可以。一条消息轰动舆论，举世注目，这样的消息即使写上一条，也遂了记者的平生之愿。
新闻记者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似乎体内有一种冲动，记者是猎手，他像猎人一样，随时准备瞄准猎物。
我采访女研究生被拐卖一事，其实很偶然。
1988年，我在机动记者部当记者。当时，我有机会跟着老主任张天来同志多次下去采访，老一代新闻工作者那种不放过任何一个新闻采访线索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来同志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是公认的名记者。我觉得人只要肯下功夫，就会有成绩。慢慢地，我受天来同志的感染，对写人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报道任务不重的时候，我总爱到阅览室翻阅一些报纸杂志，想从中找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题材。
有一天，在翻阅1988年6月7日《河南日报》的时候，该报右下方一块比豆腐干大不了多少的短文引起了我的注意。说的是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李敏已经于6月6日在郑州落网。
当我做为一名普通读者看完这篇不到300字的文章以后，觉得很不过瘾。我甚至有些责怪自己的同行，为什么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更清楚一些呢?比如说女研究生为什么被骗?这个小骗子又是何许人也?当时，我只想到我们《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的报纸，应该为女研究生遭受的不幸站出来说几句话，至少应该把同行没说清楚的事情了解清楚。于是，我向当时的部门负责人李树喜同志表达了这一意愿，他很支持我前去采访。
当时，我心里也没谱，两眼一摸黑，到那该找谁去?根据《河南日报》仅有的一点线索，我打了多个电话询问，才知道小骗子李敏是被郑州市火车站公安局抓获的，现正在那里关押。事不宜迟，我立即到火车站买了张没有对号的车票直赴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