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资深的小学老师，在不大的南通小教界，颇有影响。对于如何培养、引导学生，自有她一套因材施教的独特方法，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我1950年出生于上海。6个月时，父亲解放前的一桩“棉纱”案，遇时局更迭，草草了结，被公安抓走半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俩匆匆回到南通。由于抓捕现场受了过度惊吓后，我自小落下孱弱胆小、记忆力特差、不愿与人交流的病根。1955年我5岁，“肃反运动”中，父亲因在上海为谋生曾经“参加国民党”，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审查时“畏罪自杀”。叠加因素，使我的病根加重，出现了类似现在说的“自闭症”。母亲以一个教师的职业判断，认为若不趁早让我溶于社会，由老师因势利导教育，拖久后极易脑心障碍，影响一生。因此她决定，让我早一年上学。于是1956年暑假后（是年我刚满6周岁），母亲与学校打了招呼，让我进入了北浩小学。之后的事实证明，母亲当年的分析与决定是正确的。
北浩小学
北浩小学位于南通市育婴堂巷原12号。一年级时，当时我家还租住在环西路的朱家，走路也就十分钟路程。北浩小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大。学校有南北两个施教区域。南区是个四合院，朝南有四间平房，一、二年级各两个班；朝北是教师宿舍及办公室；北区是一座两层楼，上下层各四间。楼下是三、四年级各两个班，楼上是五、六级各两个班。在南北施教区之间，是大大的操场。操场围墙边长着一排杨柳树，学生们踢球，偶尔会将球踢出校外，常有一些胆大的学生，蹭地爬上了树，翻出墙外捡球。
北区的两层教学楼的后面有个小操场，那里有一间音乐教室，一架风琴，老师总能弹出动听的歌曲，音乐课，似乎是学生们最自由的时光。另外，小操场还有一间劳动工具房，里面放的是扫帚、铁锹、铲子什么的，黑咕隆咚、脏兮兮的，经过时能闻到一股臭味，我总掩鼻而过。小操场设有2张水泥板的露天乒乓球台。最西头是厕所，男厕在外，女厕在里。到了下课时，楼上楼下学生们一窝蜂冲向小操场，为的是能抢到乒乓球台，占上一个位置。当然还有不少，是憋不住了去上厕所的。
一年级时的情景，我现在记得很少。那时我比同学们小一岁，加上原本就矮小瘦弱，那显得就更小了。我长期窝在家里胆儿小，进了学校怕与老师同学们交流。因此，老师与同学喊我时，都爱在我学名“王明”前面，加上一个“小”字，是亲热，还是蔑视？我不知道。有时连打上课铃的校工杨二爷爷，见了我也笑容可掬摸摸我的头说：“小王明你好呀”。随他们喊去吧，小是事实，我才不在乎什么大小呢，学习第一嘛。
学校到家两点一线，那时放学后也没啥作业，我要么看看书，要么就爱搬搬象棋子儿，宅在家里不串门。班上有一位李姓同学与我稍许有点来往。他住在朱家的南面，后窗紧挨朱家院子。他来我这儿主要是常与我下象棋。
进入了二年级后，我的“自闭症”好转，心智突然被打开，记忆力好了很多。渐渐爱说话，上课也能主动举手发言，回答老师提问题时，声音高了，学习成绩逐渐上升。班主任王湛老师、算术龚吉林老师，对我最为关心。小学毕业，我能考入市重点初中——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现名为崇儆中学，又名实验中学，下文简称三初中），她们功不可没。在北浩小学的六年，不仅治愈了我的“自闭症”，更是接受到启蒙教育，对一生影响重大。那些年，除了学习上课外，社会上各种运动此起彼伏，也影响到我们小学生，让我经历了一些课堂以外的事，从无字处读书，刻骨铭心，难以忘却。
一条“反动标语”
记得二年级下半学期的一天，平素和蔼可亲的班主任王湛老师，一脸严肃，陪同瘦高严峻、不苟言笑的陈坚校长来到教室，发给每位同学一张白纸，要求大家自然而快速地（不许刻意）写上“打倒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两行字，并签上姓名，写完后当场被两位老师收去。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过了一段时间，耳闻是有同学写“反动标语”，具体情况学生们并不清楚，没多久大家淡忘了，直至放暑假无人再提此事。
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家从环西路搬迁到育婴堂巷原8号，距离学校更近了，相隔4个门牌号，在家里就能听见操场上同学们的欢笑声。但我实在不喜欢住这儿。因为房子变小了，变矮了，一间房搁三张床，住5口人（那时弟弟5岁），室内空间太小。幸好有个二门堂，我看书写作业，大多在那儿。搬家完全是外婆的主张。母亲在东郊的催诗小学上班，每周周末才回来，星期天下午又去学校，聚少离多。外婆带我们姐弟仨生活，并掌管家庭开销。她认为朱家住房条件确实是好些，但房租高。而育婴堂巷8号虽差些，能省就省。将租房费省下来，贴到伙食上是正道。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不能太亏了。
暑假后我升到三年级，教室移到北区的二层楼，我们班在一楼的东首。开学第一天，王湛老师领进了一位徐姓新同学，高大个子，皮肤白晢，面带微笑。我起初跟他少有来往，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在班上最矮，坐第一排。与我玩的只有隔座的袁姓同学，我崇拜他是全市小学生短跑冠军；还有就是老邻居的李姓同学，我俩是棋友。而徐同学全班个子最高，坐在后排，我俩挨不上；二是那位徐同学，同学间传说他曾经写了“反动标语”，降级到我们班上的。这让我又记起了二年级时，陈校长让每位同学写那两行字，原来是为了查对笔迹，寻找“嫌疑犯”。虽然这都是传言，老师也没公开说什么，但我内心还是设防的。后来我与徐同学之间有了来往，而且一直相处很好，完全出于偶然。
一天放学后，我在二门堂里埋头看书，徐同学经过家门口，看见我后主动招呼，很羡慕地说：“你住这儿？离学校好近。”他告诉我，他家住在寺街，并邀请我以后去他家作客。这是我们之间的首次对话。言谈间，他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我觉得他不像是写“反动标语”的坏蛋，倒更像是我的大哥。有一天我真的应邀去了他家，开始了之后漫长几十年的交往，并陆续了解到不少关于他家的故事。我知道了，居然我们两家还沾亲带故。我的姑奶奶就嫁了他族亲堂叔，按辈分算，徐同学还长我一辈。
徐同学的父亲文质彬彬，因五十年代初与朋友办了一份报纸《同人报》，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徐同学的母亲颜如玉，气如兰，声如百灵鸟，性情极温柔，优雅贤淑。她是三初中的语文教师，并知道我父亲曾经是南通知名语文老师，并认识我的母亲。第一次见面，记得她温柔地摸我头说：“小王明，真像你爸爸，唉……。”不知她为何长叹一声，但我还是感动得心头一热。
徐家大院进门有棵高大的银杏树，郁郁葱葱，据说三百多年了。到了金秋季节，徐同学会约我采果子，我们用竹杆打，或干脆爬上树摘，总会有满满的收获。高兴了，我们就用启海腔学小贩吆喝卖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一分洋厘买八颗。”这么一个充满乐趣的大宅院，我一下子就爱上了，成了这儿的常客。在长期的接触中，我感到徐同学知识面广，思想深邃，品学兼优，与他结成好友。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了“反动标语”一事，他毫不隐瞒，如实向我讲述了当时情景。
徐同学大我一岁，他三年级我二年级时，同班有位龚姓同学，每每见到徐同学，总在背后骂他是“小右派”，这很伤徐同学的心。徐父被打成右派，本已造成了家庭悲剧，而现在还要在同学中备受歧视，犹如伤口洒盐，心口扎刀。所以，徐同学对龚同学恨了直咬牙。但是，徐同学心想，反抗会适得其反，更不能回去告诉父母，徒增他们的烦恼。于是，徐同学从开始敢怒到不敢言，继而忍气吞声，再后来就不屑一顾。心烦了，就唱当年流行的那首“我是黑孩子”的歌来安慰自己：“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乡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有一天下课时，龚同学不仅一个人，还领了几个同学，齐声骂徐同学“小右派，小右派”。面对如此嚣张的挑衅，徐同学终于忍无可忍，冲进厕所最里边，见没人，拣了地上的小瓦片，准备在墙上写“打倒龚××”。刚狠狠写了“打倒龚”三个字时，不料杨二爷爷来回摇上课铃了，徐同学赶紧扔了瓦片，溜进了教室。
过了没多久，“打倒龚”这三个字，被人发现并举报到校长室。也许是当时徐同学写字时，过于愤怒，用力过猛，加上地点在厕所最里面，墙面石灰长期受潮，所以，发现三个字时，“龚”字上半部的“龙”，石灰斑驳脱落，字迹模糊，仅依稀可见；而“龚”字下半部的“共”字，则较为清楚。这样，粗看似乎是“打倒共”，细看则还是“打倒龚”。陈坚校长带领好几位老师仔细辨认，凭她们多年的教育工作经验，大家都认为这不太像是“反动标语”，更像是学生之间的发泄行为。但是，在政治挂帅年代，谁都不敢作出最终决定，只好向公安局作了汇报。
出现场勘察的警员，首先认定这是学生所为，而且肯定是一条“反动标语”，性质严重。随后作了布置，从二年级向上，所有学生都对笔迹，一个不放过。徐同学很快被锁定了。当时徐同学的班主任是郑瑶年老师，她是南通革命烈士顾迅逸的夫人，不仅是有名望的好老师，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她与陈坚校长一道，对徐同学作了问话，了解了事情经过后，都认为龚同学侮辱人在先，徐同学发泄在后，徐同学做法欠妥，但没什么大错，更不是写“反动标语”，不能将这一冤案错定于仅9岁的孩子（徐同学也是6岁上学的，三年级时仅9岁）。而警员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单独将徐同学一个人带到现场，指着墙上，严厉审问道：“这三个字是你写的吗？”徐同学看了警员，毛骨悚然，老实地回道：“是的。”警员再审问道：“为什么要写？”徐同学如实回道：“我恨他。”于是，警员认为有了人证、物证、作案动机，且徐同学“供认不讳”，于此就此结案，将徐同学抓进了位于东郊的“教养院”（相当于现在的拘留所）。
北浩小学的陈坚校长、郑瑶年老师闻讯大为震惊。将无法确定三个字，想当然地定成了反动标语，并将9岁的小学生关进牢房，天下王法何在？她们的教师责职大于天，并没有放弃徐同学，坚持不懈的努力，向公安部门多次申诉，最终公安局再次另派警员仔细甄别，最终确定这是一起冤案，三个月后释放了徐同学。而后，家长让他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回到学校，插入我班。
徐同学没有因此颓废，仍旧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小学考初中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重点中学——南通中学，全班仅三人。我则考入了另一所重点初中——三初中。从此我与徐同学来往较少，各奔东西。虽分开较久，每次仍一见如故。他之后上了大学，也当了老师。如当年保护他的陈坚校长、郑瑶年老师一样，视培养保护每一位学生为己任。
在这一离奇的案件中，陈坚校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想不到有一天，陈校居然也成了“历史反革命”，事情是这样的：
又一个暑假过去，我顺利升到了四年级。依贯例，开学第一课是校长讲话。我发现这次讲话的，不是陈坚校长。她去哪儿了？不久，我发现她常蹲在北区小操场那间又臭又脏的工具房扎扫帚，又看见她在打扫厕所，这让我非常惊讶。那么一位仪态肃然，让学生感到敬畏的校长，怎么会遭此旁落？不过，自从陈校长扫厕所后，我明显感到厕所较之前干净亮堂许多，墙上刷上了白灰，少了臭味，蝇蛆不见。沿着厕所墙边，还种植了一些绿意盎然的花花草草。
有天早上，刚进校门，见陈校长低头站在大门口，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陈坚”。那陈坚的名字，还用红笔浓浓地打上了叉。我不由心里一酸，又一颤。心酸的是，那么受人尊敬爱戴的校长，一直教导我们要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怎么会是“反革命分子”？颤栗的是，父亲也参加过国民党，若不“畏罪自杀”，放至时下，是否也横遭此横罪？在我年少不谙世事的内心，已是有些不寒而栗了。
徐同学很多年后，多次与我回忆起陈坚校长。他说，陈校长是个大好人，当年若不是她与郑老师坚持申辩，那个冤案，对他的一生将是毁灭性的。因此，当陈校长落难后，徐同学主动地常去位于建设路的家中看望她。若干年后，陈校长被落实政策平反。徐同学念及陈校长终生未嫁，是孤寡老人，一直到照顾她起居，直至陈校长去世。
大食堂与大炼钢铁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要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于是，政府发文号召全民捐铁，大办公社食堂（那时城市居委会也改为公社了）。我们家将锅子、铲子、勺子，只要沾了铁星儿的，都捐给了居委会。吃大食堂、大炼钢铁成了我在三四年级时的难忘经历。
我家吃的食堂，位于育婴堂巷东巷首与寺街交界处，那儿有个“程香君疔疮诊所”。程医生让出了临街的房子，开办了食堂。食堂门口张贴的标语：“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尤其醒目，看了让人血脉偾张，共产主义似乎真的来了。
开办大食堂初期，“放开肚皮吃饭”喊得震天价响，政府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甚至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摆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处处是世界大同的热闹气氛。食堂门口有只喇叭，到了开饭时，就播放着亢奋的歌：“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我听了歌声，就知道开饭了，条件反射开始咽口水，直奔食堂而去。“大食堂”刚开办时，吃的是真好，大米饭、红烧肉、大白菜、豆腐汤，有荤有素。吃饭时，食堂的大方桌子摆上了四个菜，管吃管添，热气腾腾。男女老少，欢聚一堂，边吃边说说笑笑，比在家里吃得好多了。吃完饭碗筷一推，有炊事员奶奶洗涮，咱啥也不用管。
大食堂不能白吃呀，大人们吃饱喝足炼钢铁去了，我们学生们也不闲着，被组织起来除四害灭麻雀。北浩小学很多同学，根据政府统一的时间，在老师带领下，同时鸣放鞭炮，敲锣敲面盆，拿着绑了红布的竹竿，沿着大街小巷，边挥舞边叫喊。一时间城市杂音四起，树上麻雀吓得满天飞，直到耗尽体力而坠地死亡。场面之壮观，前所未有。这样闹腾，究竟能灭多少麻雀，我们不知道，就感到真好玩。老师读报纸，说有一天麻雀死了三万只，谁知真假。
除了参加“除四害”，我们也曾被老师带领，去炼钢工地参观，宣传鼓动，现场还举行了赛诗大擂台。炼钢工地设在南通中学操场。那儿只见一个个小高炉，炉火正旺。一位师傅头戴安全帽，满脸灰土，挥舞着拳头，激动地演讲：“我们日夜守候在高炉前，每天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就没干过。大家都没有回家，困了，就在炉子前眯一会；饿了，就吃食堂送来的包子。熊熊的炉火，照红了每个人的脸，炼红了我们的心。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今年钢产量要达到一千万吨，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让钢铁元帅升帐。”看了现场，听了演讲，我幼小的心，也被点燃，有一种满怀投身伟大事业的冲动感。那时候几乎人人都学了作诗，诗句都是以七字句为主的顺口溜。诗歌也要大跃进，每个地方每天写出了多少诗，与炼出了多少吨钢一样，都要上报。那天，在炼钢现场，我们学校六年级一位学生朗诵了一首诗：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为此这位同学获得诗歌擂台头等奖，奖品是一朵大红花。
大食堂、大炼钢铁，让我热血沸腾，却好景不长。不久我发现食堂里饭菜不够供应了。以前是敞开肚皮吃，现在是去晚了就吃不着。有几次，我依旧是听了：“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的歌声后才走向食堂，但迟到了，没饭也没菜。吃饭前开始有人抢位置，老人们抢不着，还大呼小叫。打饭时，给谁多了，给谁少了，给谁干了，给谁稀了，领导吃小灶了，炊事员偷着吃了……总之，为了吃，每天都有吵架的。有一天早晨，我肚子饿了咕咕叫，没等喇叭歌声响，就去了食堂。看见有一锅粥已熬好，却没人吃，另一锅粥还在熬，许多人排队在等。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怪。炊事员奶奶说：“早上一只猫偷吃粥，急吼吼地掉在锅里烫死了。”哦！原来如此，难怪不抢了。我饿，顾不了许多，一共吃了两大碗，打着饱嗝，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大食堂实在是撑不下去，只好宣布散伙。大炼钢铁，也因炼出来的铁疙瘩质量太次，成为废铁而停办。我们家，又重新买了铁锅、铲子、勺子等，升起了久违的炊烟。
大饥荒来了
六十年代初，我四五年级时，天灾加人祸，饥荒席卷大地，人们都笼罩在恐慌气氛里。因为有外婆的存在，一家人日子过得虽清贫，但心里很稳当。我没有失去父亲的那种艰难无助之感，也渐渐适应了没有父亲的日子。母亲住校，虽然每周仅见两天，但有外婆无微不至的关爱，我并不感到孤独。
外婆经过许多苦难，她对大饥荒嗤之以鼻，对我们说：“人到世上不是享福的，是来还债的。苦日子既然躲不了，我们就笑着过。”我听不懂其中的意思，但这句话还是记住了。
当时我尚年幼，除了常感到饥饿，对社会形势并不知情，偶有饿死人，或某地方有“人相食”的传闻，只是大人间口中相传而已。我虽未曾亲见路边饿殍，但的确看到，包括外婆在内，不少人由于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的，也常常看到街头巷尾，来自外地或乡下的乞讨难民。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路上见到一位白发老人，在垃圾箱中寻吃的，回家告诉了外婆，她从家里盛了一碗粥让我赶紧送去。看到老人感激的眼神，我很开心。那几年，虽然粮食已开始配给，买米除了货币，还得有粮票，我们家人也常吃不饱，但这一碗粥让我懂得了“与人为善”的内涵。
我们姐弟仨都在长身体阶段，外婆怕饿着我们，她总让我们先吃，最后吃些剩饭菜就打发了一顿。到了1961年，粮食供给越来越少，大家都吃不饱，开始有了粮荒的威胁。外婆想了许多办法，不让我们挨饿。她有时带我去菜市场，专拣那些黄烂的菜叶，只花几分钱，可以满载而归。外婆一手拎一个篮子，迈着小脚，踩着石子路，欢快回家。我有时也抢着拎，外婆说：“你长个子了，不能累坏的。”回家后，外婆将黄烂菜叶洗净煮上一大锅，没有豆油，就放便宜的腥气十足的羊子油，再放些许盐，能让我们吃个饱。除此之外，外婆还会让我们换换口味。寺街北濠河边上有几棵榆树，外婆让我陪她一起去采树叶。她用竹杆不停地敲树枝，那些青叶子就被打掉了下来，我在树下一片片捡起，不一会，能捡到一大袋子。外婆用清水将榆树叶洗干净，切碎撒上盐，用手搅拌，再撒些不多的面粉，然后捏成一个个榆树叶面团，放进笼格里蒸。不一会榆树叶清香四溢，嚼一口，有点涩，但尚能咽下，主要是可以填饱肚子。榆树叶子吃多了，屎拉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后来见了榆树叶不敢吃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胃里并不是锐利的痛感，而是那种慢慢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没了营养，人也麻木了，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了欲望。上音乐课，老师教那首“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两手指挥喊道：“齐唱，大声唱。”我真唱不动。想想还是大食堂日子好，那真是“共产主义”。
无论是烂菜叶子，还是榆树叶子面团，即便是这些不能被称之为食物的食物，外婆也很少能够吃到嘴里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仨孩子饿着。记得她一度小脚常浮肿，皮肤呈现出吓人的青紫色，手指按上去，立马是一个很久不会回复的凹坑。我那时真的不懂事，不知道外婆已经有病，肚子饿了实在熬不住，就会拉拉外婆说：“我饿，我饿。”
在大饥荒的少年时代，记忆中除了榆树叶的青涩味、羊子油的腥气味外，还有一个味，也是今生不能忘的。在姐弟仨中，外婆最宠我，偶尔也会对我有一点点偏心。每月姨妈会准时从外地寄伍元生活费给外婆，我只要听到邮递员在大门外叫：“沈琪芳，盖章”的喊声，就一溜小跑，迅速从外婆枕头下，熟练拿出那枚她的方型小图章，递给邮递员叔叔。然后再将盖了章的汇单，送到外婆手上。这是我最爱干的事。因为我知道，外婆又要给我打牙祭了。外婆拿了汇单后，会拉起我小手，去十字街邮局取钱。回家路过石桥头的烧饼店，她每次总会给我买一只甜烧饼。那个刚出炉的烧饼，又脆又酥又香又甜，百吃不厌，是我吃过的最美味食物，至今仍好这一口。
在我上小学时，那烧饼的香味，与榆树叶面团的青涩味，羊子油的腥气味三种味道，还有徐同学的冤案，陈坚校长胸前的牌子，大食堂大炼钢铁的场景，诸事种种，都记在心中，七十年来，从没忘过。
